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生涯

这条街道我至少经过了几千次，这条街道该是本城最宽最直最会让人着迷的一条街了。南方的小叶榕在三月阳光的注视下，虽还是庄严作态，却多了几分柔媚，几分灿烂。能够在这条街上谋个差事，哪怕当个服装店的服务员，也会招来几分艳羡，获得更多的机遇和赞赏。在街的中心段有一个城市广场，旁边是报业大厦。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习惯了每天早上来上班的路上看人看风景，或者努力想问题，想想写点什么能够多挣0钱，能够出名，每每想到那个对面的自己就忍不住换上一副自信得什么都可以忽略而不可一世的脸庞。真以为自己会变成名记，将来至少也应该拿个茅盾文学奖什么的。如果有一天你在四川的某座城市，就在那一条最直最宽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一会沉思，一会偷笑，眼睛里能够放出点光来向着中心广场的报业大厦而去的那个瘦高个男子——也许就是我。我就是这样让自己思考，使自己不断提升，行走在路上为名利而奔忙的青年人之一。

从这条街头的一个移动营业厅处的窄巷子进去，往里走五十米然后向右拐弯再前行十米，那就是我住的那一栋楼了。三楼，打开窗户就能够看见与正街截然不同的人行道。街道不宽，但是颇具风韵，都是因为那些垂柳，它们一改小叶榕庄重与死板，露出纤细的腰肢尽情享受着和风暖日。就好像这条街上那些来自乡下的姑娘，每月花不到一千元钱租个店铺，要么开个鲜花店，要么卖个小礼品，或者搞个小粉馆，也可以从外地或者就从本城的城南市场倒些质量一般的服装，卖给来城里谋生的那些人，同样可以生活。因为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都在为着最真实、最迫切的事情劳碌着，所以他们的面庞也大多显得天真和夸张。高兴时的笑声和动作显得肆意，悲伤时的嘴脸同样显得缺少文明人应有的素质。那些生在其中不言不语的姑娘，无意中流露出的高贵和矜持就难能可贵了。这样的姑娘要是人再生得漂亮贤惠，那可就招人喜欢了，如果不是个还没结婚的小伙子，我想我不会花太多的心思琢磨心中贤妻的模样。这样的人少，但总算还有。下楼不出二十步有一家中餐馆，老板是位四十左右的矮胖男人，热情而又友善，应该说很懂经营之道，在把菜作好的同时，也知道该如何用微笑和热情把客人留住。她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精明内敛，深谙为人处事之道。表象上看似乎是傻乎乎的，可那双眼睛骗不了人，几乎把坦诚坦诚得一览无余。

她叫林西，在小县城上的高中，没考上大学，之后就跟着父亲来了这边，她读过我吃饭时带着的报纸。当我告诉她那篇〈《一个死刑犯的自白》〉是我写的时候，她睁大了眼睛，我永远都记得那眼神，充满了羡慕和赞美。当我告诉她我只是想通过罪人的视角说明一点，任何悲剧都不完全是个人和罪犯的悲剧，任何一个悲剧的成因永远脱离不了社会和家庭时，她说，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我希望你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说得很真挚很动情，随即又把目光移到门外。她说，她喜欢那些柳树，虽然它们看起来比不上老家的那两株绿柳。

后来，我就经常转过街角，绕到这边来买点什么，吃点什么，再回去上班。有时就为看她一眼，看她用白色的抹布一边哈气，一边使劲擦玻璃上顽固的污点。偶尔她会站在门外，抬头看着店牌——罗马假日。当我们眼神相遇的一刹那，我会停下来。她也会把自己定格三秒钟，然后绽放出令人整天舒畅的一个微笑。

我是一个真诚的人，不习惯动什么坏心思，但我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所以我努力工作，即使上司让我写的那些不符合我的风格，我也会努力去做好。我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为了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努力写些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具有新意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当然，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一点的。这句话是我上班第一天主任在他办公室跟我说的。找料子不难，难的是把这些如何烹成人见人爱的佳肴，可纵使我百般努力，最后写出来的东西，编辑读着都说好像哪儿读过，缺少包袱和深度，或者就太以个人为中心了，缺少读者的口味。前几天总算让我逮到了（想到）一个翻身的绝佳机会，邻市发生了一起惊骇全省的杀人案，还没有定性，听说是先强奸后分尸的一件大案，真是耸人听闻啊！如果我能够挖掘出一些关于内幕和犯罪心理方面的内容，那肯定会吸引人去关注写这些东西的作者——本报记者——罗海阳。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乐滋滋地笑。

在刊发之前，主任找我谈过，说是内容和新式都有些太“新”，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反响，我要负责。他故意把“新”字拖的又长又重。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不过，我想，这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响呢？现在不都在提倡“人性化”、“人本主义思想”吗？我即使在某些地方站在罪犯的角度，多反思了一些客观的因素，那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离林西看那篇文章已经十余天过去了，我以为不会出什么茬子。在一个醉醺醺的春日午后，主任还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主要话题就是我的那篇文章。邻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我们记者对案情的叙述有失偏颇，甚至是在歪曲事实，有诽谤国家执法机关之嫌。主任为此把我训斥了半个小时，说是当初就让你注意后果，你看怎么样？我没了语言，我还想干这差事，我喜欢这差事，好吧！就写三千字检讨也没什么，领导已经很给我面子了，我想，谁叫我当初没有把领导的话认真领会呢？临出门的时候，主任起身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小伙子，吃一堑，长一智。虽说你得在报上以个人名义写一份澄清事实的声明和一封道歉信，还得扣两百元奖金，但是，年轻人嘛，机会还有，钱也会有，好好干吧！

没过几天，报上就登出了我的致谦信，我是这样写的：

致谦信

本报本月十四日发表的《一个死刑犯的自白》这篇文章是我在不甚了解事实的前提下，依靠丰富的想像力和来自于旁观者的议论有感而作的，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我的报道中甚至援引了来自于群众的言论和推论，这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严肃问题。因为这本质上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为此，我的新闻歪曲了事实，罪犯变成了该被同情的人，勤政为民的人的却背上了渎职的罪名，此文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此，我公开向受到误解的某某市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道歉，并希望你们早日破获此案。

某某晚报记者罗海阳

某年4月12日

虽然我在报上登出致谦信之后，报社和邻市公安居没有再做纠缠，但是我在报社的地位却发生了变化。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出名了，不是一般的出名，连门卫对我的微笑里夹有一丝傻气，像是我传过去的；跟我相邻的女同事，以前跟我打招呼总是显得严肃和匆忙，可是现在却多了一份不解的风情；主任呢？见着我跟见着亲人似的，但眼神里的话我读得真切，“真是傻帽一个。”所以现在一有那些重大的新闻线索，我就只能眼观耳听的份。日子一下子闲了不少，又重拾起多日不摸的篮球，竟再也找不到以前的脚步和手感，锻炼些时日，身体还是一如既往的滞重，心里压着一块石头，总也甩不掉。

周末，阳光被清水洗过一般，道旁桂花树的新芽跟少女一样新鲜和灿烂。从清闲的行人当中穿过，渐渐地看到了街边柳树让人不安分的舞姿，人行道上，人们围坐在临时搭建的桌子旁，或是打牌，或是聊天。除了极少数的人还穿着冬装，更多的人秀出了雪白的肌肤、姣好的身材。

溜进林西馆子的时候，还不到十一点，挨近玻璃的餐桌上坐着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很容易就能够猜到，他们是恋人。不过看起来，他们以后能够结婚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中简单的逻辑推理已经被很多人论证过。何况那男子怎么也陪不上旁边女生的形象，简单的说，没夫妻相。

看什么呢？你们记者都是这么看人的啊！？想吃什么？——还要回锅肉吗？

你怎么才出来？刚刚你在哪儿呢？

你在责备我吗？

没有，怎么会呢？我说。

你好久都没有来过了，在忙什么？她挪过一椅子坐在我对面。

没——忙什么，就是有点事。你爸呢？

他去我舅舅家了。

你还有舅舅在这里吗？

有啊。他在市委上班。我去过他家几次，有次送些家里带来的腊肉、香肠什么的。还有就是舅舅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拿回些他们吃不完、用不掉的东西。

哦。我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从林西的身上我不仅找到了妻子的特质，甚至隐约感觉到她完全能够做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了不起的女人，当一个男人觉得能够从一个女子那里获得关爱和前途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我在给她的菜单上写上了一串阿拉伯数字，她能够读懂。

我又重新获得了动力，并恢复了对工作的热忱，我决定转变自己的风格，与其做一个太自我有性格的文学愤青，不如先写些逗人喜爱的故事，为做自己先打好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我把以前身边深有教育意义的一则往事变成了一个极有悬念又有新意的故事。很快我就在晚报上见到了我的文章，并得到了主任的首肯。但有些事情是他和读者都不知道的。为了不像上次的事件那样闹得沸沸扬扬，我特意去拜访了当事人，并说服他按我的方式去讲述事情经过。因为文章要涉及到具体的地名街道，所以我不得不先打好招呼，因为是熟人，我为此花费不到80元。

在例会上，主任特意点名表扬了我，说我是好样的。年轻人就要从小事做起，而且要写一些真实的、具体的、有新意的新闻故事，切不可贪功冒进，写些不着边际、哗众取宠的文字。为了更加准确详尽的说明他的观点，主任又举出了我写的那件案子，顺便说了几句案情的进展情况。他大概是这样描述的：

虽然，那个人什么也不肯说，不过据说，他以前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友，不过后来，两个人没在一起。好像是因此那男的受到了刺激，性情大变，也不知是醉酒还是怎么的，竟然把租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给奸杀了，不过又听说被杀的那个是他以前女友的女友。反正呐，难说。只要罪犯不开口、不认罪，那么案子就很难定性，也许他的前女友能让他开口，可是有谁知道她会在哪里呢？

案子就这么拖着，那不人心惶惶啊！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对于一个连命都不顾的人，你能怎么样啊？

不过还是太凶残了些。啧啧，太可怖了。

不过也怪，我听公安局的一个朋友说，他竟然要报纸看。你说他看报纸是为什么呢？

谁晓得呢？这些人都有些变态。他们的心灵和人格都被扭曲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认识自己。

我不觉得那就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是罪人，但是他也是人，他刚生出来本就不具备什么社会意识、阶级观念等等，他就是一个婴儿，之所以如此，我想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是完全清白的。如果我们身在瑞士，如果他的母亲教会他如何择友，如果他上学时老师不只是讲书本知识，而讲一些关于磨难、关于生命的话题，如果他的心够豁达、够坚强……他也是受害者。这些话都在我心里流过，我甚至也开始相信自己判断错误，自作多情写了一篇激文。

我静候着案情的进展。

没过几天，我又写出了一篇故事性极强的新闻，题目叫《车夫的爱情》。缘起很简单，坐三轮车时偶然听车夫说起贴在车上的纸条的事情，他就给我讲了他和小她十岁的妻子的故事。为了把故事讲得更有吸引力，我添加一些的同时也隐去了一些内容，虽然略有改动，不过我想车夫不至于把故事给读破。本可以不花钱的，但是为了表达谢意，我特地让他收下了二十元的车费。谁叫我是一个好人呢？

不出意外，这篇文章又受到了赞赏，原因是故事贴近大众，情节曲折离奇却又显得质朴真实可信，能够激发人对爱情和生命的美好憧憬。

第二天我就把报纸给林西送了过去，想跟她一起分享喜悦。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连信息都不发一个？

你忙嘛。你有什么事情过来说就好了，让我看看你的文章。她接过报纸认真地读起来，我却盯着她的衣服看，紫色体恤恰好衬出她凹凸有致的身体，散发出迷人的花香，像是一株待放的紫丁香，在四月天里享受着阳光和蜜蜂的亲近。

怎么样？她读完了，我问。

很好，继续努力。她微笑着说，充满了期待。

那一天，我们正式恋爱。

第二天上班，门卫叫住了我，他问我那个案子怎么样了。那个案子跟我有关吗？

当然跟你有关，你看你那一篇文章，好像写的你跟那人是亲兄弟似的，听说省上在拿这件事情找麻烦，说是这是在诋毁执法机关，损害党的执政形象。不过我不太懂这些，都是主任悄悄跟我说的，还说不要跟你说起。

那你为啥还跟我说？

可不嘛？！只要罪犯不说，谁知道呢？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我只是好奇，好奇。

刚进办公室，又听到大家伙对案子的议论，每个人似乎都在此刻变成了大侦探，说得有理有据，比如一个男人，两个女人，显然是情杀嘛。

不过这个人还找报纸看，说明读过书，但是书又没有读透，所以被书里的那些思想控制了，在犯罪的那一刻，他就不是他自己。

听说他是个外地人，故事的答案也许还在他的故乡，谁知道他以前都经历过什么，可是他什么都不说。主任说，听他的朋友说，任何能让正常人变得不正常的手段都用上了，也不见他吐出一个关于案情的字，不过，听说，他在找以前的报纸看。像是找什么，但又找不到，很失望，伤心欲绝的样子。

对了，海阳，主任让你去他的办公室。他是我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哥们。

我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去的，不过结果还是坏到我不能够承受。对于带给我强烈痛苦和绝望的那些神情和语言，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

海阳，你也知道美国经济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不仅是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受到影响，我们这个行业也同样受到不小的冲击，所以上面决定要裁员。经过左右权衡，我们不得不拿出一个不得已的意见，鉴于你能力和才华出众，出去之后更容易找到工作，我们也不愿意埋没你的才华，所以一致决定——（他没说明，但是我知道结果）而且最近省上在追究你写的那篇文章，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凭你的智商，我想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决定的。对吧？祝你好运！

我清楚地记得那双充满歉疚和为难的眼睛，以及那不招人待见的厚嘴唇，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心快碎了，就在我走过上千遍的那条金光大道上，阳光对我视而不见，似乎在跟大路告别，跟美好前途告别，跟我的记者生涯告别。昨夜一夜的风雨，天更蓝了，新叶更亮了，这些跟我都隔着一个世界，我的眼里只有苦，就像被夜风吹落的花粉，浸在水洼里，是该想起曾经花开的灿烂，还是那激荡人心的飞翔？

我不知道怎么跟林西开口，我说我想去看看你的那两棵柳树。她答应了，她从我躲闪的眼睛里发现了什么秘密，她知道，我是好人，自有道理，她信任我。

那下午我们到林西舅舅家去告别，明天就走。她说。我跟舅舅提过你，他也想见见你。

我想一个市委常委的家该是奢华庄重的，不过家里的装修就跟舅舅的人一样朴实、平易近人。

听林西说，你是记者？

是啊！都做了两年了。我竭力掩饰自己的伤心和不舍。回身看了看林西。

那篇《一个死刑犯的自白》是你写的吧？

是啊！你也读过吗？

以前没读过，今天上午专门找出来读过，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感觉被撮到了痛处疼痛得无法出声。

因为昨天晚上犯人招供了，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你写的那篇文章，好像被感动了，抽泣了一阵子之后，竟然主动说有话要说。而事实上，他看报纸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他以前女友的消息。

我想去买份今天的报纸，我听不下去了，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他和她们的故事。

2009年1月24晚初稿

2009年3月23日夜20：30－－0：04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