鬼债

这是一个很奇离的故事，虽然伟再三强调这是一件真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这仅是一个故事，一个已经过去很久而永远都不会再发生的故事。

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讲这个故事时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了。伟学的是法律，他的工作地点是检察院，所以他讲的故事就是犯罪。伟办过很多案，犯罪的故事他一口气可以讲几天几夜，但唯独这个故事，他讲得很艰难，因为这个犯罪的故事与他有关。

伟是从他的不幸开始讲起的，他说这个故事本身与他的不幸有着很深的联系。对伟的不幸我是很多年前就听人说过，伟的父母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工薪阶层。伟原本应该有一个令许多小孩羡慕的家，但他的不幸来源于他的父亲——他父亲喜欢赌。伟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就因为赌博被人家拿刀捅死了。据说是父亲想赢点钱给伟凑学费，结果输红了眼与别人发生激烈的争执，被别人用刀活活捅死的。父亲死得不光彩，伟讲他的不幸没有更多地提及他父亲的死，是从他父亲死后讲起的。伟说：

我母亲打点完父亲的丧事后，泪还没有干就整天奔跑于三亲六戚之间——给我凑上大学的学费。结果钱没有凑到，倒收回一大把父亲生前借别人钱的借款单，那些人对母亲说：钱是没有借的，最多这些鬼债我们不再要你的儿子还。

直到离上学的最后期限还差一天，母亲都没有借到一分钱。我没有怨母亲，而是默默地收拾好衣服，打好背包，对母亲说：我要到南方去打工。母亲听后抱着我痛哭，哭后对我说：也只有这样了，谁叫你那不争气的父亲留下这么多的鬼债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母亲不知哪里去了，我知道她又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去做最后的努力去了。我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背着背包就走了。

如果我真的能够这样去到南方，那以后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讲到这里，伟的眼睛开始湿润，顿了一下接着讲：

当我在火车站正准备掏钱卖去南方的车票时，满脸风尘的母亲出现了，母亲把一扎用布包得严严的钱揣进我的怀里说：孩子，去读书吧，节约一点用，也许够你三年。

当时我心里那味啊，不知道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但高兴绝对是占据整个思绪的，毕竟我是那样渴望读书。没有过多理会这钱是母亲是怎么想法弄到手的，满脑子只是想像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样子。直到在大学里生活了一个月后，我才写信给母亲问钱的事。母亲回信说那是父亲以前存下的，并强调说父亲虽然好赌，但也考虑到了你读大学的学费。母亲同时还寄来了父亲临终的遗书，父亲除了忏悔以外，果真还说到他在某某银行存有两万块钱的事，并且说这两万都是向别人借的，以后要还给人家，借钱的人母亲知道等等。

遗书的笔迹同父亲的笔迹有几分相似，我当时想毕竟是父亲垂危时写的，一时也没有太多的在意。

三年来，因为钱的关系我从来都没有回过家，上课期间我认真地读书，专心地听老师讲每一个精彩的案例分析。放假期间我打短工、搞家教挣一点生活费。虽然过得艰辛，但我很知足，我深知这学上得不容易。毕业后，我因为成绩优秀而分到我们县检察院工作，故事的高潮也正是我参加工作以后。讲到这里，伟苦笑了一下，继续讲：

回到县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淡忘了那两万块钱的事。我也曾问过母亲有关两万元钱的问题，母亲说其实她也不知道父亲的鬼债是欠谁的。随着工作压力与日俱增，我彻底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大概是我在检察院工作刚满一年时，这两万块钱的事又开始在我脑中时而不时地闪动。第一次在我脑中闪动是我接手黄敬儒的案子那一天。黄敬儒是我母亲的厂长，他因涉嫌贪污而被调查，先前经过多次调查均无证据，最后院里就把任务给了我，院长说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说不定可以打开突破口。

因为办案的需要，我就回到厂里与母亲住在一起。那天在厂里办完案，晚上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母亲的手有一点发抖。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人老了呗！最后母亲还问了黄敬儒的案子怎样，末了还喃喃地说：黄敬儒是一个清官，他怎么会贪污，一定是搞错了。

黄敬儒当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厂长，在工人中的口碑还算不错，母亲的话可以代表全厂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所以我对她的话并没有多大在意。但我知道，任何一个贪官在没有暴光之前，在人民心中都可能是一个好官。

从那天开始，在办案过程中我脑中总会莫名奇妙地出现那两万元钱的事，并且老是想把它与黄敬儒的案件联系起来，甚至直接怀疑那两万元是不是黄敬儒给出的——黄敬儒知道我考上了政法学院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有好的直觉是当警官的先天素质之一，寻找有力的证据才是关键，我深深明白这一点。两周过后，案情没有多大进展，我唯一的收获就是发现母亲越来越恐慌，这一收获肯定了我的想法并不完全是没有可能。但我并没有从母亲入手，我了解母亲，如果那两万元真的与黄敬儒有关，她也一定会隐瞒下去的。让我担心的是：如果一旦我的推测成立，母亲在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还是从那查过千百遍的财务帐本上入手，我深信黄敬儒不会从私人口袋中掏两万元给母亲，如果他发善心那也一定是拿公家的钱。

钱走帐在，帐本上绝对会留下难以弥合的痕迹。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我终于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借款凭证，一张我父亲生前的借款凭证。借款人的笔记和我父亲的笔记很相似，但不是我父亲的，凭证的字迹是另外人模仿的，上面有黄敬儒的签名：此人已死，借款列入坏帐，由厂负担。帐面金额是两万元。

查到这里，我立即把厂里的人事档案搬来，找历年厂里逝世的工人，最后我发现，绝大部份死者都有一张数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的同我父亲一样的借款单，上面都有黄敬儒同样的签名：此人已死，借款列入坏帐，由厂负担。

黄敬儒是利用死人在贪污，可能他认为死人的口是最严的吧。

果真是名符其实的鬼债，人死都不得安宁，还背一个欠债的名。

黄敬儒被送进了监狱，他走的那天，我和母亲去看了他。我给黄敬儒磕了三个响头，黄敬儒像木头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说一句话，只有母亲流着老泪说：天啊，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案子结了，黄敬儒被判了八年。

最终我也把我亲爱的老五叔也送到了牢狱里面去了。老五叔是厂里的一个小会计员，以前和父亲感情特好，父亲那两万元的鬼债也是他一手操办的。父亲逝世后他就死死地缠住黄敬儒借钱，但黄敬儒根本就不理他，最后老五叔就给黄敬儒讲黄敬儒和主办会计弄鬼债的故事——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黄敬儒多次利用死人把公款揽入自己的腰包最终还是被老五叔闻到了一点风声。老五叔威胁黄敬儒说：别以为你搞的事我一点也不清楚，哪里还没有不透风的墙？黄敬儒听后傻眼了，也就给了老五叔一个面子，最终给了我读大学的机会。

伟讲完的时候，显得特别平静，倒是我心里起伏万千。

我问伟，你咋就讲得这样平静呢？

伟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民警察。

我问，老五叔被判了几年！

伟说，一年。

我问，老五叔家里还有其他人吗？你讲故事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

伟说，以前他是一个人，刑满后他就多了一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