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尘事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了，尘封多年，灵感突发，想把往年的市井琐事，通过记忆的碎片折射出那个时代特定的些许毫光，不亦乐乎。因而笔不由己，也就啰里啰唆的写了出来。

大马路47号是个大杂院，解放前是个印刷厂和文具店，解放后住上了人家。东西南北，由四幢老式两层木楼坐落在这里，围成个正方形大院，楼上楼下住了14户人家，住户很杂，这里面有拉地排车的，炒花生做买卖的，修鞋的，理发的，做裁缝的，当职员的，当干部的，还有一群顽劣的孩子和一些叽叽喳喳的家庭妇女。

邻居之间经常有矛盾，闹仗的事时有发生，为了一些闲言碎语，传播瞎话，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打了好，好了打，各种故事复杂得好像三国演义一样。

我家就住在靠北边临街的楼上，楼下是一个理发馆，名字叫“金荣理发馆”，理发馆临街开着一个门头，后门就开在大杂院里。理发馆里有一对老夫妻，男的理发，老婆无事，料理家务，膝下一女，叫小梅，岁数尚小，还没读书。据说女儿不是亲生的，是要的。前几年，闺女的亲妈还上门相认呢，不过，见过一面也就没来往了。

理发馆的老头姓栾五十多了，高个子，略驼，大方脸上有一些浅麻子，看样子很老实。老婆不知姓什么，背后都叫她老栾婆子，也五十多了，个不高，痩粼粼的，窄削的瓜子脸，瞪着一对三角眼，一说话，满嘴一口大金牙，半大脚，挺劲道，走路挺胸昂首，头后的小抓髻一颤一颤的，一副不好惹的样子。院里的老婆们戚戚喳喳的传言：这两口子年轻时放过“鸽子”，坑了不少人。男人当作“哥哥”，老婆当作“妹妹”。看谁想娶老婆，“哥哥”就把“妹妹”介绍过去，嫁给人家做老婆。“妹妹”到“丈夫家”住几个月后，把家底摸清了，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候，“哥哥”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偷偷的和“妹妹”谋算好了，“妹妹”趁家人不在，把全部家底卷吧卷吧，两人携财远走高飞，不知坑了多少人，大多是穷人。解放了不敢干了，凶悍的秉性，虽有收敛，但还是一个不大讲理惹不起的悍妇。除了我家外和全院打了个遍，大家都不愿和他们来往。

很不幸，我家就住在理发馆楼上。她的不幸，我家有七个孩子，六个皮小子，一个姑娘。也给他家带来不少烦恼。

楼板是木制的，上边走路楼底下听得真真的。每每在家走动脚步重了一些或者搬动什么东西弄出声响，我妈着急的告诉我们：“轻点！楼下受不了！”

尽管如此，麻烦还是经常出现。七个孩子都上学，放学后老师怕学生贪玩，让孩子成立家庭学习小组，四五个孩子一组，到某个同学家去业余学习。我们弟兄都是热心肠，自报奋勇的把同学招来家。为了学习，妈妈也只好同意了我和哥哥来家。哥哥一组我一组，一，三，五是我的小组活动，二，四，六是哥哥的小组活动，一张八仙桌子趴着五个孩子学习，地方也够了。

哥哥老实本分不好动，他的小组很安静，“祸”大多是我的小组惹得。

放小组了，女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皮小子开始嬉耍打闹起来，这时候往往忘却了妈妈的警告，我们在楼上摔跤，踢毽，板凳桌子震天响，当然楼下也像打雷一样轰轰隆隆。

同学们走了，妈妈也快下班回来了。

“覃大嫂！还让不让过了，你们家怎么了，砸堂子吗！唱大戏吗！……”老栾婆卡着腰在院里向我妈大声吵吵。我妈刚走进院子，劈头盖脸的叫她抢白了一顿，知道又是自己家的孩子惹祸了，千道歉，万赔不，说是回去一定好好教教训自己的孩子。来家后，妈妈对我一顿“棒棒炖肉”总算让她消了气，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小孩有什么记性，记玩不记打，以后上小组，一玩起来什么都忘了，等到知道错了什么都晚了。这样，我经常受到妈妈的严厉教训。

久而久之，老栾婆也不再找我妈了，她知道我妈是个很自责的人，凡是孩子的事，不管谁对谁错，先找自己的孩子的毛病，不护短，从不占理不让人。在这个院里很有威信，邻居吵嘴打架，都到我家叫我妈评理，我妈总是能息事宁人，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连老栾婆这样的人，也不好意思向我妈耍横。以后只要我们在楼上一折腾，她就扭着腰肢走上楼来，板起一幅可怕的脸，张着“金灿灿”的大嘴，厉声呵斥我们，孩子们在惊恐中作鸟疏散。不过她再不会告状了，她知道这不该我妈的事，都是孩子太小不懂事。

“理发馆”唯一走动的邻居就是我家，有什么事也爱到我家说说，六个孩子理发都叫他们包了，去理发时，对我们也很和善。理发不当时收费，到月底了，我妈就会主动到“理发馆”把孩子的理发费和她算清，从不欠账。

一天，院子里又沸腾起来了，西边楼上的胡大嫂和“理发馆”干起来了。胡大嫂，湖南人，心眼好，很能说，也很能骂，嘴上没遮拦，得罪不少人，自己却浑然不觉，属于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5岁了，会练武。不知为什么和老栾婆对骂起来了。两人吵了一阵，老栾婆可能忌惮她的大儿子放学回来，她要吃亏。“史无前例”的败下阵来，紧关后门不再出来。胡大嫂“挟胜追击”，变本加厉的在门前跳骂挑衅，直到儿子下学回来把她拉回家。谁知第二天一清早，胡大嫂又拿着一根棍子，到她门前“搦战”，把“理发馆”旧社会的那些事，满嘴喷沫的，哇哇拉拉都捅了出去。“理发馆”只是按兵不动毫无声响。我妈去劝了几次，她只是不听，只好无奈的上班去了。院子里没有工作的老婆们老远站着看热闹，私下说：这下老栾婆可遇见吃生米的了。

该工作的都上班了，孩子们也上学了，满院子只剩下没事的老婆们和胡大嫂跳脚叫骂声。过了一段时间，胡大嫂骂累了，放下棍子，坐在“理发馆”后门口旁边的楼梯上休息，说时迟那时快，“理发馆”后门突然洞开，立马窜出两人，只见老栾头老栾婆挥起老拳没头没脑的向胡大嫂擂去，胡大嫂懵了，紧接着，老栾婆薅着胡大嫂的头发拖进理发馆，又是一阵臭揍，头发揪下好几缕，一脚踹出门去，然后又紧关大门，不声不响。胡大嫂瘫坐在地上嚎哭连天，在其他人的劝说下，也只好悄悄地回家了。

放学后，大儿子吹胡子瞪眼要去砸“理发馆”的门，叫我妈喝住了：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别管。赶快回家学习去。我妈拉着孩子的手来到胡家，胡大嫂见了我妈边哭边诉苦。我妈劝说：“远亲不如近邻，真是的，为点啥事，弄得鸡飞狗跳的，也不怕别人笑话。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他们打人不对，你把人家的丑事抖搂出来也够意思了。回头我到他家去，叫他们给你赔礼道歉。这事怎么能叫孩子掺乎，别再闹了。”好说歹说，胡家总算安抚下去。

其实“理发馆”在家惴惴不安，生怕胡家的儿子来闹事。前门关了，买卖不做了，后门也闭了，门都不敢出。我妈去了，“理发馆”想找到救星一样，妈妈把“理发馆”批评了一顿，他们也愿意叫我妈传话，口头向胡家道歉。此事也就渐渐的平息了。但是梁子已经结下了，以后两家人见面形同路人，不再说话。

公元1966年，“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像一篇开战檄文，拉开了动乱的序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运动初期的斗争对象，被抄家、殴打、关押、流放、杀戮，全中国被杀害者不下十万人。中国大地上沸腾了，社会秩序乱套了，红卫兵象雨后蘑菇般疯长起来。什么法律，资产阶级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看谁不顺眼，抓着有点历史和现实问题，串通几个红卫兵，到家扣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或者外加一串破鞋（表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男的叫流氓，女的叫“破鞋”），几块砖石（主要是起羞辱作用）等，拉出来敲锣打鼓的游起街来。晚上路灯下，常常看见一簇簇人在批斗：“国民党特务，”“汉奸，”“坏分子，”“右派，”“流氓，”叫不上名字的就叫“坏分子，”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社会渣滓某某，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某某……名字打上叉叉，戴着纸糊的极高帽子，站在高凳上，接受批判。围观的人不少，批判的人也就三两个人，批判的人时不时的高喊口号，围观的人也附和着咿呀几声。有时不知是谁，把凳子踹翻，被批的人重重得跌倒在地上，拉起来再斗。被斗的人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当然“流氓”除外，“流氓”一般都年轻。

我已17岁，参加了工作。哥哥学习好，继续念书，高中生，老三届，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他的大学梦，也只好当上了红卫兵。

毫无疑问，“理发馆”厄运难逃。

那天星期六我下班后回家，妈妈郑重告诉我们：“谁也不准下楼，吃饭在家老实呆着。”并用眼瞅了我哥一眼。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我家临街，楼下就是一盏路灯，每到晚上路灯一亮，光线射到我家，我家自然跟着沾光。

到了六七点钟忽然听到街上人声吵杂，我趴到窗上一看，路灯下积聚了不少人，靠着电线杆有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男一女，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上写：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某某某，弯着腰低着头，站在高凳子上接受批判。啊！老栾头老栾婆。理发馆两口子，不知被谁鼓捣在这里了。两个红卫兵举着“红宝书”，喊着口号，象审犯人一样审着他们，让他们反复交待年轻人从没听到过的老年间的“新鲜”事，不时的插话挖苦讽刺，象在耍猴又象演剧，插科打诨，引起人们的一片大笑。大杂院出来不少人，也有看热闹的，也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来报私仇的，跟着喊口号，踢凳子，论拳头。胡大嫂更是苦大仇深的样子，边审，边骂，边掐，义愤填膺，很“革命”。两口子低头弯腰，摔倒了爬起来，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老头微驼的腰更弯了，嚅嗫的回答着过去所干的“勾当”，算是老实。老栾婆始终不发一言，腰板微弯，不情愿的低着头，不知挨了多少揍。

“下来，不准看，把门插上，睡觉去。”妈妈低声把趴在窗口看的孩子们喝下来，自言自语地说：“过去了事抖搂它干什么，过去就过去吧，这倒是为的啥，唉！”回头对我哥说：“没事在家看书学习，出去不准祸害人。”哥哥脖子耿耿着不大服气，他是红卫兵，他要“革命”，但迫于妈妈的压力，只好改变“革命策略”，也不敢再说什么。我已经是工人“叔叔”了，长大了，安份了，只知挣钱帮家是硬道理，妈妈再也没为我操心。兄妹几个也是马头是瞻，两个大的不闹事，小的也跟着老实了。

外面闹哄到下半夜才停歇。星期天是睡懒觉的时候，何况昨晚睡得太晚。清早，天刚亮，我们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妈开开门，看见老栾婆哭啼啼的说道：“覃大嫂帮忙吧，俺家那口子喝了“敌敌畏”了，快不行了。”我妈听说后，也不管“阶级立场”了，马上把我们哥几个叫起来，一起到了金荣理发馆。老栾头已经奄奄一息，浑身滚烫，女儿小梅吓得躲在墙角小声哭泣着。满家弥漫着“敌敌畏”的味道。我妈说：快送医院。我们哥几个七手八脚的把他抬起来，老栾头微微的睁开眼看了我妈一眼，满嘴吐着白沫，蠕动着想要说什么，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两颗浑浊的泪珠滚了下来。那时哪有车，再说，当时这样的人家谁敢靠近，连说话都要小心。妈妈和老栾婆帮着，我们哥几个轮流把他背到医院急诊室，到了医院不久，人就死了。

老栾头死了，金荣理发馆也关了，再也没人找她们的事了，母女俩把理发馆的工作间租出去，收点房租聊以生存。我妈妈也时不时地帮衬帮衬。过了几年，老栾婆和女儿搬家了，搬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了，什么都变了，连过去的理发馆都叫做美发厅。

老头了，稀疏的头发好歹在那个理发铺剪一下就行了，什么美发厅我是不去的。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个很新潮的豪华美发厅，竟然叫“金荣美发厅”，设备先进，窗亮镜明，好几个理发员在忙忙碌碌。“金荣”两个字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走了进去，漂亮的女理发员刚刚给我披上围巾，突然一个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告诉那个理发员：“这个顾客我来理”。女理发员立即乖乖的退到一边，看样子中年妇女是老板。她熟练得拿起电推剪，理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象在一根根梳理。理完，抖抖围巾笑了：“二哥还认识我吧。”我愕然了。“我是小梅。覃大妈好吗？”我依稀认出：“金荣理发馆”的小女儿！变了，丰满的身躯，红润的面庞，不再是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姑娘了……

扭曲的时代，把人也扭曲了，良知泯灭，人自倾轧。庆幸的是，噩梦已经过去，旧事沉淀在过去的时空里，我妈，老栾婆，胡大嫂好多老人们都过世了，那个令人恐怖的年月也过世了，带走了说不清楚的恩恩怨怨，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咸定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世道变了人也变了，良知重新回归，幸甚，幸甚。我们说了很多很多……

不过，小梅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不好意思，这是我在她家理发唯一的一次欠账。

为母亲去世一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