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下的罪恶(上)

我和李宝兴警长去工地现场作勘查。

工地主管刘树德看见我们的车开到了工地，便朝我们跑过。没等我们下车，他就指着那几个工人和滚筒下的尸体让我们看；接着，又领我和李宝兴到拌和机旁，喋喋不休地说：“警长先生，这绝对不是一起事故。”我向那天五个工人点点头，可他们只是从黄色塑料安全帽下战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他们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某种指令，他们脸上我看不到任何惊讶的神情。

尸体就躺在混凝土拌和机的滚筒下。五个建筑工人围在拌和机旁。

我问道：“你们中可有人看见事情怎么发生的吗？”

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别处。

“是我给您打的电话，”工地主管刘树德说，“您知道，这事看上去象事故。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指着一座楼房骨架的第五层说：“一定有人当胸推了他一把。”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他朝我和李宝兴挥了挥手，示意跟他走。临走时，他大声训斥那几个工人：“别闲站着，都给我干活去，现在这里是警察的事了。”

李宝兴通过无线电步话器向警员们就必要的现场勘查作了指示。

拌和机滚筒下躺着死者——工头于阿根，好像睡着了一样。

工地刘主管在前带路，我们开始爬五楼。台阶上尽是些瓦砾、碎石块和不慎拨翻的沥青，我踩上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粘了一鞋底。尽管大部分房间内部已经用灰泥抹过了，窗子却还没有安装。爬五楼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工地主管的速度真把我和李宝兴累得喘不过气来。上到五楼后，我先歇了一会儿，喘了口气，随工地刘主管上了脚手架。

这是一个普通的用轻金属搭的脚手架。在最高楼层，也就是五层楼的外面，围绕着脚手架有一个带黄色塑料套子的钢丝网。

我问，“这个钢丝网有什么用？通常都装这种网吗？”

“不，但自从四年前一个混凝土浇工从这里摔下去以后，老板规定，施工楼层四周都必须附加地拉起这种网，可以说是作为双重保险。安装这种钢丝网有点麻烦，它的确使工人们安全了不少。”

网上有个洞？我走近些，仔细地察看。

“网是被人用钢丝剪剪破了。是故意的，所以我给您打电话。”

刘树德说，“我不相信这是事故。这里缺了一根斜撑，被人拧下来了，也是故意的。这样网后面的第二重保险也没了。”

毫无疑问，那张一米五的钢丝网上有一处是被剪破了。那个工头从这里摔下去，使一根钢丝的末端向外翘起。我朝下望去，尸体已经运走了。我把那根头向外翘起的钢丝拉过来，钢丝上有三处结着黄色的细绳，这样的伪装完全可以瞒过粗心大意人的眼睛。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刚好从工棚办公室出来，听到一声可怕的叫声，接着是啪的一声撞击声，然后我看见有一个人，我指的是阿根，躺在滚筒下。我向上望去——可能是下意识的，我看见那根钢丝的一头晃动着。我呆立在那里，脚下好像生了根似的。我看见有人在脚手架上奔跑，我想，可是阿三。他在上面双手乱挥着，叫喊着。可我什么也没听懂。后来，我走到拌和机旁，这才看清，是阿根。”刘树德说。我取下还挂在钢丝上的一小段黄色的细绳，然后我们慢慢地走下台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发生的的确不是一起普通的工伤事故，这背后隐藏了很多。但是我还是试着不想“谋杀”这个词。这里发生了什么？一个工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从还只是个骨架的大楼第五层。

工地刘主管报了警，为什么偏偏要报警呢？每年都有几十万起工伤事故发生，是致命的，也没见有人通知警方啊！这回工地刘主管报了警，就因为那张被剪破的钢丝网？

“您是否知道？”我们重新回到工地后，我问刘树德，“昨天这根钢丝是不是还好好的？”

“不，我不知道。几乎没有人去检查这张网。如果要再向上盖新一层楼，这张网自然也要向上移，就该检查了。如果网坏了，就换张新的上去。”刘树德说。

“这张网有可能几天前就被剪破了，是吗？”我跟着刘树德走进工地办公室。

他请我坐下，说：“是的，可能几天前就剪破了，至少在五天前，因为五天前这张网从四楼升到了五楼。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我问道。

他显然被我这个为什么问蒙了。“我不知道，”他说，“我是说，我的感觉告诉我的。咳，叫我怎么说呢？我就是知道不可能，凭经验，您理解吗？一个人干建筑这一行很久了，如果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他自然会咸觉到，您理解吗……我是说……”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回答。

我问：“死者结婚了吗？您了解阿根多少情况？”

“他结婚才半年。我不认识他妻子，只是见过。对了，我们的老板，胡林工程师现在亲自去他家，通知他妻子阿根的死讯了。”刘树德说。

“您认为，一定是有人把阿根推下脚手架的，他不可能是自个儿摔下来的。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呀。”我问。

刘树德摘下他的安全帽。现在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大约三十五岁左右。在窄橱里找了会儿东西后，转过身来。

“阿根在这里干了很久了吗？”我问。

“您是指在这个公司？噢，您当然指的是这个。18年前，他就在建筑公司当学徒了，那时我还没来呢……可是……我可没说他一定是被人从脚手架上推下去的。这事当然可能是起事故。只是钢丝被剪断了，您知道，很难令人相信只是一起事故了。”

“是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事的确可能是起事故。但是，某个人一定希望有人从这个地方摔下去。那根钢丝是被故意剪断的。”

刘主管点头称是。

“但是。”我继续说，“剪断钢丝是不是直接针对工头，这多无从知道。阿根完全有可能是偶然靠在这上面的，当他意识到钢丝松动时，已经把握不住重心了。你刚才不是提到缺了根斜撑吗！或者他确实是被人推下去的？”

刘树德的目光避开我，转向窗外。他有点烦躁，手里翻弄着一把直尺。“当然，可能是这样。可我觉得，这是直接针对阿根的。”

“为什么？”我问道。

“他是个……哎，阿根是个欺压善良人的家伙，经常利用职权刁难工人，自已则是个废物。这您以后会听说的。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至于有人要杀他，顶多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狠狠地揍他一顿。”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如果是这样的话，杀人就另有原因……请把当时在场工人的名单给我，我指的是死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时在场的工人。”

“只有墙壁粉刷队的五个工人在场，要我把他们都找来吗？”

“那就麻烦您了……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办公室吗？或者您还有其他备用的房间？”

“您就用我的办公室好了。如果电话铃响，那您别接。”

刘树德走了以后，我从他的窄橱里取出一把钢丝剪，这剪子是他刚才在橱里找东西时，我看见的。我向窗外的李宝兴招招手，把剪子递给他。一刻钟时间，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两次。第一次我没去接，可约摸五钟后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拿起了听筒，脱口而出：“喂，这里是刘树德。”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听声音她相当年轻：“货车在哪儿？真他妈的不像话，如果车子今晚还不到……”

“我不是刘树德。”我插话说，“您说什么？……您是哪位……”接着对方把电话挂了。

几分钟之后，工地主管回来了。他向我招了招手，门外站着粉刷队的五个工人。

“谢谢，”我说，“呆会儿我再顺便到工头的办公室去看看。”我找了个座坐下，然后叫第一个工人进来。后来我才想起忘了跟刘树德说电话的事。胡林工程师回来了，他想跟我谈谈。我敷衍地答应过一会儿再和他谈。阿三是我讯问的第一个工人，他并不坐下，而是站在我面前，眼睛盯着脚尖。一开始，阿三对我的提问唯一的反应是说“太可怕了。”后来，我终于劝服他坐下，渐渐地他变得健谈了。

阿三告诉我，当时他和其他几个工人在五楼用灰泥涂抹墙壁。他们领的是计件工资，按每平方米计件。他们都拼命干，才能挣那点可怜的工资。“是的，当时我们听到一声嘶叫。

我对方玉兴说：有人叫得像被烙铁烫了似的。方玉兴说：听上去像有东西掉下去函了。我们是在楼房正面最外侧的房间里干活。

方玉兴接着又说：我去瞧瞧怎么回事。可其他几个人说：算了吧，这只会浪费时间。可是我还是去了，在楼的另一头，我突然瞧见了那根翘起的剪断钢丝。

我已经想到，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了……”

“接着您看见刘树德先生在下面工地上，是吗？”我问他。

“那个刘树德，对，我看见他了，他跑进了工棚办公室，很匆忙的样子。事发前不久，他曾上来过一会儿，指责我们耗费了太多的灰浆，说拉来的那车货该足够用上一天的……老一套了，要节省。也无怪乎他那样，那车货刚运到，就给泼翻了……然后，我就看见阿根躺在那机器上，接着刘树德又从工棚里跑了出来，两只手乱挥，大声叫喊，可我什么也听不懂。后来，他看见我了，又大声说了些什么。我叫来一起干活的那几个人，我们下了楼，不久，您就开着车来了，还有您的同事……”

“那是几点钟？”我问他，“您能记起当您跑上脚手架时是几点吗？”

“几点？我记得，很确切。刚好10点，我们正对面是教堂顶楼的大钟，我们经常去看时间。我跑上脚手架时，大钟敲响了，正好10下。”

我不知道该再问些什么，于是就打发他走了。11点缺5分，我们接到了刘树德的电话。据刘树德说，是他给警方打的电话。可是阿三11点时看见刘树德跑进了工棚。后来才出来，11点之后，那么刘树德在此之前肯定已经到过工棚了。他的电话是11点缺5分打来的，这是绝对肯定的，而且工地工棚里只有一架电话。

尽管胡林工程师在工棚前极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还是先让方玉兴进来。他证实了阿三对我说的那些话，即嘶叫声和工头的坠楼。“阿根是个欺压刁难工人的工头。”方玉兴说，“不过我们会去参加他的葬礼的，我们该去。”我又打发他出去，我没有获得任何新的情况，对另外三个工人的讯问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他们也证实了阿根是个欺压善良人的家伙。从这五个人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高兴，不，他们是在为欺压刁难他们的人的死而伤心难过呢。

我正打算离开办公室，突然某些证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重新坐下，翻看讯问记录。阿三的证词是：他看见刘树德跑进工棚，几分钟后跑出来，又是叫喊又是打手势。在阿根摔死后，刘树德跑进了工棚。阿三还说，刘树德跑出棚屋时，他已经站在脚手架上了。而刘树德的证词是：他在下面拌和机上发现已经断气的阿根时，阿三刚刚跑上脚手架。他还说，他一听到嘶叫声，就从工棚里冲出来。阿三也听到了叫声，他和方玉兴还听见“啪嗒”的碰撞声。接着阿三跑上脚手架，在那里看见刘树德跑进了工棚。然后阿三跑遍了脚手架，还发现了钢丝网上向外翘起的一段钢丝。接着他看了钟，是11点，钟还敲了点。然后，当阿三站在上面时，刘树德从工棚里冲出来，大喊大叫。有一个人的证明是假的。

我走出办公室，李宝兴已经做完了所有必要的勘查工作。他问我：“发现了什么？”我耸耸肩，打算以后在局里再和他谈我在证词中发现的矛盾之处。于是，我去看了胡林工程师，他只是一个劲地为碰到的麻烦而大发牢骚。

四年里，他公司的工地上出了两条人命。他告诉我，他已经通知了夫人她丈夫的死讯。她既没有叫喊，也没有晕倒，只是问，她丈夫现在在哪儿。她只是让他这么站着，自已却走了出去。她没有加穿外套，就跟在室内一样，只着一条短裙，一件很薄的衬衫。他跟着她，问是否允许他陪着她，她却坚决地拒绝了。

我从胡林工程师那里得知，工地主管一个月净工资为2000元人民币，工头为1600元人民币。另外，两人还有什么效率奖。他说，这是很平常的，奖勤罚懒嘛。我又能得知，工地晚上没人看守。以前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工人们早晨上班会在快完工的建筑里遇到流浪汉和一对对情人。于是，工人们得把这些人赶走。傍晚下班后，也常有附近居民区的孩子们到建筑物里玩闹。胡林工程师认为，雇佣一个夜间看守，不值得，何况如今人员要精简，更是犯不着，工棚和机器又都关闭得好好的。

昨晚，刘树德在工地上守了几个小时，可这并非好事。早晨他需要的是一个睡眠充足的工地主管，而不是个瞌睡虫。胡林工程师显得很激动，不停地看他的手表从他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打听到了。我和李宝兴又一次走进那幢内外尚未装修的骨架建筑。这楼有有两个进口，夜里都是敞开的，即一扇正门，是通向大街的，还有楼背后的一扇地窖门，工棚办公室也在楼背后。

我和李宝兴再次登上五层楼，在上面穿过所有的房间。我讯问过的那五个工人正在粉刷墙壁，他们装着没看见我们，可暗暗地却在观察我们。外面脚手架旁那根被剪断的钢丝已和它旁边的钢丝拧在一块儿了。工头坠楼的地方正对着一扇窗，窗还没有砌到窗腰，人可以从房间里跨过窗子到脚手架上去。离窗子五米左右是楼梯间。我慢慢腾腾地穿过最高楼层，突然发现在通向楼梯间的一个房间里，有一根两米长的管子竖在一个没有粉刷过的角落里。为什么我第一次查看时没有发现它呢？我拿起管子，是根轻金属管，只用一只手就很容易，甚至只用两个指头就可使它处于平衡状态。我们重新回到了下面的工地，顺便把管子也带了下来。我找到刘树德，问他是否认识这根管子。他先有点发蒙，后来回答说，这可能就是那根丢失的斜撑，不过他还不能很确定。

我请他把管子放在办公室保管。他于是才确认：“对，是那根丢了的斜撑。当然所有的斜撑都一个样，可整个脚手架上只丢了一根啊！”

我和李宝兴开车回到局里。说：“我们该把那根棍儿，我是说那根管子带回来，也许可以在上面发现指纹。”

“胡扯！”我否定了他，“那根管子脏得很，上面全是灰尘。”

验尸报告已经放在我的写字台上了。工头毫无疑问死于坠楼。除了身上的很多伤痕外，他摔断了脖子。李宝兴在打字机上打下了我们调查的结果。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又把所有记录通看了一遍，内容少得可怜。要证实建筑工地上的一起谋杀，就如同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一样困难。有人拆掉了斜撑、剪断了钢丝，于是工头摔死了。钢丝是被故意剪断的，或许斜撑并不是被故意拆掉的，有可能忘了装上去，一时的蔬忽大意。如果也是故意的话，那又是针对谁呢？阿根吗？经验告诉我们：工地上没有犯罪，只有事故，尽管有些工伤事故很有些犯罪的味儿。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故被称作“人类失灵”，过分的忙忙碌碌、缺乏安全意识、高强度的劳动都会是造成“失灵”的原因。假如钢丝没有被剪断，就不关检察员的事了，就够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和保险公司忙活了。可是，如今钢丝断了，斜撑丢了。要是斜撑在，很可能死者就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了。

阿根是出于偶然摔下去的吗？本来应该是另有别人摔下去呢，还是男孩子们遇蠢的恶作剧？我们在反复推敲时却忘了问：阿根是怎样摔下来的，仰着还是趴着？也许这已经无从得知了。死者可能出于怕死的心理在坠楼过程中转了身，谁知道！他是偶然靠在钢丝断了的地方呢，还是被人推下去的？他不会知道自已的妻子早已成了工头的情妇。是妻子要谋杀自已。妻子早已与工头合伙用贪污的钱在郊区湖边购买了白色的别墅。

李宝兴给我们找来了事发时在工地上干活的所有人的地址。他还讯问了当时在旁边几幢楼里干活的工人，可是他们的证词没有给我们提供已知的更多的线索。有些人听到了死者的叫声，大多数人却没有。不过所有的人都证明，阿根是个刁钻促狭的人。

一个叫丁格的工人说，工头阿根和工地刘树德主管是一伙的，狼狈为奸。不过两人也吵架。他常在一家小酒馆里看见这两人。有时两人在酒馆里情绪激动，都竭力要说服对方。有一次他还看见一大叠钞票，还有一次看见阿根在一本书里记着什么，书是红封皮的。除此以外，讯问那些人比审问一堵沉默的墙好不了多少。他们提供不了或者是不愿意提供情况。

一个工人甚至说：“您就别来烦我们了，我们拿计件工资，这样下去，我们挣不了钱了。那个工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个刁钻人。不过我们会去参加他的葬礼。他死了，很快会被人们忘掉。

次日上午，我们拜访了阿根的妻子。她极不情愿地把我们让进屋。她身披黑纱。她住的是80式私人住宅。

少妇请我们落座后说：“您问吧，不过我什么都不知道。”眼前的少妇看上去更像个姑娘，顶多二十岁。她的确谈不出任何对我们有帮助的情况。她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没等我们问及她的家庭生活，她就说，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她无法想象有人会谋杀她的丈夫。是的，他是有些粗鲁，大吼大叫的，不过对她总是很温和。他俩是一年前在一次新房上梁仪式上认识的。婚前，她在另一家建筑公司当文秘。婚后，顺从了他的心意，呆在家里。他没有特别好的朋友，经常加班，总是早上第一个到工地，晚上最后一个走。有时，工地离家还很远。

李宝兴突然问她：“您丈夫开什么牌的车？”

“开什么车？”她顿了一下，“当然是‘福奔’啦。”

“我们可以看看车吗？”李宝兴又问。少妇显得有些迷惑，不过还是把我们带到了车库。那里停着一辆紫红色的福奔牌轿车。从她那里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情况。她只是附带着添了一句：她从没到工地找过她丈夫。我又和她聊了一会儿，李宝兴则绕着房子转了一圈。当我回到街上时，他已经在车上了。

李宝兴从一只塑料袋里取出一双女鞋给我看。鞋后跟和鞋掌都粘着沥青。“这是我从车库后面的垃圾筒里找到的。”

我问：“刘树德开什么牌的车？”

“和阿根的一样。”李宝兴回答，“不过，是白色的。怎么啦，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我不知道。”我说，“只是有个想法。两个人都开很贵的小车。得花好大一笔钱，远远超出他们的收入。”

李宝兴却敲打着装着女鞋的塑料袋，问我：“现在案情不是有点进展了吗？她去过工地，她在撒谎，可为什么呢？”

“李宝兴。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不过，您还是把这双鞋子送到化验室去吧！”

“我看案情有点眉目了。”李宝兴说。

我又把一连串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要是有人预谋了工头坠楼事件，那就是谋杀。是谁呢？动机又是什么？会是某个极端仇恨工头以至顿起杀心的工人吗？在我看来，不太可能。通常，他会去公司老板那里告状。如果老板护着工头，就索性另找一家建筑公司。再者，工头也不能把粉刷工人怎么样，他是按平方米领计件工资的，催逼、刁难对他们不起作用。所以他们不可能把人从脚手架上推下去，最多有可能找个机会，用榔头不偏不倚砸那人的脚趾头。这件事背后肯定有隐情。工头又是怎样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呢？我觉得，首先弄清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