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之死

那年冬天，丁南刚满九岁。她生日的第二天上午，镇上突然涌来了许多穿军装、戴军帽、腰扎皮带的“红色革命者”。这些人跳下汽车就满街贴标语、喊口号、捣毁陈墙旧壁、搭建演讲台。仅一顿饭的功夫，原来镇上的负责人就靠边站，成为打倒、批斗的对象。新来的那群人则独揽大权，耀武扬威，成了这个镇命运的主宰者。眨眼间，一个在国家经济建设各个时期堪称“典范”的镇，失去了往日的祥和，笼罩在迷惑与惊恐之中。

次日早晨，街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嘈杂。丁南和她母亲赶到场坝上一看：天哪！真是人山人海，人们神情严肃，没有一个人说话，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母亲抓住丁南的手腕，里三层外三层地在围观人群中钻，好不容易才挤到最前面站了下来。

那些耀武扬威的“红色革命者”站在场坝正中，用身体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圈中间站着一长串头戴高尖帽、弯着腰低着头的人，纸糊的帽子乱七八糟地扣在那些人的头上，上面歪歪扭扭地分别写着：

“坚决打倒地、富、反、坏、右份子！”

“铲除一切牛鬼蛇神！”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

由于那些人的腰弯到了九十度，头埋到了主宰者的满意度，所以总看不见脸，谁的弯度稍变一点，后脑勺就会重重挨上一拳。在他们的上方，横挂着黄纸黑字的大副横标，写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由于墨汁太多，多数字的墨水在顺着笔划向下流，那些字看上去东斜西歪，大小不一，丑陋无比。

在“红色革命者”的呵斥下，戴高帽子的人轮流着自报家门。他们分别低着头，躬着腰，依次按要求上前一步，先敲一阵手里提着的小铜锣，再吃力地自我介绍道：

“我是牛鬼蛇神XXX，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我是老右派XXX，我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我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我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反党反人民！我愿意坦白从宽！回头是岸！”

“我是封、资、修、反的典型代表，我愿意接受政府的审判，我愿意服从革命派的管教。”

其中，除了镇公所4位白头发的叔叔伯伯外，多数人丁南都没见过。奇怪的是，人山人海的场坝上，除了低头弯腰介绍者颤颤抖抖的声音里夹杂着主宰者的呵斥、命令声外，人们都紧张得屏住了气，静得连小孩的哭声都听不到。

突然，性情刚烈的母亲听到了大伯的声音。她两眼圆瞪，嘴里疑惑惊异地脱口而出：“大哥？”便想冲上前去。

丁南死死抓住母亲的衣角不放，泪流满面地抬头望着母亲，她害怕母亲也被人拉去站在那里，害怕转眼间母亲也成了坏人。

母亲低下头来看住女儿，闭着嘴，拉起丁南快步回到家里。经历过解放、清匪反霸、土改、四清等多次政治运动洗礼的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预感到国家要出大事。她坐在凳子上，拉住丁南的两只手，悄悄对女儿说：

“南儿，有点不对头，我们这里要出大事了。大伯这回的祸事不小，可能他过不去这个关，这回的祸跟往回不一样。妈要把你送到北边一个很远、很安全的地方去，那里有一个妈的儿时朋友。如果将来情况好了，妈再去把你接回来……”

因为声音变调，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没说完，她紧紧咬住嘴唇，泪如雨下。

一贯是母亲乖乖女的丁南，并不懂得离家的含义，她心想可能就是去走亲戚，就懂事地点了点头。于是，母亲刻不容缓地找人联络，借钱为她做花布衣服和新鞋，母亲要体体面面地把她送出家门，让她漂漂亮亮地到朋友家去。可丁南老是发现母亲当她面时很平静，她不在时就偷偷抹眼泪。其实她自己也是一直都在偷偷地哭，怕母亲伤心，才一直把嘴闭住流泪，她发现只有那种哭才不会发出声音。

丁南离开家乡的前夜，正好是她大伯的52岁生日。

那晚，月隐星稀，四周显得异常平静。母亲站在门上环顾四周，确定镇东头没人后，才匆匆点着油灯，把事先准备好的南瓜丝和数量有限的手擀面混在锅里，偷偷为被关押在镇东头院坝边玉米杆棚子里的大伯煮那碗寿面。

丁南提心吊胆地摸黑朝关大伯的地方走去。她捧着簸簸浪浪的寿面碗钻进棚子，压低声音叫大伯。她正要将碗送到大伯手上时，母亲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一道超亮的手电光“唰——”地从棚子口射进来，随着一声大吼，她被吓得全身颤抖，手里的碗掉到了地上，心突突地跳得快要崩出胸口。

仰躺在玉米杆上的大伯，用右手腕撑着地，想坐起来。电光直射在他的脸上，连眼睛都睁不开。棚子里很快就挤满了“红色革命者”，几个腰上扎着皮带的人，气势汹汹地走近大伯，像提鸡那样将大伯抓起，连拖带拉地弄走了，母亲和丁南也被几个人呵斥着押往镇公所。

那夜，丁南的母亲和大伯接受了无完无了的审问和训斥，政治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在了大伯和母亲的头上。天快亮时，被折腾得满脸血污的大伯重新被弄回棚子。母亲则因“划不清界限”限期交待问题，说观其后效再作处理。丁南年纪小，受利用，作为重点教育对象。

彻夜未眠的母亲疲惫地拉着女儿回家后，一句话未讲，就为丁南收拾东西，要送她上路。到分别的最后时刻，母亲终于忍不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越哭越伤心，她捂住嘴哭，丁南还是听到母亲强忍的“呜－呜”声——那凄楚的哭，至今回想起来丁南的心口仍会隐隐发痛。

母亲拉住丁南向镇东头走去。在距大伯棚子不远处，母亲停下来说：“我们从这儿爬过去，这事还得给你大伯说一声，我才放心。”

“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丁南有些害怕地对母亲说。

母亲说：“没关系，只要你走了，妈就什么都不怕了。”

母亲紧贴在棚子边，对着棚子里的对大伯悄声说道：“他大伯，有件事你必须给我拿一下主意。看样子以后我们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了，我现在让南儿离开这里，到送到北边去躲一下，起码可以先把命保下来。但是，我知道那里很苦，我的心痛得受不了，随时都想改变主意。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等大哥你一句话了。”

丁南把耳朵紧靠在玉米杆上，听见大伯哽咽着对母亲说：“你这个主意好，这是唯一的出路，这些人杀人就像拧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只是孩子太小了，没亲娘照顾，她会吃很多苦，将来孩子的担子很重。”

大伯顿了顿，又说：“你们快走吧，被人发现就走不了啦！”

这就是丁南离开家前大伯最后留给她的记忆。

在丁南幼小的心里，大伯是她们镇上的文化人。因为她们家族的辈份高，几十岁的人都把她们爷啦、姑呀、婆地叫，但对大伯好像也没有分辈份，不管老小通称他“大爷”。实际上，有的人都应该叫他祖祖了。大伯瘦高个子，瓜子脸，皮肤白净，两眼之间明显地露着一个“川”字，说话时他老习惯用手指头梳理自己黄白相间、显得有点稀少的胡子，眼睛微微眯缝着，声音低而平缓，总是一副充满智慧的表情。由于大伯见多识广，对人对事有较强的洞察力，镇上所有人家遇到大小事，年长者都要特地前来让这位“大爷”拿主意，人们还送他一个绰号叫“老神仙”。

丁南的母亲在镇上是很受人敬爱的女长辈，她对大伯更是敬重有佳。在丁南母亲的眼里，长哥当父，何况丁家爷爷辞世之后，一个庞大的家庭，靠的就是大伯协调和维持，尤其称赞大伯待人处事，特别是处理家族问题的公正和公平。丁南母亲还敬重大伯超人的忍受力，无论吃多少苦，大伯都从不对人述说，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要求。所以，在决定儿女命运的关键时刻，她比其他人更信赖她的这位“智多星”长兄，她把大事的预测和判断的希望完完全全寄托在大伯身上。大伯也偏爱着丁南母亲的明理、聪慧和勤劳，常常在家族会上要求弟媳、侄女、侄媳们以丁南母亲为榜样。平日里，大伯从不走家串户，也不与人聚集闭聊，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在靠门的那张小方桌上裹烟卷，喝清茶，几十年如一日地翻看那本厚而发黄的书。一旦哪个侄儿侄孙有事时，他就会沉静地出现在那个家里，只是时间极为短暂，甚至不会坐一下。

在大伯死后第20个年头，母亲告诉丁南：大伯的命运很不好。年轻时在外自由闯荡，一表人才，风流潇洒，偏爱女色，后来又抽上大烟。解放时按爷爷的要求回到镇上，因家族大，祖业多，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后经人介绍，娶了忠厚老实的大妈，生有一子三女。但不幸的事，大伯早年抽鸦片身体严重受损，致使几个小孩都智力不全，长子还不到30岁就丧命，三个女儿也半痴半呆地相继走了。大妈因丧子失女忧伤过度，也早早地离开了大伯，剩下他孤独一人。然而，作为地主份子的大伯，他是丁家这个家族的年长者，他必须默默无怨地承受历史给予他的名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听从命令地接受历史对他的谴责和批判。无论委屈与否，他都从不向人言苦，从不说东道西，甚至从不回避每一段历史对他的惩罚。丁南离开家乡后，大伯作为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的简称），整天顶着纸糊的尖尖帽、提着铜锣、躬着腰，被人剃着光头，无休无止地站在五类份子的行列里，一遍又一遍地向着众人自我声讨，把家族里所有的问题都扛下来，用良好的态度和表现换来了其他家族成员的平安。

可是谁也没想到，在丁南离开家乡的第二年，镇上的情况就有了好转。“红色革命者”的主要成员相继离去，大伯挨批斗的次数也少了些，后来还停止了。而丁南所去的北边地区武斗却连连升级，整个山区城市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社会秩序混乱至极，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丁南所栖身的那个位居偏僻山区的工厂，则成了造反派的战略后方基地，车间停产，职工外跳，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一车一车的造反派尸体被解放牌汽车从战场上拖进工厂，鲜血随着汽车轮的滚动从车上滴下来，洒在那些煤灰路上，与沙石混合凝聚成黑褐色，被人们毫无知觉地踩在脚下。横七竖八的尸体堆放在空旷的大车间里，无人认领，无人过问，等待着造反总部进行批处理。

每天晚上，整个工厂就像一个屠宰场，到处传出惨叫声和嘶声力竭的怒吼声，那些被定为从各地混进来的所谓“探子”，在“吊半边猪”、“鸭儿浮水”、“钢丝吊指头”，“众人看礼花”等拷问手段中生不如死，不少人当场毙命。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丁南整日地害怕，既无办法与母亲联系，又无能力离开工厂。只能听见枪响就跑，枪响过后又回家，听天由命地在死亡威胁中恐怖地挨日子，艰难地一点点长大。

一天半夜，丁南被吵闹声惊醒，翻身爬起来朝门外一看，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向工厂的大礼堂，她也跟着跑了进去。

礼堂内挤满了人，窗子上、梯子边、墙壁的毁损处，乱七八糟挤着观看的人。因为太矮小，被大人遮挡后丁南什么都看不见，她只好退出去，一只脚踏着礼堂外面土墙的烂坑道，抓住断窗框殘余段，把头从窗上伸进去，向下看。

突然，她像被电击似的把头缩了回来，心“咚”地一下狂跳起来：她仿佛看到了大伯的脸！她忙揉揉眼睛，定下神来一想，又觉得根本不可能是大伯。她想那肯定是一个长得与大伯相象的人，何况大伯不像那人那么矮小。于是，她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

过一会，她又把头伸进去。只见台子上5、6个人正在折磨一个光头老人。老人的双手被反捆着，绳子从脖子上套下来，双手强硬地被向上拉起，已经变成了紫色的指头近乎碰到后脑勺。老人痛苦地支撑着扭曲的身子，脸痉挛着，脸色由白变青，慢慢地没有了表情，头僵硬地歪向一边，大滴大滴的汗珠从脸上往下滚，他却没有发出一点呻吟。

老人周围气势汹汹的6个粗壮男人，有的拿着短木棒，有的挥舞着拳头，有的怒骂不止。其中一个人用力拍打着老人歪垂下去的脸，把拳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还不住把老人的光头狠命朝下按。渐渐，老人站不住了，整个身子因捆绑太紧而蜷缩变形，由颤抖变为摇晃。站在他前面那人一拳头抡过去，老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装死！快给老子站起来！交待要想探听我们哪方面的情报？‘北雁南归’到底是什么密语？”那人恶狠狠地吼着，老人没有一动不动。

那人忍不住了，猛地向老人脸上踹一脚，然后重重地踏在上面。老人的眼睛在皮鞋下吃力地最后睁了一下，咽气了。

拿木棒的人狠命地在老人身上打着，边打边说：“他妈的真没用！这几下就没气了！”甩掉木棒，拳头一挥，其他几个随之匆匆离去。

礼堂里围观的人神情紧张，纷纷散去，竟没人上台去看看那位老人。几个“五类份子”木然地拿着绳索和木扛走上台去，木然地将死后依然被捆绑着的尸体抬了出去，摸黑抬到了工厂后面的坟山里挖坑埋了。

今年“五一”节，丁南回到了30年未归的家乡小镇。年进八旬的母亲把她带进了老房子，在重新建起的家族堂屋里点香祭拜祖先。之后，母亲特地把拉到她大伯的灵位前，让她跪下，然后交给她一封信。丁南莫名其妙地打开了发黄的信纸，一页繁体字出现在眼前：

弟妹：

我已到了北边城市，并找到了去南儿工厂的那条山路。但这里的武斗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这里每天都在流血，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人丧命，情势危急。听说造反派完全占领了那个工厂，没有陌生人可以进那里去。但我既然已经来了，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找到南儿，让‘北雁南归’，是我作大伯的责任。如果我还没有找到南儿就死在了造反派手里，也算是尽了我的心。

假如南儿有幸活下来，她将来的生活担子会很重。无论你的情况怎样，将来都不能给她增加任何负担——这是我必须告诉你的。

家族的其它人和事，就拜托你了。

南儿的大伯亲笔

某年12月26日于北边城市

读完信，丁南什么都明白了。她泪流满面地对着大伯的灵位，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之后，便长跪不起……

回到单位的丁南，既思念白发苍苍的母亲，更感激恩重如山的大伯。大伯惨死的情景如镜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眼前，让她泪如雨下，心痛难熬……

飘着细雨的夜晚，她坐在电脑前，写下了关于大伯的五千余文字。打开邮箱，却不知道应该安放在哪里。于是，她走到窗前，睁着泪眼，仰望苍穹，轻轻问道：“大伯，请您告诉我：天堂里也有邮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