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邨圃传略

一、小荷才露

苏邨圃（1899—1963），又名苏芬，字邨圃，小名自志，长辈都叫他“志崽哩”，江西省贵溪县雄石镇象山苏村人，光绪十五年出生于贵溪县城叶家塘，兄弟六人，排行第三。父亲苏雨润是同治年间的秀才（属士大夫中最基层），早年供职于清县署，后为民国县政府录事，也曾开过私塾。

志崽哩8岁那年，其26岁的长兄苏自良结婚了。此后，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一应家务重担便落在了十八岁的长嫂严伏香的肩上。长嫂长年洗衣做饭，打扫庭院，侍奉公婆，养儿育女，夏日还要给小叔子洗澡。几个年少的不谙世事的小叔子视长嫂为佣人，对她指手画脚，呼来喝去，有的甚至动辄破口大骂。而略为年长的志崽哩自幼温文尔雅，不多言语，用功读书，敬长兄如父，侍长嫂若母，甚至对二兄苏自俞（外号福狗，因病吃过朱砂而成弱智）也一直敬重有加。以致长嫂82岁高龄临终前还念叨着：“志崽哩当真好嘞，不晓得他在哪里，我能见一下他就甘心了”，骨肉情深溢于言表。

1919年春，20岁的苏芬入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同时入学的还有贵溪绅士李婺元之女李兰湘。在北大，青年才俊的苏芬引起了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教授的关注，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三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当日，热血沸腾的苏邨圃跟愤怒的学生一起冲击卖国贼曹汝霖家，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1920年3月，苏邨圃积极加入了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2月，袁玉冰、黄道等在南昌建立的“鄱阳湖社”更名为江西改造社，并于1921年元旦那天在南昌二中召开了成立会。其宗旨是：改造社会，把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深受“五四”精神鼓舞，思想激进的苏芬积极加入了“江西改造社”，并很快成为改造社中坚力量。苏芬创作了一系列抨击黑暗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文艺作品刊登在《晨报》、《新江西》季刊，深刻地表达了一位革命青年立志救国救民的慷慨激情，如：《一封信的感触》、《裸体主义》、《醋》、《淫》、《政治问题》、《意志婚姻论》、《青年思想之误谬》等篇，其中《裸体主义》、《醋》、《淫》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其中哲理性的章节每每被一些作家引用。

在苏芬的影响下，又有贵溪籍8名师（张石樵、黄湘陵分别在长沙第一师范、贵溪模范小学任教）生纷纷加入改造社。改造社总共28个社员，其中贵溪籍社员就有11人，占总数的40％。他们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为贵溪乃至整个江西的革命工作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洪宏义随后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代表；黄在璇（后改名黄野萝），我国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森林土壤物质循环研究的先驱，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何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江宗海、汪群，共产党革命烈士；张石樵、车驹坚持教育救国，终生从事教育，颇有建树。

苏芬对江西改造社充满希望，饱含深厚情感，他给改造社的信中所说：

改造社诸兄：

自从《新江西》杂志出世之后，想必旧江西社会里的同胞是很注目的。无论军警干涉也好，顽固派骂我们也好，这都是一种好现象。是人人感觉旧江西的痛苦一种反动力，是旧江西社会变成新江西的倾向。我身虽在四千里路外，心却在旧江西社会里唤醒同胞积极改造。因此，我对于本社是抱无穷的希望，想谋大大的发展。

他对改造社的前途非常关注，他说：

本社出版的《新江西》杂志是改造社会的一个工厂，工厂里的货物能供给社会需求才好；换句话说，本杂志的取材决不可光谈理论不顾事实！我以为最好的就是社会调查，发见旧社会的毛病，然后加一改造。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iddings说：“我们打算改造社会，须先考察社会情形详细无遗；如果还有百分之一不明了，都不能改造。”例如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劳农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现在最时髦的杂志把这些主义谈得天花乱坠，其实他们考察了中国社会情形没有？我们决不能学了外国主义，就拿到中国来应用，须知长子衣矮子决不能穿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研究社会情形，然后再用一种主义去改造。劳农也好，无政府也好，只要适应社会情形就成了……”

（见《新江西》〔季刊〕一卷二期，1922年3月1日）

改造社的同人对苏芬的评价也很高，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也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改造社成员张石樵在长沙写信给苏芬：

邨圃、兰湘：

我自得到你们同去北京求学的消息以后，一想到你们，我便觉得欢喜。仿佛看见一对文化的先锋从贵溪黑暗城洞里持着高大鲜明的大旗，大踏步的走出来。你看，我何等欢喜！我们做的事情总是偏在男界一面，现在有了兰湘君加入我们队里，我们将来的事业便有向女界发展的机会了。我望你们尽量吸收新知识，以为改造我们那黑暗的故乡之资……

他与张石樵常常书信来往谈论政治问题。张石樵说：

目前既不能使政治消灭，则从事政治的亦自不可无人；但希望由改造政府做出动人的事业是很难有希望的。若大多数平民有参政的实力，则政治或有希望；然果如此，便可根本改造，无需乎现在所谓政治了。目今还是极力从锻炼民力入手。我是赞成智识阶级去领导平民从政治以外干涉政治的；若有人要加入政治机关以内，我也不反对。因为他的头脑只要新鲜一点，人格比现在的政界高尚，将来纵会变坏，纵无大施展，比现在总要好些。我自己是无论如何不愿加入政治以内，不久总要到民间去，所以也希望多数的人往这方面走。你的意思怎样？陈独秀近日的主张，不曾十分留意，不敢批评。胡适的《努力》却仔细看过，他们的事业，总怕费力多成功少。

苏芬与张石樵意见不同：

你赞成智识阶级去领导平民从政治以外干涉政治，恐怕一时很难有效吧！我们寄宿在武人淫威之下，走一步，阻一步，走两步，阻两步，你到哪儿去干涉？我以为中国不缺乏文弱书生，只缺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不管他们的目的怎样，他们的精神是很可佩服的）。纸上谈兵，能够打破一切的阶级和权威吗？武人吃平民的脂膏，资本家吃劳动者的汗血，目今智识阶级岂奈彼辈何？我以为我们生长在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国，所作的事情，必须有一部分人按到时代情形而作才行（理想不妨高远）！二十世纪的中国能够实现无政府主义吗？与其不能实现，我们又何妨促醒多数青年，了解夺得政权并不是作一种无政见的政客！你说：“若大多数平民有参政的实力，则政治或有希望；然果如此，便可根本改造，无需乎现在所谓政治了。”我们须知现代人人心目中的政治，乃强者恃政治来统治弱者，并未计及掌握经济政治、政治以外的专制政府。社会上贫富阶级悬殊，都是这个政府弄成的。

自分工经济发达以后，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产品，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经济单位，因此，经济是万不能无组织的。经济组织就是我所说的政治以外的专制政府。所以我们要赶快想法子用实力来打倒经济组织中万恶的“资本主义”，以改造现代的经济组织！陈独秀主张先要中国有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作民主主义的争斗，当后由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作社会主义的争斗。我以为这个主张是错谬的。你想，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社会上受资本压迫的就不少，如果等到有产阶级战胜军阀后，那末，社会更不知要弄到如何田地了！

我既认定经济不能无组织，所以觉得主张废除政治的，亦不过是名词上的争辩。政治废除以后，旧经济的组织或者更要巩固些，这种经济组织与暴民政治又何异！

（见《新江西》〔季刊〕一卷三期，1923年1月15日）

由于《新江西》文章非常激进，1923年3月，被江西军阀当局勒令停刊。

北大求学期间，苏芬与同学李兰湘自由恋爱，毕业后喜结连理，并生有二男三女。大儿子苏映虹参加海军，以台湾海军少将退役，现定居美国洛杉矶；二儿子苏映苍留学德国，成为德国科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三个女儿均滞留大陆，1949年，大女儿苏映霞（已故）与丈夫走散（丈夫后定居日本），流落江西赣州边远农村，自后未嫁，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教养成人；二女苏映莲在南昌新华书店工作；三女苏映雪（已病故）是吉安四中教师。

二、大有作为

北大毕业后的苏芬仪表堂堂，身材高大，一张“国”字脸上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人人都说他有一副“官相”。他抱定“希望由改造政府做出动人的事业”而从政，从政后，苏芬一改原用名，“苏邨圃”随后渐渐闻名社会。

开始，苏邨圃在江西清江县（今樟树市）税务局工作。继而调任江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与何仁豪、薛秋泉并为国民党江西三巨头，曾红极一时。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和严重自然灾害摧残，江西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33年冬，在即将占领江西苏区之际，蒋介石授意全国经济委员会，请派国际联盟的三位专家伯饶尔、郭乐逊和司丹朴赴江西考察农村问题。三位专家考察江西农村后，向蒋介石建议：在江西设立10个农村服务区，开展农村教育、农业实验、农村卫生与合作社组织工作。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全国经济委员会具体办理并从棉麦贷款项下拨190万元充作江西农村复兴费用，指定其中50万元为农村合作事业费，20万元作农业院建立费，30余万元设立省卫生处，6万元补助乡村师范，而以35万元作为办理10个农村服务区的费用。

其实此前已有农村事业改造的先行者。

1929年，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晏阳初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开始了日后非常出名的“定县试验”。当时的一家报纸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的运动。清朝时的科举出身者、大学院长以及许多留洋的博士、硕士们不畏艰苦，纷纷离开城里的职位和舒适的家，来到偏僻农村，寻找中国人民古老落后生活方式的复兴途径。

晏阳初的试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试验。1931年，梁漱溟就在山东邹平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他认为，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这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世界上很有名，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建设了不同于西方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

1932年11月，江西省政府组织国内农村改进事业考察团，派遣苏邨圃、王枕心等7人考察了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乡村建设事业。

1933年7月，考察团成员和有志乡村建设的同志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大会，组织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江西省农村改进社；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理事长，苏邨圃、王枕心等人任常务理事。大会议决江西省农村改进社创办两个实验区，一个设在安义县万家埠（熊式辉家乡），为实现总理孙中山先生鄱阳湖计划，苏邨圃极力提议另一个就设在湖口县走马乡。

从管理体制来看，江西农村服务区先是隶属于全国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先后隶属于实业部、农林部，是在国民党中央的掌控下进行工作的。

江西农村改进社成立后，省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熊式辉的家乡——安义县万家埠筹建实验区，直到第二年10月才正式委任苏邨圃为总干事，筹建湖口县走马乡实验区。苏邨圃到任后即着手调查走马乡乡情，修建走马乡实验区办事处及中心小学房屋，协助办理地方冬防，成立农民夜校和消费合作社，指导疏浚池塘并整理村容，设立简易图书馆，组织息讼会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

1935年2月实验区办事处（设于现在的张青乡刘瑞村委会的刘镇村）正式成立，苏邨圃任总干事，下设总务部、经济部、文化部、政治部。实验区负责处理全区农村改进事项：以厉行合作事业，改进农村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调剂农村金融为经济工作中心；以发展儿童教育，扫除成年文盲，训练生产技能，启发民族意识为文化工作中心；以扶植自卫自治，加紧训练组织，建立保健制度，便利农村交通为政治工作中心。实验区有学校、医院和农村俱乐部。

江西农村服务区在制定服务原则时明确规定，“我们要使政治有服务的精神，同时要使服务有政治的力量，政治和服务一致步调，相辅进行”。江西农村服务工作者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温良恭俭让”五字方针。所谓温，即和厚可爱、慈祥可亲。所谓良，即平易近人，入乡随俗。所谓恭，即对人对事，处处敬谨。所谓俭，即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所谓让，即功则归人，过则归己。在工作中“本此温良恭俭让精神做去”，通过自己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拉近同普通农民的距离。当时江西农村服务的工作人员非常“注意风气之造成”，力求把改造农村的设计理念，通过各种努力，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对当年湖口走马乡试验区筹建资金有过查考：

实验区的年总经费约6000元，包括农村改进社每月补助150元、地方教育款产每月200元以及苏邨圃个人捐助的资金，与万家埠实验区的常年经费14000元（后增加到19000元）相比实在是相形见拙。即便如此，走马乡实验区全体人员依然兴致盎然，他们因“陋就简，积极开展早期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与探索。从1935年初起，到1938年初，整整3年之中，各项乡建工作稳步推进……

为了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验区组织各村民众修建办事处直达县城的县道。苏邨圃常常与施工人员一起吃在工地，住在工棚。天下大雨，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休息一两天，不必事事躬亲。他说：“只要工地还有人施工，我就不能歇着。他披雨衣，穿雨靴，拄着木棍，跋山涉水，一步一滑，亲临督战。当看到山区新修的公路通车了，他高兴得如同过节似的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参加公路竣工典礼。

该县道“可走人力车”，“行人莫不称便”。1936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各机关江西农村考察团参观走马乡实验区时，走的就是这条大路。

从全国的情况看，当年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模式”，由乡村士绅阶层主导，采取在乡村社会确立新儒学的办法，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嫁接，以建立起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二是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模式”，以受过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采取平民教育的方式，实现乡村民众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三是江西的“农村服务模式”，由国民党政府主导，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用行政组织和服务精神来促进乡村建设。

江西湖口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颇具特色，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莅临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中外记者。大家认为湖口走马乡实验区比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推行的平教实验事业以及梁漱冥在山东邹县所提倡的乡村师范教育要实在得多。很多大记者纷纷撰文发表在全国各有关大报，《湖口县走马乡农村改进实验区工作计划草案》（作者：蔡寿元）、《走马乡实验区成立各村改进社》、《农村考察团参观湖口走马乡纪实》（作者：杨劲草）、《走马乡实验区整理村道村容》、《走马乡推行卫生工作之经过与感想》（作者：倪国乔）、《走马乡实验区劝导放足》、《江西农村改进社走马乡实验区工作报告》……

事闻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央要员林森、张治中、刘峙、林虎、陈立夫、徐恩曾等先后来实验区视察，并向全国推广经验，各省慕名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苏邨圃亲自撰文《一年来江西改进农村事业概况》、《改进农村的重要和走马乡之概况》于1934年和1935年先后刊登在《江西民国日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36年2月20日，天气寒冷，雨雪交加。南京各部会组成考察团赴湖口实验区视察，团长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他们已于头一天由南京乘江华轮赴九江。考察团在南京动身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电报给苏邨圃，嘱他做好考察团的考察日程安排和接待工作。苏邨圃接到电报后，第二天早上雇了一叶扁舟，偕秘书杨镜澄由湖口溯江而上，目的是想在九江雇一条小火轮，等到考察团到达九江时再乘火轮转湖口。这天风狂雨大，长江白浪滔天，苏邨圃为了将接待任务圆满完成，不顾危险嘱船夫扬帆破浪，不料船至危峰岭再也无力上冲，一个高浪将船打翻，苏邨圃等人随风漂流。好在一条渔船疾驰而来，将落水人一网打起，然后放于岸上。岸上荒无人烟，放眼望去，只是一片无垠的沙洲，苏邨圃身上穿的皮袍浸透了水，风雨愈来愈大，严寒难耐。万般无奈之际，前方远远地走来一人，那人身穿蓝色竹布裤，短棉袄，右手打了一把大伞，左挟又夹了一把大雨伞，年纪四十左右，面颊丰满；他走到跟前看了看，随手放下一把雨伞，并朝背后指了指，便继续前行。苏邨圃、杨镜澄互相搀扶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茫茫沙洲上走了约莫半里路，发现前面有一间茅蓬，里面有两个农民在烧茅草取暖，他们看见来人一副狼狈的情形，立即拿出两套农家穿的短棉袄和其它衣服给落水者换，并煮了稀饭给苏邨圃、杨镜澄喝。风雨渐渐停止，苏邨圃、杨镜澄在农夫的带领下步行到九江，守城的士兵看到苏邨圃、杨镜澄的装束很奇怪，不准入境，后经苏邨圃说明身份和任务以及落水的情形，守兵才敬礼，并代雇车送至花园饭店休息。当晚九时，江华轮抵达九江，苏邨圃赶到招商局码头欢迎中央考察团，并乘小火轮转湖口。途中他们得知苏邨圃清早落水事件，个个都深表歉意。事后，刊登在《大公报》上的考察报告中还穿插了苏邨圃落水长江的事件。

1936年5月，国民政府出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选举法》，嗣后举国竞选国大代表，旨在“民主”通过“宪法”。当时分配给江西10个名额，汪精卫亲笔写纸条给熊式辉：“江西苏邨圃必须出选”。后由于局势有变，国大延期，而翌年抗战又爆发，国大仍无法召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

正当苏邨圃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踌躇满志时，“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央全面抗战。实验区如火如荼的工作被迫停止。

1938年6月26日，江西彭泽县长江码头马当要塞失守，实验区被日寇飞机炸成废墟，工作人员四处逃亡，日军占领湖口。那时实验区已经兴建了三幢楼房了，办事处、学校、农场都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只有三千多株的水蜜桃被日军吃了好几年。

如今，苏邨圃与乡村建设实验的遗迹已不可寻，只有湖口县马影桥可以供人瞻仰缅怀。

1938年，实验区办事机构迁往光泽县。是年7月，苏邨圃在总结走马乡实验区工作时说：“三年以还，民众从无讼案发生，如有纠纷，经本区息争会调解即风平浪静，和好如初”，“境内所有荒山荒地均已开垦，民众文化水准亦日渐提高”。

走马乡实验区三年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不仅在当年海内外引起轰动，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价值。“政府主导、服务型”乡村改造模式，尽管在江西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却给江西农村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江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

在此仅举一项实验区修建办事处房屋是“就原有庙宇祠堂加以改造利用，即新建房屋，亦以适合农村经济情形为原则。因为恐怕建造大洋房，农民便要把农村实验机关看作衙门，以致农村工作人员不但不能与农民合作，农民且将远而避之了。”（见《江西民国日报》.苏邨圃.《一年来江西改进农村事业概况》1934.12.28）“苏邨圃曾严厉批评国内某些农村改进运动‘一味地蛮干，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形及农民的痛苦，农村即可勉强改进，也是得不偿失’。这些成功实践经验和真知灼见都是当前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应该认真学习和继承的。”（见《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

“20世纪30年代，江西农村改进社的乡村工作者按照其乡村建设理念，在湖口县走马乡进行了农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多项农村改进工作的尝试，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走马乡实验区的乡村建设是早期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与起步，其农村改进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须总结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由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游海华、黄婕撰写的《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大胆的探讨。

时至今日的200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两会再次强调新农村的建设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文件年年下发，直到各个村党支部，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小组遍地开花。从中央政府三千多亿人民币的投入，不难看出农村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它不只是两千万贫困人口的问题，还有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已成为逆流。“不仅再次证明民国乡村工作者抓住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键，而且证明了民国乡村工作者所开辟的自下而上道路的前瞻性……”（见《农业考古》2006年第6期《早期农村现代化的尝试与起步——民国江西走马乡实验区研究》）

1939年，苏邨圃兼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战地工作团少将主任，驻抚河前线，团部设在临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当时敌机天天前来骚扰，敌机由南昌起飞，每日上午十时和下午三时准来轰炸团部，但每次轰炸，不过一架笨重的轰炸机，放下一两枚炸弹，扫射几分钟就返回南昌，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双十节那天却同时飞来三架敌机，投下十四枚炸弹。那天苏邨圃恰巧外出赴南城麻姑山出席顾祝同召集的军事会议，其妻李飞雄当天率领一百多工作人员赶往东乡县。当晚日军广播：“我机三架炸毁临川行营党军办事处，主任苏邨圃、军长刘多荃等均已炸毙”，尚在麻姑山的苏邨圃与上官云相、刘多荃聊天中收到广播不禁哈哈大笑，大家都说日本鬼子真是活见鬼。苏邨圃、李飞雄夫妇是双十节天方破晓时分头出发的，次日返回行营，委员长住的大厅炸歪了，花园里大树炸倒数十株，苏、李二人天天避敌机的大树底下的地下室也炸中了，其卧室落下一个手榴弹，炸毀了床铺，三个留守职员吓得神经错乱。要不是那天苏、李二人都有外出任务，还真被日军算计到了。

1940年，苏邨圃奉命赴重庆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四月初返回临川，各界开会欢迎，请苏邨圃报告受训经过。那天是星期一，欢迎会与各界联合纪念周一并在我团部举行，到场一千余人。苏邨圃正在报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时，一架敌机侦查上空，绕会场三圈而去，群众惊慌，欲夺门而出，苏邨圃马上大声制止。不想一会儿敌机又来了，低飞三圈，见无动静，便飞返南昌基地，没有再来，当时如果大家四散奔逃，定会被敌机发现目标，惨遭轰炸，尸橫遍野矣！

1941年，抚河前线被日军攻破，临川失守，办事处迁入黎川县，县长黎某择定曾经朱德、毛泽东住过的红军总部刘氏宗祠做团部办事处。这个祠堂站地很广，后院有一个大花园，朱德、毛泽东住宅內挖筑了一个可容纳约三百人的防空洞，直通后院凉亭，办事处职员将朱毛住宅分配给苏邨圃做寢室。

这期间，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一贯身体强健的苏邨圃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乏力、倦怠、打呵欠；头痛，四肢酸痛；食欲不振，腹泻。一天，他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体温高达40℃，原来他患上了疟疾（俗名打摆子）。但苏邨圃一直与前线士卒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1946年，苏邨圃与王枕心、余文华等18人当选为江西区域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参加为期一个月（1946年11月15日——12月15日）的会议，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是制定宪法，故称“制宪国大”。

“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政府紧接着又筹备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重要任务是依照“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故称“行宪国大”

1947年3月颁布《国民大会组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开始部署全国范围的国大代表选举。

同年，国民党成立中央戡乱委员会，苏邨圃任中央戡乱委员。为了便于工作，中央在国民党中央大学对面的成贤街50号安排了一套公寓给苏邨圃。当年，江西民政厅的厅长王次莆公差南京，曾睡在苏邨圃南京寓所的客厅里。

11月，苏邨圃与汪焦桐（南京中央党部总干事，贵溪人）、桂永清（南京中央教导总队长，贵溪县鹰潭镇人）同时当选为国大代表，苏邨圃积极准备竞选立法委员。1949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离开大陆

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次日，毛泽东、朱德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江苏），西至湖口（江西），长达一千里的长江天堑强行渡江，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江西政局纷乱已达极点，苏邨圃虽是省党部执行委员，然而大厦将倾，党部人员一盘散沙，各自逃命要紧。

4月22日，在南京公干的苏邨圃携妻儿启程回乡，准备筹足外逃的路费。谁知刚抵家门，不幸跌伤了腰，卧床不能行走。

4月23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即攻克南京，并迅猛地向仓皇南逃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全线追击。

5月4日，贵溪晴天多云。从早上起，县城的商店都没有开，街上也少有行人，全城静得出奇。上任才7天的县长俞谐已只身潜逃，执掌全县军事指挥权的国民党保安团汪怀仁早已接到解放军指示：维护贵溪治安。由于局势危急，苏邨圃吃过午饭，便叫轿夫启程将他抬到距离贵溪县城50华里的大塘汪村暂避风头。苏邨圃从大南门出城，过信江浮桥朝南乡山里进发。出城不久，背后就传来隆隆的炮声。原来，苏邨圃前脚刚走，解放军后脚就到了。下午1：30，解放军就从贵溪北乡泗坜赶到了贵溪城下，并开炮示威。接着第四野战军第四兵团13军37师110团先头部队2、3营分头从东门、北门进入贵溪县城，并向广大市民宣布：贵溪解放了，你们贵溪的黄维已经被我们在徐州活捉了，第二天还在刺蓬弄何基官邸（后为贵溪总工会办公楼）张贴了淮海战役的图片，其中有黄维被俘照片。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区总队天华山支队队长夏阳（夏润珍）闻讯，他带领游击队三十几人从岭西下山，半夜12：00到达文坊，宣布文坊解放，接着解放塘湾。然后连夜开赴县城，次日早晨与解放军在张家桥会师。

苏邨圃卧病汪村，去发留须，以作掩护。5月7日，共产党在贵溪县城宣布成立贵溪县委县政府，并四处张贴布告，约法八章：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

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生活。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日，城里几位亲友前来看望苏邨圃，其实他们是受命是打探情况。他们说解放军在城里探听他的行踪，并说苏邨圃是好人，不必四处躲藏。几位亲友走后，苏邨圃感到此事蹊跷，当晚便与革命先驱同盟会会员汪搏虚（汪鲲南）商谈逃亡事宜，汪先生立即找了一位向导，嘱苏邨圃由小路取道弋阳、上饶，过杭州到上海。这时，苏邨圃腰病也好了很多。次日，天还没亮，苏邨圃便带着妻子李飞雄和13岁的儿子苏映苍背好行李与汪先生挥泪告別。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民党的惨败实在让壮志未酬的苏邨圃伤心颓丧。苏邨圃就这样挈妇将雏一步一步地背井离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可爱的贵溪；离开了他曾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江西。刚立夏的季节，山风吹在身上不禁令人打寒战，触景生情，苏邨圃油然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前途未卜，险象环生，壮士此去兮何时还？

苏邨圃离开大塘乡不到两三天，中共贵溪县委书记张玉环亲自带着一个连的部队到大塘乡动员驻扎在该乡的国民党贵溪县大队（保警队）缴械投降。保警队看到大势已去，百余人纷纷缴械。

从大塘乡到弋阳县城，山路崎岖，野兽出没，一路艰辛，出生入死，每每化险为夷。苏邨圃等人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竟找不到一户人家歇脚，心中很是着急。向导是弋阳县人，对当地形势非常熟识，他说附近没有村庄，大家只好听天由命。然而不到吃一盅热茶的功夫，前面突然隐隐现出灯光。苏邨圃将行李放下，坐在草地上歇脚，请向导前去探问，回报说是一个独家村，家里只有夫妇二人，还说解放军昨晚到此，今早开拔；他们夫妇欢迎我们借宿，并说我们的运气不错，如果昨天来，碰上了解放军就麻烦了。

由弋阳经上饶，顺利到达杭州，那时解放军已经控制了沪杭各重要城市，并在火车站设立检查哨。对身上带了较多的银元或金银首饰的人都会严加盘查。苏邨圃由杭州赴沪，必须经过这一关，然而万一被解放军发现异常，定会被押回原籍，后果不堪设想。苏邨圃让妻子带小儿先进站，身上和行李中不带金银，只在颈项上挂一串金项链，试试会不会被发现。妻子进站时照例全身被检查，但很平安度过，金项链未被没收。苏邨圃鼓起勇气将金银用报纸卷成长条握在两手，进站时双手高举，任由解放军检查全身，一无所获。解放军却疏忽了对苏邨圃手中两卷报纸的检查，致使苏邨圃侥幸过关。其妻李飞雄在远处相望，惊恐万状。如果当时将那场面摄成电影，可算是一个惊险镜头。假如被解放军发现报纸里卷着金条，必然询问金条来源，做何用处，那苏邨圃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上了火车，苏邨圃一家在后怕中渐渐安下心来。车到松江，铁桥已被破坏，下车乘班船渡河，班船走了六小时，再上岸乘火车，到第二天天方破晓始抵达上海北站。车停南站时，出站口又有解放军检查哨，车到北站时检查哨以为火车误时过久，不愿久等而撤退。于是苏邨圃一家得以平安走出上海北站，一路有惊无险。当晚，苏邨圃一家住在三马路惠中旅舍。

第二天心神稍定，苏邨圃走访时任上海私立江西中学校长的老友书麟，他们是北大同学。见到书麟，苏邨圃说明了来意，书麟毫不犹豫接纳了苏邨圃一家三口搬进学校居住。过了一个星期，苏邨圃老友华平前来拜见，华平与苏邨圃曾在江西省党部同事，到上海多年，任地方法院推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上海有名的居士。华平对苏邨圃说：“学校是公共场所，不宜久留。”于是让苏邨圃搬到北四川路他的闲置房里住，便于彼此见面商议出逃事情。又过了三个月，华平联系到上海一个贸易行要去香港办事，于是设法让苏邨圃伪装成贸易行职员先一个人离开上海。临行，苏邨圃穿着华平为他准备好的礼服呢中山装，香港衫裤，俨然一副职员打扮。

苏邨圃只身逃到香港后，华平又设法为苏邨圃的妻子和儿子办好了赴港的手续。事后去港的朋友告诉苏邨圃就在他妻儿逃出上海的第三天，共产党的认乡队便在上海搜捕苏邨圃，好险哪！

四、缘结慈航

慈航法师，福建建宁人，曾就读闽南佛学院。赴台后创台湾佛学院，为台湾佛教教育第一人，成为佛教学院派代表人物。门下有许多由大陆赴台僧才，后来诸多长老、佛学院师资皆出自他的门下。其学统亦承自闽南佛学院。

1949年6月1日，因“匪谍”罪名，东南亚著名高僧慈航法师师徒13人被捕下狱。陆军中将退役后出家的律航法师也在其中，被关在桃园一个做煤炭球的工厂里面一月有余。后来蒙李子宽、孙立人的夫人张清扬、于右任、居正等党国元老出来担保，说：“出家人啊，绝对不会来做这些间谍什么的。”不久，“匪谍”一案结束。

1950年汐止静倩院达心、玄光二位住持，感大师护僧之精神，乃发心集资於秀峰山上，开荒辟地，修建瓦屋三间。同年8月16日落成典礼之际，大师依弥勒经义，立名为“弥勒内院”，用以纪念太虚大师，主要负责大陆来台青年僧教育，开台湾佛学教育之先河。而散居各地之僧青年，相继投于大师座下，用功办道，推动弘法利生事业。这不仅为佛教振兴发展注入生机，也给社会增添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当时弥勒内院因学风严谨、教学相长、人才辈出而饮誉全岛，成为台湾佛学教育的中心。

1950年，苏邨圃移居台湾。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一时混乱不堪，苏邨圃在政治上风光不再。无官一身轻的苏邨圃又用起了“苏芬”的姓名，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佛结缘，如此一来，倒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学问和佛教。

苏芬经常亲临法坛聆听法师妙音宣流。慈航讲课时神采飞扬，诙谐有趣。每当讲到兴起，边讲边唱，又演又做，弟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有一次，他摇头晃脑地吟诵王之涣的《登鹳楼》，在唱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时，为了凸现“更上一层楼”，竟然一脚踏上法座，不慎踩到袈裟下摆，“噼咝”一声撕破了。他笑哈哈地说：“衣裳破了不在乎，大家能‘更上一层楼’就好！”

接着苏芬在台北汐止正式皈依佛门，为慈航法师的得意门生，法名慈引。其学佛之热诚受到圆明等众法师的敬爱。

苏芬与慈航法师、律航法师、道安法师等高僧私交很深。并常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

慈航法师和（hè）苏邨圃居士：

其一

幻人游戏已忘年，镜像空花启教筵。

自性真如原不减，缘生假法有何添。

明知本具唯心佛，好作逍遥世外仙。

万事任它流水去，吾身放下定安然。

其二

寻声何处有知音，法界原来是至亲。

久遇高明为我主，幸逢博厚作吾民。

清风明月襟期爽，翠竹黄花道义深。

万象森罗皆挚友，从今当办一诚心。

其三

清平气象几时来，扫却波旬劫后灰。

业绩须还原有尽，命根难舍竟时催。

实行君子成人德，不用奸凶乱世才。

忏悔多生无始障，可怜大陆梦魂哀。

其四

秋去冬回又复春，满山青翠一番新。

遥看宝树争彩霞，近听清泉泻玉声。

久信法身原不灭，早知佛性本无生。

无情尚播无生曲，佛法从今定再兴。

又和：

不变随缘现，心空何所愁。

宁为天地主，莫作活骷髅。

道安法师赠苏芬、李飞雄自制芽茶及泉水：

秀峰泉水秀峰茶，聊赠高明数支芽。

制茶人是君山主，煎前饮后漫相夸。

（自1955年7月3日道安法师日记，见《道安法师遗集》。）

苏芬一直勤于写作，著述丰富，唯在大陆时期的作品均已散佚。在台湾，苏芬勤修佛学，夫妇志同道合，相敬相爱。秀峰山上，时听法音，弥勒台前，勤于笔记，其精进为学，实有足取焉。1951年初，他将心得笔记编印成册，名曰《秀峰山闻法记》。其师慈航法师欣然作序：

……

江右苏子邨圃，从政多年，勤修佛学。此次全家来台，卜居汐止，与佛有缘，时来听法，偶有所得，辄随笔记之，经年无间，竟数十万言，名曰《秀峰山闻法记》；深入浅出，摄收江洋。请示于余，余不禁欣然色喜；苏子诚有心人哉，若非乘愿再来，助扬发化者，焉能精进如是耶？李飞雄女士其贤伉俪也，共悟宿因，同宣法化；襄辅事功，仰止如来……

接着，苏芬又根据自己几十年对静坐的心得体会结合慈航师傅的讲经精髓着手编撰《静坐须知》。

民国初年，苏芬在中学读书时，每于夜阑人静之时，即下帐在床上静坐，并以“因是子静坐法”做静坐的指南针。1919年入北京大学，也常常修习静坐，后来听到梁漱溟先生说：因是子的静坐法是外道思想，不可学步。他从此信心动摇，不再静坐。到了1922年阅读“因是子静坐法续编”，才明白梁先生所批评因是子的思想只限于静坐法的前编，而续编就和前编内容截然不同。续编是依据小止观及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而作，完全是大乘佛法。可惜因为在求学时代，功课繁忙，不能专心修习，一曝十寒，到了大学毕业后，混身社会，也是这样，静坐工夫虽没有间断，然成就极微。1950年，苏芬定居台湾秀峰山麓，其时宗慈航曹洞正脉四十七世古开禅师研习群经，苏芬秀峰山上，时听法音，弥勒台前，管于笔记。今从笔记中拾取材料多种，参照楞严经、解深密经、圆觉经、憨山大师遗著、虚云恩师老和尚法语，旁及因是子静坐法续编，附以己意，编述了《静坐须知》。

慈航法师认真看完后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正合需要，因为有许多人常常来山问静坐的方法。于是法师又亲笔作序：

……

苏子邨圃，法名慈引，籍贯豫章，业于北大，服务党政经年，因缘会于台岛。秀峰山上，时听法音，弥勒台前，管于笔记；其精进为学，实有足取焉。

今者，为利人计，编著《静坐须知》一书，在无说之中，而方便言说；望观指而见月，得鱼即忘笙，若门已开，应毋坚执敲门瓦子于手。尚冀修观之士，渡河须求筏，到岸不用船。然而一灯引千灯，而灯灯相照，灯灯无尽，名之曰：“无尽灯”。

是为序。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国历十二月廿八日之初夜慈航于法华关中

1954年5月6日，慈航法师因突发脑溢血入寂，世寿60。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惊悉慈航法师圆寂，不由想起1951年春自己一病不起，是慈航法师在弥勒内院率领圆明法师暨该院学僧二十余人自2月20日起连日朝夕祈祷，虔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持诵大悲神咒千余遍，求佛菩萨加庇于老政躬康复。于老声泪俱下，当即挥毫题写“光明自在”四个大字，送到弥勒内院以示志哀。

道安法师很快就出面组织了“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筹备编印《慈航法师全集》。三年前的1951年9月，慈航法师写了一封信给苏芬：

慈引吾徒：

师父本来对于印刷无心，但有人发心也不制止，听其自然。师父文字分为两种，一是自写，应付各佛教刊物之用，多是护持佛教言论，故无底稿，不易搜集，纵有几篇，也不想再起波澜，庶免翻天覆地；二是讲稿，多系各处居士或学僧所记，已出正续两册。来台以后，未遇尔之前，所讲者系自立、妙峰、惟慈、幻生所记，已交韩居士编印小丛书；除此之外，皆尔一时所记也。师之意见，如无机缘，固不必勉强；倘机缘成熟，其办法分为二种：

其一.先将尔所编之《秀峰山闻法记》出版，盖系尔一手所写，较纯洁也。

其二，将旧有两册原本，以及来台讲稿，一概交尔删正修改，分成四类：

①破疑类：关于解释一般人误会佛教为消极、亡国、灭种、迷信等，这一类的文字汇为一册。

②开导类：关于开示一般人学佛先从做人起，如常常讲的通俗演讲，你是听惯了的——知道。

③佛学类：关于唯识、因明，以及八宗胜义等。

④散文类：师父自己写作的比较平和的文字。

如此，既然都经过你一人修改，那就是你一人手笔，不必分你分人。你如果不怕辛苦，专心修改，则不管印得成印不成，先做修文的工夫。假若印得成的话，就分为《释疑》、《导俗》、《佛学》、《护教》四类，未知尔意云何？

苏芬遵师遗训，志报师恩，牺牲一切，独力苦干。《慈航法师全集》由他负责一手编纂，同门无不称赞。一年后《慈航法师全集》正式出版。该书共五篇，十四册，全书一百二十余万言，封面书名由于右任老前辈题签。此书一出，竟成煌煌巨著，在中华佛教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9年，在慈航法师圆寂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票决开缸。5月19日清晨5时，由永久纪念会主任委员道安、副主任委员律航、玄光、总干事苏芬等五十余人举行开缸，发现他肉身不坏，袈裟完好，面呈紫色，眼睛发亮，耳鼻囗俱全，唇尚软，并长出稀疏的头发和髭须，眉毛亦长了许多。经装金后，迎归于弥勒内院安座供养——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

众徒为了纪念慈老，在台北汐止五堵（即今台北

县汐止市大同路三段68号）创办了慈航中学。1959年，成立了“慈航中学备委员会”，1960年正式建校，申请立案，以道安长老为董事长，苏芬为首任校长。这所学校，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校在五堵附近的山坡上，地点偏僻，交通不便，设备也不够充实，招生自然不理想。而最大的致命伤是建校经费不足，学校一开始就债台高筑，教职员全是学校的债权人。

学校由建筑到开学上课皆由苏芬作无私贡献，日夜操劳。几年来，他因为忙于筹建慈中校舍事，以致所有写作都搁下笔，尽管各杂志社编辑和读者直接催稿，他都无法还这笔人情债，心中常常深感不安。慈航中学，经苏芬先生惨淡经营，很快走上正轨，正如苏芬对友人所说：“本校学生原来成绩不及格的能够考取公立中学，学生家长多来信道谢，品行不良不堪造就的学生被校方勒令转学，各方也表同情。足以证明本校‘管理严，功课紧’的教导方针是有成效的。”

1991年2月，慈航中学改名为“台北私立崇义高级中学”，2005年8月，第18任校长吕永财接任至今。

苏芬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办教育他已经不是外行了。早在1941年2月，他就曾在家乡贵溪三峰山下象山书院遗址创建了“贵溪私立扶风中学”（“扶风”

取自苏邨圃书房座右铭“扶持正气，风化群伦”之意），苏邨圃兼校长。苏邨圃还为扶风中学校歌作词，并请《中华民国国歌》作曲者程懋筠（江西人）为校歌谱曲。几年后，该校先后与贵溪县立中学、贵溪私立象山中学合并，即为今日贵溪一中之前身。

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丑陋的一面。作为政府，教化民众，抑恶扬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苏邨圃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扶持正气》一书中极力倡导“扶持正气，风化群伦”。后来，大陆在“土改”和“文革”等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使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沉渣泛起，致使中国优良的伦理道德不复存在，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人们可以为了某种目的，不惜践踏法律和道德准则。苏芬对此深感痛心疾首，并在多本佛教著作中予以谴责。

1957年10月18日，苏芬到秀峰山拜访师兄律航法师，不小心失足滑倒，跌伤了腰骨，住院治疗，不能行动；律航法师前往医院探望，并写了一副对联戏勉苏芬：

五蕴本空谁肯照，四大非有自幻生。

苏芬看后颇感有趣，于是回了律航法师一偈：

泥杯落地损一边，略加填补又重生。

有人识得个中义，快活逍遥自在仙。

苏芬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肉体上虽感痛苦，可他仰首读书，几不知身卧病榻；屏息诸缘，“无世事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因此他说，这一个多月精神上非常愉快。一般来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还有一说“伤筋动骨，一岁卧床一天”，可年近花甲的苏芬11月底便能起床了，很多医生都惊叹为奇迹。不几天，苏芬出院回到家里。这时，航法律师送来虚云老和尚年谱一本给苏芬看，并嘱咐他不必急着会学校上班，在家多休息几天。苏芬手捧年谱爱不释手，一读再读，颇有心得感触——更觉己身之渺小，不及沧海之一粟。他认为年谱卷帙浩繁，人们很难顺利看完，他欲罢不能，立即着手就年谱中之真实资料，分门别类，编述成《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讲义一部，俾便分别演讲，则虚云老和尚之平生遭遇修持，以及道力神通、种种奇迹，不难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终于编撰成功。苏芬对虚云老和尚的归结：五十六岁前是“福慧双修，随缘消业”的自度时期；五十六岁之后，则是“无我无私，到处开荒”的度他时期。

1959年11月29日，胡适应台湾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及中华科学协进会的邀请，在台大法学院礼堂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借题质疑《虚云和尚年谱》初版（岑学吕居士编）史实有误，并表示虚云和尚年龄亦不大可信。该演讲被刊在台湾各大报刊上，影响颇大。该篇演讲算是捅马蜂窝了，由此引发了台港佛教界及海外侨僧界的剧烈反弹，反胡声一浪高过一浪，与当时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批胡风潮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早在北大求学期间，胡适就对苏芬非常赏识。后胡适几次从美国回到台湾，苏芬也曾拜访。一次，胡适先生由台返美，临行还写信给苏芬，说：“下次回国，要赴汐止，看看你们的静修院。”

亚力士多德也说过：“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由此可见追求仁道与真理是何等需要坚定不移的态度，在真理面前，是没有情面可讲的。但追求真理不是打击异己的手段；不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它是在宽容和自由的争论中，共同努力找寻走出误区出口的必然过程。

苏芬对老师胡适的演讲内容也非常愤懑，他认为胡适不去观察审视虚云老和尚的生平事迹和为人，却枉费精力去考证虚云老和尚的年龄，作为一个学者，未免本末倒置，其严谨治学实在是过头了。

然而苏芬因忙于筹建慈中校舍事，以致所有写作都搁下笔；尽管各杂志社编辑或读者直接催稿，他都没有法子还这笔人情债。自从胡适11月29日在台大法学院讲演“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时，涉及虚云老和尚家世的讲词，确实增加了苏芬不少的麻烦；有些读者要苏芬出来说话，写文字反驳，他都只好请张龄先生处理。12月5日《中央日报》又登载了胡适先生一封给《中央日报》两千多字的长信，再考证虚云老和尚年谱疑义并答张龄先生。过了两周，没有反应，苏芬以为苦海风波暂时可息；想不到一些读者又来信催促，并送来《自由中国》所转载胡适先生给《中央日报》的信要苏芬阅读，迫使苏芬顾不得师生情面，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终于拿起了笔，写了《向胡适先生恭进一言》（发表于台湾《今日佛教》1959年12月86期），指责胡适是“大胆地求证，粗心地假设”：

一、胡适先生是我北大的老师，他的治学精神大部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不过他的精力浪费过多，实在是不经济的。曾记得顾孟余先生给我们讲经济学原理时，曾说：“以最小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这才合乎经济原则。胡先生一生治学，就忽视了这个经济原则，例如考证红楼梦等小说，费时若干年，耗精不可计，所得的结果等于零。假如胡适先生把全副精力，集中研究佛学，不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二集早已杀青，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如今我们想编一部中华大藏经，编了几年还没有成就，就是缺乏科学方法。

二、胡适先生得天独厚，不但身体好，精神足，而且家学渊博，如果尽心尽力在学问上做工夫，那媲美古圣先贤是很有希望的。可是六十几年的光阴过的真快，他不应该追求政治，不应该角逐官场，做了几年驻美大使，对国家既无法贡献，对自身却为害甚大。“人生七十古来稀，前十年小，后十年老，算来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胡适先生如果珍惜这几句明言，应痛悔从前不该做大使，如今不该做院长。须知北大同学研究学问是一等人才，做官是二等人才，办外交是三等人才；何必弃一己之长而趋附一己之短呢？

三、孔子删《春秋》，已经被删除的部份是不是要检来再读呢？如果不需要，那么，虚云老和尚第一版年谱，老早变成了废纸，为什么又拿来做考证的依据呢？胡适先生写给《中央日报》二千多字的信，除龙头凤尾外，其余都是抄录新旧年谱及府志县志。这样浪费精力，实在是不值得的。

四、“佐治”二字的意义，是佐治人员帮助主管官做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主治人员，而副院长以下以及雇员都是佐治人员；将来编国史的人，院长，副院长，及总干事，历史上提名，至于总干事以下的人名，恐怕就不能占领那浩大的篇幅了。萧玉堂不是院长，副院长，总干事之流，但他可当一名雇员，怎么能在府志县志上找出一个雇员的名字呢？

五、“科举”二字，不一定是有“功名”，如举人，副榜，贡生等等，那怕是一位老童生，只要是读书人，曾经参加考试，名落孙山，也可做一名小吏，都可叫做科举出身。满清末年，“废科举，设学校。”是说废除科举制度，并不是废除举人等等。萧玉堂也许仅仅参加过科举考试，当然查不到他的姓名。

六、我认为胡适先生这种考证是不必要的，纵使考证确实，对于天下后世有什么裨益？胡适先生能考证我所编的《虚云老和尚十难四十八奇》是真的呢？还是传奇呢？我以为考证这些倒是有意义的。例如猛虎皈依，枯梅复活，力移巨石，死而复苏等等，只要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可能或不可能，那就算是科学进了一步；否则，我敢说，今天的科学还是幼稚得很；好像医学博士硬说“舍利”是“胆结石”，慈航法师肉身不坏，硬说是“木乃伊”，真是笑话百出。

七、我今向胡适先生恭进一言，最好摆脱一切公职和应酬，闭关三年，专心阅藏，门上加上几十重锁，不接见任何消耗一己精力的人和物，把师母由美国接回来照料饮食，由关房小窗口上送进日常必需品。另外请印顺法师和李炳南居士做亲教师，每日讲解佛经二小时，讨论二小时。这样，我保证出关后必可大澈大悟，再也不会想做那费时失业无益的考证。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岁时问礼于老聃，当时孔子以为天下人的学问没有比他更高更深的，所以见到老聃时不免现出一股骄气；后来老聃教训他：“去子之骄气”，孔子豁然贯通焉。归来后对弟子们说：“鱼吾知其能游，鸟吾知其能飞，惟老子其犹龙乎？”故孔子五十岁后，方得到知天命的境界。胡适先生如果肯下苦工夫，闭关三年，专阅大藏经典，必定能够用科学方法编出一部中华大藏经来。

八、胡适先生写了不少的关于佛学方面的文章，有的资料是根据炖煌石室的，有的资料是在外国图书馆找出的，独出心裁，加以辩证，这是值得钦敬效法的，不过因为胡适先生灵性，好像在那里钻牛角尖一样。假如闭关三年，再经明师指点，那七情六欲的云层就会一扫而空；那时“真如”显现，就是自利利他的菩萨摩诃萨。

九、几年以前胡适先生由台返美，临行的前夕，曾写信给我，说：“下次回国，要赴汐止，看看你们的静修院。”后来胡先生再度回国，先师慈航业已圆寂，指导无人，那一段因缘，顿成流水。今天我应读者之要求，聊向胡适先生贡献上面几句篘言，希望“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却不可“大胆的求证，粗心的假设。”

一时间胡适受到各方“围剿”，这与他力倡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存在着理论缺陷，以及一向的反佛态度相关。而对中国佛教处境之深切的危机感，是佛教界“辟胡说”的深层次原因。这场争辩既是学术争鸣，更牵涉到双方对宗教信仰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

1960年8月28日，中佛会在善道寺召开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白圣法师主持，共选出31人为理事，苏芬当选为理事。

五、魂兮归来

苏芬一贯身体强健，一生只生过两次病：1941年抗战时期在大陆江西抚州患过一次疟疾；1952年9月下旬，与甘师、慈师在台南车站握别后，一病两月。初发是感冒，后来愈演愈厉害，最后入省立台南医院治疗治疗。另外摔过两次腰：1949年4月在家乡贵溪摔过一次腰；1957年10月，苏芬到秀峰山拜访师兄律航法师，不小心失足滑倒，跌伤了腰骨，住院治疗，不能行动。

想不到，1963年，苏芬常常流鼻血，他自认为无大碍，却被医院诊断为鼻癌，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65岁。

14年来，苏芬身在台湾，心系大陆。1949年，他与妻儿逃到台湾，可三个女儿和众多亲友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他是多么渴望叶落归根啊！但终未能如愿。

刚到台湾，苏芬便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象山精舍”（南宋江西金溪人陆九渊在贵溪县上清应天山创办象山精舍，后迁至贵溪城南改名象山书院，为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1941年，苏邨圃在书院遗址创办了扶风中学）。此外，他著书立说，发表文章，与友人通信等落款都署名为“江西贵溪邨圃苏芬”，以此寄托他乡游子思念家乡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这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其中深藏着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祖国统一，是他一生的强烈追求。

他夫妇二人常在秀峰山上遥望大陆，海峡波涛汹涌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

65岁，65岁的苏邨圃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刚刚兴办的慈航中学万事待兴，而学校已经负债累累，脚前的办学之路还非常艰辛；很多俗事和佛事文字工作堆积案头，有待学校走上良性循环后再来处理；与大陆亲人的相见还只在梦中，回家的路啊，这么漫长，还要走过多少年华？想不到天不假年。苏芬病逝后，继起者难得其人，致使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难有发展，社会莫不为之深深惋惜。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海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在台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临终诗《望大陆》抒发的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情感，更是所有大陆去台人员共同的心病。

慈航法师曾经给皈依徒苏芬写信说：“目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在台湾办一所佛教英文学院，栽培国际弘法人才。另一条是回福建家乡实行小乘戒、大乘行，从乡村做起。”对于回福建弘法，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永远在家乡做起。感想：戒律与佛化是今后的主张。有戒律，僧人才有僧格，佛教才不会腐败；有佛化，乡村可以学佛，普遍佛化民间。办法：①回家乡觅一个五百或千户乡村。②传戒号召新出家的青年。③训练严以治己，慈以化众的精神。④人众多少不拘，但必须志同道合……”

44年后的2007年9月14日，台湾首尊肉身菩萨慈航木雕仿真圣像，由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带队，象征“两岸顺利发展”的268位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组成的圣像护送团，先搭机抵达金门，金门县长李炷烽亲往迎接，沿途梵音唱起，气氛庄严安详。然后再乘新金龙号客轮迤逦浩荡前进厦门，由著名的南普陀寺安排奉迎仪式，随即转往福州。最后经由福州前往中国大陆出家地福建省泰宁庆云寺安奉。17日在泰宁县庆云寺举行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奉安开光仪式和大雄宝殿奠基动土仪式。

慈航法师的心愿终于得以圆满。

苏芬的恩师慈航已经魂归故里，慈航法师的得意门生苏芬的在天之灵也一定在盼望着这一天。

贵溪信江河畔耸立着一座巍峨的挂榜山，乡亲们世代传说：因着挂榜山，贵溪儿女远在异国他乡总是格外地牵挂着家乡的亲友和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而故乡的群山松涛阵阵，故乡的江河流水淙淙，夜深人静之时它们也在声声召唤着客死他乡的英灵——“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