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太阳

（一）

晕晕乎乎，迷迷瞪瞪，浓郁苍翠深不可测的大山也许会把我虚弱的身体融化成“木乃伊”，我要回归我生命的“金字塔”！

拉了三天的肚子，干瘪的肚皮几乎和后脊粱粘在了一起。

我不想死！因为我是满怀对生命的渴望和憧憬来到这里的，虽然大山让城市人望而生畏，但我知道大山就和大海一样，是孕育生命的“襁褓”，同样有着热烈喧嚣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凭借生存的欲望去乡卫生院打了一针，望了望那两间破败不堪的病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的身体在山间的小路上浓缩成一个跳跃的音符，歌唱着自嘲的赞歌，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学校。

四肢的乏困让我想象着从未体验过的母性怀抱，肚子的阵阵剧痛又诱导我迷幻出一双温润轻柔秀美无比的手……

原来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反而会迸发出对热烈和壮美的强烈渴求！

纸顶棚上的夜鼠活蹦乱跳地舞蹈着，山狗和鸱鹪把深夜的阴森变成凄惨的歌唱，让不甘寂寞的大山变得鲜活而丰富。

我费力地拉亮电灯，隔壁孩子们很有节奏的酣睡声，

又让我想起那首美妙绝伦的《摇篮曲》！

我是云岭小学仅有的一位教师！我的全校有八名学生！我摸了摸发烫的额头，捶了捶还算结实的胸膛，一股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概冲撞我的头顶！

多想去隔壁和我的学生们挤在一块，虽然他们看上去如同破衣烂衫的南非难童，但他们也就像我此时一样，面对祖传的艰难和困苦，反而迸发出跳跃“农门”的热烈渴求！他们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七岁。

这个时候，他们才是我可以信赖的同类。

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

我手扶着桌沿坐到炉边的藤椅上，但炉子里的火苗和我此时的身子一样虚弱，当我起身去取挂在烟管上的火钳时，突然两眼发黑，一阵眩晕，身子倒下……

“七哩哐当”，烟管砸了下来，砸得我的额头一阵麻痛，把我桌上的碗、缸打得满地乱跳。

我重重地呻吟了两声，从地上爬起来，又挪向那还有点温热的土炕……

（二）

一只小手在抚摸我的额头，我睁开了眼睛。

眼前一片朦朦的白，灯光很剌眼，我看着床边，小龙、阿军、铁林三位学生站在我的周围，我准备起身，小龙一把按住我的右手：“不要动，高老师，你正在挂吊针！”

我隐约明白过来，这是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只知道这是医院，但绝不是乡上的医院，我问小龙：“这是哪里？”

“这是县医院，高老师，你已昏迷整整两天了，前天晚上，我们听到你的呻吟声，我们想你一定有啥事，我们爬在你窗户上偷看时，见你爬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都吓哭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小龙说着已泣不成声，小手不住地在脸上摸眼泪，阿军、铁林也抽泣起来。

我鼻子一阵发酸，喃喃地对他们说“别哭，龙龙，你们是好样的！”但我的眼泪却刷刷地流向枕边，我不知是一种委屈感？幸福感？还是自豪感？因为从很健康的我在这生来第一场大病之时，却被几位破衣烂衫的小学生从死神手里硬拉了回来。啊，我的上帝，除了眼泪一个劲的往外涌，我已无法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小龙他们看到我眼里流出了泪水，全止住了哭声，铁林还掏出他那脏兮兮的小手绢，给我擦正在不断向外涌的泪水，我用左手一把揽过他瘦小的身子，紧紧搂在我的胸前，我的泪粘湿了他热乎乎的小脸蛋。

原来，他们前天晚上手挽手去十几里外的乡政府找人来救我，乡上派了村上的一辆拖拉机连夜把我送往县医院。第二天早上，小龙他们背着干粮、水壶从七十多里的云岭步行赶到县医院来，他们已在我床边守了近两天。当我挂完吊针起身后，才发现，墙根的躺椅上还睡着小金锁，他一手紧握着半块冷馍，小脑袋耸拉在躺椅背上，睡得好熟好熟，脏兮兮的小脸蛋上泪迹斑斑。

“你们怎么让他也来了？”我吃惊地问小龙。

“他哭着一定要来，我们就带了他！一路上，有时候我们三个轮流背他走！”

我又是一阵鼻子发酸，因为金锁是我的八个学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下个月才整满七岁啊！挂完吊针，我急忙下床，一把抱起他，把放在我的病床上，给枕上枕头，盖上被子。

等我平静下来时，这才发现，周围在场的人被感动

地热泪盈眶。

（三）

一星期后，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元气。本来很壮实的我经这一折腾，消瘦了许多。

明天就要出院，我得想法把钱拿到医院来结帐。当我把自已的想法刚一说出来，小龙他们都争着要回去给我拿钱，我先是一愣—他们行吗？

是的，他们行，而且很行，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吗？再说，我的身边再没有别的人，送我来医院的乡上一位干部和两位学生的家长在我住院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医院，一周来，时时陪在我身边的，只有我这四个天真可爱的小学生。

于是，我告诉小龙和阿军：“钱在我桌上书架里的一本书中夹着，大概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了，你们就给我全拿来吧，记住，那本书的名子叫《蹉跎岁月》。”

“我记住了，高老师。”小龙和阿军似乎胆气十足。

“好样的，我相信你们！”我顺手在他们肩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拧了拧金锁的小脸蛋：“小锁，你就跟小龙和阿军回家去吧！天这么冷，呆在医药院很苦的，再说我已经好了，行吧？

我边说边在小锁的面前做了几下健美的动作，以示我已康复。

“那你又能教我们少年拳，教我们打乒乓球了？”小锁扑闪着他的大眼睛焦急地问着。

“那还用说，回去吧，小家伙，咱们明天见！”

我把他们三个送到车站，给他们买了进山的车票，买了六块面包，每人分了两块。

望着他们瘦小的身躯夹在进山的人群中，显得那样弱小，那样无可奈何时，我又一次两眼发潮，车已开动，我使劲地在向他们招手，但他们已在那如插玉米棒似的人群中，被夹得只露出三颗圆圆的小脑袋。

我紧握着铁林的小手，向市场走去。我掏出身上仅剩下的八元钱买了两碗羊肉泡馍，我看到铁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想，他长这么大，一定是头一回吃这东西，因为他以前没到县城来过。

我双手托着下巴，一直凝望着铁林吃完这一大碗羊肉泡，他吃得好香，好认真，最后连碗底的几粒馍渣都舔着吃了。当他吃完放下碗后，才发现我还坐着没吃。

“老师，你怎么不吃啊，难到——”

“不，老师肚子不饿，把这一碗再给你分一半，咱们两个吃，好吗？”

小铁林摇了摇头，但他的舌头不住地在舔吮自已的嘴唇，似乎余香未尽。

我拿过铁林的碗，又给他分了一半，他又赶在我之前吃完了那半碗。

吃完饭，我拉着他的手来到街道，街道人群熙攘，叫卖声不绝于耳，小铁林不住好奇地望这望那，他指着一家卖柑桔的贩子问我：

“那是柑桔，是南方产的，吃起来很甜”我边说边掏出仅剩下的一元钱给他买了三个。

来到医院病房，我又躺在床上回想这几天的一切，回想我在云岭小学仅仅度过的一年半生活。我从小失去爹娘，在姨姨家长大，前几年姨父姨母也相继去世了，我举目无亲，如今有这几位纯朴、善良、勤快、懂事的山里娃作伴，便是对我很大的安慰。

我决定用我每月二百多元钱的工资资助这几位贫穷的孩子去上学，直到考上大学为止。

我思绪万千，呆呆地躺了几个小时。当我回头看铁林时，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还拿着那三个柑桔。

“快吃呀，铁林”，我对他说。

“不，我要把它带回家，给我的妹妹吃，她还没来过县城哩，我这次来已吃了好东西了！”铁林说着，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又一阵酸楚，可怜的孩子啊，都十多岁了，连只柑桔都未吃过，从他吃饭时那生怕掉了一粒馍渣的神态，足以看出这些当今中国农民的孩子从父辈身上继承的那种勤俭节约、纯朴善良的可贵品质，而且那样活灵活显；又从他把三只价值八毛钱的柑桔都要从七十里之外带给家里的妹妹，足以见他小小年纪已萌动的那种为人之兄的责任感和一片圣洁爱心。那破衣烂衫里面瘦弱的身子骨里依然涌动着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被西方人称道的温情和友善。

我激动不已，我挚爱他们，如同我的一伙小弟弟。

（四）

原来我在那大山沟里一年多竟然攒了两千柒佰元，小龙和阿军把一叠厚厚的钞票分开装在各自贴身的背心里全给我带来了，递给我时，还带着他们身上的温热。

我开了八百元的住院费，还有一千九百元。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办完出院手续，领着小龙、阿军和铁林来到商厦。我挽着他们的胳膊登上徐徐上升的电梯，他们高兴得手

舞足蹈。

望着商厦玲琅满目的商品，他们个个如走出大山的兔子，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一切。

我问他们需要什么，给各人买件东西作个纪念，他们却都摇摇头，什么也不要。

最后，我花了一百五十元给各人买了身还算便宜的童装，把他们打扮一新，他们感激得要掉眼泪。来到电子商场，我买了台价值九百元的电子琴，准备用这台电子琴给我的八个学生教唱他们喜爱的歌曲，让他们在欢快、健康活跃的气氛中成长，用我微薄的力量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引向现代文明，再不要成天哼着那些不知从那里学来的怪哩怪气的调子。

乘上进山的班车，他们边唱边喊，煞似一群欢快的小鸟，给满车的山里人增添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五）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明天是古历正月十六。我似乎有一种欣喜的情绪，因为就要开学。

回想起来，最初我被分配到这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小学时，我犹如一位前路茫然的探险者，望着那一望无际，层峦叠嶂的大山沟，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尤其是来到这所只有七八名学生、设备落后的云岭小学时，看到校园的菜园子被野猪、野獾拱得坑坑洼洼，校园的正中央是一口老井，只有几十个平方米的小操场上孤单地支着一台水泥板制成的乒乓球案，整个校园只有四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一间是教室，一间是学生宿舍，一间是教师宿舍，一间是灶房。

于是，我便成了这集教师、校长、大师傅于一身的校园主人。

当我看到来上课的八名脏兮兮的学生，个个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这位来自县城的老师时，我真有些恨他们。我想，如果不是这七八个小崽娃子，我也许不会来这个穷山沟，如果不是他们，我也许会被分配到别的一所象样的学校，我把命运的安排迁怒到他们身上。

于是，第一堂课就带着这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去上，我听到他们那“呜哩哇啦”的读书声很不悦耳，有时真象吆喝牛羊时的声音，他们把李白、杜甫的名诗佳句用浓重的山乡口音喊出来，没有半点的韵味和美感。

第一节课，我就失手煽了那位名叫铁林的学生一个耳光，他是一位唯一才上一年级的学生，由于是复式班，我正在给两位上四年级的学生小龙和阿军讲数学，我让铁林小声默读语文。但他读着读着声音就大起来，而且怪里怪气，我实在烦的要命，就顺手煽了他，还把他赶出教室。

下课后，我看到他的小身躯缩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因为天下着雨，房檐水溅湿了他的两个裤管，两只露着大拇指的鞋子已全泡在檐下的水里。

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同时我又万分自责自己，因为我大学毕业之际，曾一度踌躇满志，我发誓要全身心地去敬业爱岗，去爱我的学生，我要用一流的讲技和口才吸引我的学生，给他们讲安徒生，讲莫扎特，讲凡人的疾苦和伟人的足迹。我曾想象自己的学生是一群服饰整洁、相貌可爱、很听话懂事的孩子，我的教室是一座窗明几净、宽敞明亮的教学楼，我的学校是一所设备精良、阵容规范整齐的现代化学校，如此等等。

然而，我被县文教局分配到这所人人谈而厌之的云岭小学，我别无选择，因为“服从分配”曾是我分配申请书中写的豪言壮语。

就在我为了事业而热血奔涌时，突然间又象掉进一眼冰窟，一时精神难以自拔。

然而，正当我把那位被煽了一个耳光的铁林拉进我的宿舍，给他洗了脸，换上我的拖鞋，抚摸了两下他的头时，他却从那两只大而圆的眼睛中向我投来温顺、亲切而尊敬的目光。原来山里娃的要求仅如此低，一个微不足道的关心他们的举动就会使他们把一个重重的耳光忘到九霄云外。

后来，孩子们渐渐地对我不只是敬畏，更多的是敬爱。他们常给我拿来核桃、红枣等山里特产，那位被我煽了一个耳光的铁林竟有一次把他妈留给他的半只山鸡肉也给了我。我问他不记恨我吗？他说：“那算啥，原来的老师常常拳打脚踢我们，而你来学校这么长时间，只煽了我一个耳光，还给我们吃你的面条，我们原先只喝老师煮面剩下的汤，我们原先来学校要挨老师的打，回家放牛割草干不好又要挨爸妈的打，惯了，也就觉得没啥了，反正是山里娃，受苦是应该的！不知道这日子要过到啥时候？”

没想到小小年纪的铁林竟然还如此大度悍强，但从他那无可奈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产生了一种对苦难无所畏惧的刚强和对现实生活朦朦胧胧的忧患意识。

我开始钦佩他们坚强的性格。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发誓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几个象模象样的学生。

（五）

终于，一年这后，小龙和阿军以平均97分和95分成绩夺得了全县小学五年级考的第二三名，这使那两位来自县城学校的监考者都惊得目瞪口呆。

消息传到小龙和阿军父母那里，他们高兴得怀抱着核桃、鸡蛋上门感谢我，我也激动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我终于对自己的能力和处境实现了一次超越现实的偿试，同时，也捍卫和塑造了山里娃的尊严，显示了他们同样有着与城里人相同的大脑细胞和聪颖悟性。

（六）

我的琴声给荒凉而空旷的校园增添了悠扬恬雅的情调。

开学不久，正逢阳春三月，我领着八个虎气生生的小家伙给操场周围栽上一排整齐的小白杨，把小菜园平整得如棋盘一样井然有序，用白灰把教室和宿舍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用红广告在校墙上写了“读书、识理、明智、自尊、自立、自强”十二个大字，又买了两只乒乓球拍，全校的语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美术各门功课全被我开设起来。

这是小龙和阿军上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发誓要把他俩送到全县的重点中学。

清明过后，春雨如膏。

星期日下午，阿军没有到校，第二天、第三天还没有来，我心急如焚。

难到他出了什么事？

我常常叮咛他们，星期日午饭后早早的往学校走，因为这里山大沟深，密林遮天蔽日，谁也难料密林中有没有狼虫出没，尽管我来这儿近两年来只见过一头野猪，但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就对校墙外面的一切产生一种畏惧心理。

由于八个小孩分布五个村庄，而且最近的也离校十多里路，所以全住了宿。每星期日下午，我只有去接那位年龄最小的金锁了，他父母在半路把他交给我后，我背起他的馍口袋，拉着他的手来到学校，别的学生只能靠自己了。

星期四，我和小龙一块向阿军的家走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羊肠小道，我们终于远远望见了阿军的家，然而我大吃一惊。

只见阿军门前挂着一串垫很长很长的白帘。不用说，阿军家出事了。

我和小龙怯怯地走进阿军家的门。

只见小阿军全身穿着白孝衫，跪在父亲的灵堂前，阿军的妈妈搂着小阿军哭得如泪人一般。

阿军看见我，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老师，我爸上山挖药时滑到沟里摔死了，我要养活我的妈妈，呜呜——”他哭的我心如刀割，我只有不住地摸他的头，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知道，他妈妈是位腿脚不便中年妇女。

我找不出一句安慰他们的话。

黄昏时分，我终于安慰了阿军和他妈妈几句，在他们的再三推辞中留下我身上仅带的伍拾元钱，但我明白，这人民币在这大山深处是无处花销的。

我告诉阿军：“先帮你妈妈料理完你爸的后理，还是那句话——你是好样的，不要太伤心，太懦弱，不然以后怎么养活你的妈妈呢？上学的事过几天再说！”

我和小龙怀着一种极为沉闷的心情回校来，一路上，我没说一句话，小龙也跟在我后面偷偷地眼泪。

阿军辍学了，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无力挽回的现实，因为他今年已十三岁，是他家唯一的能担起小担子的男子汉，我真担心他那稚嫩的肩膀会不会被过早搁置上去的生活重担压跨！

我和小龙定期去看望阿军，他失去了以往虎气生生的活力，瘦消的面容添了几分沉稳和老成。

（七）

小龙很争气地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我高兴地抱起了他。

然而，就在我准备把我的学生铁林、金锁等都培养起来，引出云岭大山时，我却接到一个令我吃惊的消息。

县文教局决定撤并云岭小学。原因是从下学年开始这里只剩六名学生，对人力财力会造成浪费，至于这儿的学生，可以转往县城的希望小学。

这对我、对铁林、金锁以及当地的百姓都是一个令人惊骇的消息。因为虽然学生少，但毕竟也有那么六名学生啊，何况这能坚持读完二、三年级的学生们都是家里全力支持，本人比较有、悟性和上进心的小后生，这对他们岂不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决定通知》已发向全县乡镇及各学校，分辨是没有用的。

最终，那剩下的六名学生也都弃学了，究其原因，有的是无法承受几百元的借读费和其他各项开支，有的是年龄太小，家里人无法放心让他们在离家七十里之外的地方去读书。

面对我一手改建起来的校园、校舍、教室以及那几位和我相濡以沫的学生，我已不只是伤心，愤懑之情涌上心头。

一气之下，我一砖头砸向黑板，把那用一层薄水泥沏成的黑板砸了一个大坑。

我又望着操场周围那一圈新叶翠绿的小白杨，似乎那就是我将要留在这大山深处的一群学生，但愿他们在呼啦啦的山风中能迎风挺立，茁壮成长，不要过早地被命运夭折了他们天生倔强悍强的性格。

金秋九月，我捆起沉甸甸的被包，把我多年来积存起来的一些课外书分给我的那几位学生，有《安徒生童话》，有《中国现代儿童故事选集》，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把我最心爱的《平凡的世界》专程送给可怜的阿军，我想他已上了六年级，肯定会读出这本书的“不平凡”来。

这是一个闷热的中午，天边不时滚过几声闷雷，天似乎要下雨。

我背起被包向乡政府大路口走去，我的身后跟着七个孩子，其中个头最高的是阿军。

他们个个含泪送着我，走到乡政府路口时，那位小金锁竟然扑到我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真想一气之下留在这里，但又有何用！

来到乡政府门口，邻村的几位老百姓也来了，他们又带来那凝聚了他们血汗和感情的核桃和红枣，我无法承受这悲剧性的场面。

我掏出了自己的相机，让乡政府的一位干部给予我和我的七位学生留了张合影，我一手搭在阿军的肩上，一手抱起小金锁，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七位学生在相片上留下了凄惨的微笑。

我，离开了大山沟，离开了云岭小学，离开了那群纯朴、善良、勇敢，穿着破衣烂衫但又曾把我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可爱的孩子们。

云岭小学成了云岭木村检查站，它从此在云岭建校史上划上一个句号。

（八）

就在同行们向我招来钦佩的目光时，我的心情却象凝固的湖面，难以起潮，因为我去大山沟两年时间不仅仅是教了两年书，而是经受了一次洗礼，痛定思痛，我似乎失去了许多，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成熟了许多，这绝不亚于我四年大学生活中学到的一切。

因此，而对现实，我不再激动，相反地是宁静和审视，因为我明白一切成就的背后都会有艰辛，一切美好的东西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迹而已，而面对十几亿人口的这一大国，还有多少名象阿军、铁林一样的孩子在命运的浪涛中苦苦泅渡，他们是无法与那些小皇帝式的城市娃们相比的。

正如有人所言：辛福是一种奇迹，不辛才是常规！

同行们都说我在这次中学教师聘任活动中会最先得聘的，因为我上学年带的班平均成绩为全县第二名。

但是我心里明白，只有小龙一名学生，平均成绩就是他一人的成绩，得了个人第二名也就是本校年级在全县的第二名，这实在是名不经传。

出乎同行的意料，我落聘了，原因何在，我不追究，只听有人窃窃私语：“礼不到，路难走！”

我明白了，我这段日子一直沉浸在云岭小学的往事情调之中，望着我和学生们的合影发呆，没有去拜访任何一个学校的领导，也许他们有的人连我名叫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已教出了一名很争气的学生小龙，我前天还给他送去伍拾元钱。“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我只要能鼓励我的第一届学生成才，我这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就算没有枉渡青春。

有人说让我去“礼”一下有些校领导，但我实在感到无聊，因为“礼贤下士”本是领导们的事，我一名平凡教职工为何要去“礼”领导。

我决定不“礼”他们，也不理他们，古人陶渊明也不曾为五斗米折腰，况我今人！

在我闲暇无聊时，我想到省城的一位名叫肖斌的同学，听说他在省城一所什么学校任教，而且薪水很丰厚，我决定去找他，因为我还想挣一笔钱让云岭山沟里那几位可爱的孩子能重新返回校园。

面对商潮涌动的世界，人人为了钱去奔命，去挣扎，没钱怎能行？

何况我毕竟是位大学本科毕业生，不能让学荒废，更何况那群在山沟里曾与我生死与共的孩子们更需要用钞票换取校园生活，换取知识，换取现代文明。

我打直起精神，抛开情绪，又来到我曾就读四年的省城，找到了大学时的好友肖斌。

（十）

两年多不见，肖斌发福了不少，他西装革履，风度悠雅，举止言谈使我无法相信他是位中学教师，俨然一位阔卓气派的老板。

他听了我两年来的一切，那本来很粗的眉毛皱成了墨团，他说：“你是不是在编故事？”

“不，肖斌，我的家乡地处关中西陲的秦陇山界，也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无法找到它的经纬度，但那县城七十里之外的好多地方，的确生息着一群黄帝的子孙，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追求，但更多的是渴望和挣扎，你这位从小在省城长大的幸运儿是无法想象他们的处境和生存方式的，这是事实！”

我的话语隐隐显出几分激动，是啊，我面对灯红酒绿的都市景致激动不起来，但一想起那山峦起伏的云岭就激动不已。

国庆节到了，也正逢古历八月十五，双节之际，城市的人们欢腾雀跃，到处是彩灯高照，锣鼓喧天，把本来就有历史文明的古城装扮得色彩纷呈。

肖斌开着辆漂亮的“标致”把我拉到“帝都学堂”。

当我下车后，我无法相信呈现在眼前的是所学校，简直漂亮得如一处皇家别墅。

只见那造型古雅的校门，龙檐凤瓦，溢彩流光，四个金黄色的大字“帝都学堂”道劲有力，熠熠生辉。

尤其是那用桔红色瓷砖砌成的校墙呈波浪造型，一起一伏，在翠柳松柏的映衬下，煞似一条情趣悠闲的巨龙，把整个校园缠绕起来。

几座银白色的高楼，全镶着宝石兰玻璃窗，有几千个平方米的大操场上一字儿摆着鞍马、吊环、射击台、排球网、乒乓球案、篮球杆等活动器具。

更让我惊奇的是半个操场停放着一辆辆豪华气派的小轿车，原来这是一所现代化学校，我在省城上学期间只听人说过，但从未见过，如今置身其中，果然是名不虚传。

云岭小学和此相比，简直尤如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

我似乎又有几分激动，因为这正是我施展才华的好机会，现代化的设备需要现代化的人才，在这红墙大院

之内，岂不是英才辈出的风水宝地！

但激动之余又夹杂几份悲凉，阿军，铁林和小锁的影子不住在我眼前浮现，我想，如果有朝一日能让他们也来这用现代高科技堆砌起来的“帝都学堂”转一圈，那该多好啊！

但又觉得这岂不是对他们自尊的虐待和亵渎，因为这满校园身着青一色漂亮校服的孩子们，个个粉嫩可亲，红唇粉面，这对阿军和铁林他们来说简直是丑小鸭见到白天鹅。

看来，我的工作环境由中国当代最贫瘠的大山沟转向一流的“帝都”，这实属一种戏剧性的变迁，要适应它，难度肯定不亚于两年前我去云岭小学的那阵子。

协议很快达成，当我亮出师院中文本科生毕业证时，校方双手欢迎，不谈别的，只谈薪水，每月一千元，月自负伙食费一百二拾元，问我行不行，行就成，不行就走。

一千元，这对我这位来自贫困山区的穷教师来说相当于近半年工资，我满口答应。

我教初一三个班语文，兼一（2）班班主任。

（十一）

我发誓要对得起这每月一千元的人民币，要对得起那些可爱漂亮的城市孩子，要对得起那些每年出资四万元让孩子在帝都学堂就读的家长们。

我的宿舍是一个单元人套间，外间是老板式办公案，里间是席梦思床，还有两只单人沙发。

于是，我连夜备课，写教案，练开场白，准备以一种最佳状态去上好我明天早晨的第一节课。

今天是星期五，也就是学生们一周的最后一天课。

早晨起来，我洗刷完毕，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取出我两年多来已没用过的那条变色领带，对着镜子打扮得体，然后，提起教课夹，以我上大学时教授们给我们来上课时的走姿迈进初一（2）班教室。

只听一声“起立”，我用和谒的目光扫视讲台上的同学，想必学生们下句一定是“老师好”的齐声问候。

但出乎我的意料，只有四五个同学懒洋洋地站起，其余的同学有的在打斗，有的在玩电动玩具，还有三四个同学爬在窗户上用望远镜看那座市中心的电视塔。

我愕然了，也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象我起初去云岭小学见到的寒酸相一样感到既新鲜，又气愤。

和谒的笑容一下子从我脸上收敛，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嘴角抽搐了几下，手里的教课夹无力地溜到讲桌上。

半晌之后，那几位起立的学生也懒洋洋地坐下了，他们似乎对我这个新来的老师漠不关心，我惊愕之后，顿时觉得为人师表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于是提起黑板刷“啪啪”地在讲桌上敲了两下。

然而，那些玩兴正浓的孩子们轻轻回头看了我几眼，依然去玩他们的，没有丝毫的收敛。

依我的脾气，我简直要大发雷霆，只觉得充血的脖子被领带勒得极不舒服，我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然后向那群在窗前玩望远镜的学生走去，而且紧握双拳，怒目圆睁。

那三位手拿望远镜的孩子见我走近他们，其中的一个竟然把望远镜向我扬了扬，油腔滑调地说：“怎么，老师，你也玩一玩，咋样？”

我简直要庞然大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顺势夺过他手中的望远镜。

“唉呀，臭小子，你敢打我！”那位学生竟然在挣扎中还大声骂我。

我使劲握着他的胳膊，只听“唉哟！饶命，老师！”他终于向我求饶，但我已血上心头，真想一拳砸扁这个胆敢辱骂老师的十几岁的小学生。

我扬起手真想摔碎这个望远镜，只听那位学生大喊：“不许动，那是我爸花了一千一百元给我在日本买的，你敢摔了它！”说着又向我扑过来。

我终于没有摔下去，便揪着这位学生的衣领把他拉到讲台上，但他的手指甲已快把我的手背掐出了血。

我放开他，喝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扭了扭那圆圆的小脑袋拒绝回答。

我“啪”地一声把黑板刷摔向讲桌，“叫什么名字，回答我！”我大声喝问。

“谢小飞”，他也许被我的来头很凶的气势震慑了，不情愿的回答了我。

“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又问他。

“我爸是谢之敬！”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很自豪回答我。

“真土得掉渣，连人家谢董事长都不知道！”不知那位学生在下面怪里怪气地调侃我。

原来如此，我只听谢之敬是省城一流的大富豪，现在拥有资产亿万元，在日本和澳洲都有他的分公司。

原来堂堂商海风云人物的小少爷竟然是这么一副模样。

我上前搬过这位名叫“谢小飞”的同学的肩膀，仔细端详了一下，看这位小少爷的长相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见他黑头发，黑眉毛，黑眼睛，黄皮肤，一位正宗的炎黄后代，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使我惊愕的是他的血液中为何没有像阿军、铁林那样承袭下来我们民族先辈们的优良品质呢？

“回座位去吧！”我告诉他。

“OK！”他摇头晃脑地走了，又把那只望远镜举得老高。

我已无力再训斥谁了，面对这又一悲剧性的场面，我热血开始降温，激动是没有用的，还是用宁静和审视的风度对待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怪不得有人曾嗟叹：“我们的民族素质在倒退！”

也难怪一位外国哲人曾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掌握在家长和孩子手中。”

谢小飞父母之流的家长们在干什么？在钞票筑起的殿堂中潜心商技时，有没有抽空来审视一下自己孩为，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养尊处优和唯我独尊的变态心理驱使下已开始心灵扭曲，行为怪异？

第一节课，就在这闹哄哄的气氛中惨败而归。

回到宿舍，我把教课夹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

（十二）

肖斌任初三（六）班的班主任，我看他成天乐呵呵地，依然风度悠雅。

今天是星期天，肖斌来到我宿舍闲聊，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喂，哥们，怎么样，初来乍到感觉如何？”

“比我去云岭小学时的感觉要糟得多！”我气咳咳地说。

“嗳？真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那还有假，第一节课就差点与谢之敬的宝贝儿子打起来！”我有气无地说。

“噢，原来如此地！”肖斌显得很轻松地笑了笑：“我说你呀，总改不了老脾气，达尔文曾说：“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我看你迟早是社会淘汰的对象，现在的社会不需要你如此认真的人了，我告诉过你，这所学校是纯属商业性质的，说穿了只要你肯出钱，我保证让你的孩子享受一流的学习、生活条件，至于学习成绩如何，这能怨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嘛？我们一周花五天时间给学生们灌输的‘优良品德’被家长们在两个星期日内给一扫而光，我们用心把他们往水上推，但人家用钞票把孩子往水中拖，钞票啊，你明白吗，兄弟，钞票的威力你能低估吗？沙翁都说‘权势是一头固执的熊，但金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这些孩子们都是猫，比熊更容易哄骗，你也只管当他们是猫吧，只要顺毛抚摸就行，再说你们初一班的学生比我们初三班要好管的多，不就淘气了点嘛，我们班的呢？谈情说爱的，读黄色书刊的，更的甚者，一位大款的儿子竟然把黄色磁盘偷偷拿到电脑课上偷看，我说穿了，帝都学堂一毕业，少年劳教所就职他们的去处，不是嘛，去年毕业的几位学生已被收管了，家长还来过学校大闹过一阵子，但又有何用呢？唉，不说了，兄弟，干吧，瞅准每月付给你的一千元就行了！

肖斌的一番话使我目瞪口呆，这世界在发生什么？云岭距这帝都仅仅二百多里，为什么竟有天壤之别？我真庆幸阿军、铁林他们拥有大自然的一方净土，他们才真正是神农氏和炎黄的子孙。

午饭后，我穿过古雅别致的校门，来到校外的林荫大道上，回头望一眼那起伏跌荡的红墙，似乎那是用红砖砌成的一条貌似中华先祖的巨龙正在戏虐它那本来品质优秀的子孙，我又有一种凄怜惨淡的感觉，就象一年多前那个夜晚上吐下泄时的感觉一样。

我漫步林荫大道，突然被一声宏亮的童音叫卖声吸引。

寻声望去，只见路边几家零星的摊位上有一位白发苍苍老奶奶和一位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在卖豆花，那小男孩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穿一件鲜红的夹克衫，被夕阳照射得格外耀眼，他正在老炼地给一位中年汉子舀豆花。红朴朴的脸蛋汗津津的，酷似云岭村的小阿军。

我专注凝神地望着这一老一少，简直如同审视毕加索的艺术创作。

“叔叔，您喝豆花吗？”小男孩客气地问我。

“哦哦，喝，喝，我喝一碗！”我下意识地回过神来，也客气地坐在他前面的小凳子上。

“给，叔心烫着手！”小男孩双手递过豆花，只见那双小手与硕大的碗很不谐调，我赶紧接过来。

那位老奶奶又用略带沙哑和调子喊了几声，小男孩掏出他的作业本，伏在搁豆花的小桌上写起了作业，动作是那样麻利而老练，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化、程序化。

我一口一口地喝着豆花，真想品出云岭特产的风味，那小男孩手托脸蛋凝神思索一阵子，然后小手开始利索地在本子上写起来，旁若无人。

我手端着半碗豆花，身子前倾，想看看小男孩在写什么？这也许是我这为人师表的职业习惯。

原来他正在写作文。

“小朋友，你上几年级？”我问他。

“我上六年级，叔叔！”他回答我。

“今年多大了？”

“十三岁。”

“这是你奶奶吧？”

“是的，我们家就我们俩个！”小男孩一边写一边流利的回答案，头也不抬。

“那你爸你妈……”我问了半句突然刹住，因为我觉得自己问的有些唐突，“对不起，小朋友！”我急忙解释。

只见小男孩抬起头，扑闪了几下他那双大眼睛，然后又写作业了。

“唉，他爸早去逝了，他妈跟一个有钱人去了，就我们婆孙两个过活”那位才能奶奶半带叹气地回答我。

我顿觉咽起豆花哽噎起来，同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这帝都学堂的红墙角下竟然也有如此“断肠人家”。

我开始对这婆孙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三）

终于，按肖斌说的，我机械地在讲台上充当一台扬声器的功能，至于讲台下的“小皇帝”们如何，甭管他们，要严管你心定吃亏。

他们往往在课堂上有的玩电动玩具，有的吃东西，有的甚至把课本铺在地上，脱掉鞋子双脚踩上去，趴要桌上睡大觉，我摸了一（2）班的底，全班二十名学生个个家私万贯，都至少拥有一辆小轿车，其中还有兄弟三个同在帝都学堂上学的，其中两个在我们班上，我真难相信在这计划生育为一项国策的情况下，在这人口膨胀的大都市，有钱的款爷一次生三个儿子犯不犯法，该不该罚，但这不是我们教育界关心的事。

但就这兄弟三人每人一年四万元学费，三年下来也得花三十六万元，三十六万啊，这足以够云岭小学我的那八名可怜的学生全部读完大学。

午饭时，我去打了一碗饭和一碟价值八毛钱的黄瓜凉菜，坐在教师饭桌前吃起来。

谢小飞端着他的饭过来，我客气的示意他坐下。这小子听说自从我那此教训之后对我还产生了几分畏怯心理，但我又怎样呢，被校方知道后，挨了顿批评，原因是这一个学生一年可给校方交四万元的学费，而我一年的工资只是一万两千元，这样“体罚”学生，如果人家转学走了，对校方会造成每年四万元的经济损失，校方宁可给我几千元让我提前离开“帝都”也不愿得罪一位学生而失去每年四万元的经济收入。

我终于明白这“帝都”的办学宗旨。

“哇！高老师，你一顿就吃这个？”谢小飞望着我的碗大惊小怪！

“怎么，白米嫩菜有什么不好，另看你顿顿吃山珍海味，我看你在这还没毕业，就快吃成畸形胖崽了，你这是营养过剩，快回去告诉你老爸，省着点钱准备给你买减肥药吧，不然你以后会打光棍的，那位漂亮姑娘会看上你！”我调侃他。

谢小飞被我说得双眼圆睁，呆呆地瞪着他筷子上夹着的虾仁：“真的，高老师？”他被我唬住了。

“不的，小皇帝，不信你就去好好读你书包里的那些书吧，什么叫脂肪，什么叫淀粉，什么叫维生素，等等，别看你钱多生活气派，没知识你的钱会花到怨枉处的！”我故意用反激法说他。

“但我爸说等到我中学毕就送我去国处上学，人家外国人先进，也许不用学啥叫蛋白质之类的吧？”他竟然傻冒地与我攀谈起来。

“回去告诉你爸，没知识二十一世纪的门都不让你进，还想去国外，笑话！”我咽下一口米饭，拍拍他的脑袋。

“二十一世纪在什么地方，那儿的门锁得很严吗？”他还傻不叽叽的问我。

我简直要笑得喷出米饭，没想到这看起来聪明过头的小少爷智商竟如此低下。

吃完饭，我又望了一眼那用来倒剩菜剩饭的几个大盆，里边鸡鸭鱼翅和馒头烧饼悠悠漂浮。

我顿时想起小铁林在病房中手里那三只舍不得吃的柑枯和小金锁熟睡时小手中紧紧攒着的那半冷馍。

教师们每月的伙食费只有一百二十元，但学生们每月三百六十元，是我们的三倍，要吃什么由他们自选。

晚饭过后，我独自漫步校园。

望着游泳池两边绿油油的草坪和一簇簇黄菊花使人整天无法松池的神经稍微舒缓一些，我便向操场后边的松柏园林走去。

夜幕下，我猛然看见一对一对少男少女们簇拥在花前柏柳下，搂搂抱抱，投怀送吻，更有甚者，其形其状不堪入目。我的心“砰砰”直跳，没想到这红墙封闭起来的伊甸园竟然成了少男少女们放纵青春的世外桃园，我真想大喝一声，但我没有勇气，便狼狈地逃出了这本不该去的地方。

回到宿舍，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都市世界里的孩子们在那优裕和条件、过剩的营养以及父母大伞的庇护和经济商用金钱欲构筑起来的灵魂工程基地中，正在发育成一株株“病梅”，灵魂在畸型发展，红墙之外的人们啊，你们是否知道？

平静下来之后，我给我的学生小龙、阿军、铁林等每人写了一封信，我把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和一股股饱含民魂激情的话语寄向远山深处。

（十四）

又是一让人久等的周末。

把讲台视为我每月挣回一千元钞票的地方，这为人师表的“机械运动”对我来说纯粹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因此，日子变得漫长而难熬。

午饭后，我看见操场上接送“小皇帝”的小轿车个个趾高气扬，神气十足，有蓝鸟，有皇冠，的奥迪，最次的也是桑塔纳，小皇帝们一个个扑进父母的怀抱，躺进高贵的小轿车内，屁股后冒出一股青烟，便消失在灯红酒绿之中。

我披着晚霞又来到卖豆花的小男孩那儿，我决定把每天的晚饭改为喝豆花，这样，一月下来，我一人就可以喝掉小男孩的三十碗豆花，那小男孩就可以多收入三十元钱。

我似乎为在这都市人流之中遇到这么一位如阿军、铁林一样在生活中刚强自立的小男孩而高兴，我下决心结识他。

我把小男孩递过的一碗豆花搁在桌子上，便与他攀谈起来：“小朋友，今天的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叔叔，您能给我检查一下吗”

“当然可以，叔叔是教师”我自我介绍起来。

“是嘛？您在那儿教书？”

“瞧，那儿”我指了指帝都学堂。

“啊，帝都，好气派啊，那你一定挣钱很多了！”小男孩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

“噢，对，那的确是个挣钱的地方，那你在啥地方上学，小朋友？”我问他。

“瞧，那儿，民族学校”，小男孩用手指了指。

我抬头望去，那自由市场尽头的摊位背后有一所级不起眼的大门，原来我在这儿两个多月了，竟然还不知道这红墙之外还有一所其貌不扬和民族不学。

“你叫什么名字？”我终于才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王越”

多好听的名字，我向他点了点头。

“能带我去你们学校看一下吗？”我问他。

“当然行，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教书该多好！”小男孩笑嘻嘻地对我说。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他。

“因为我很想让你给我当老师，你说起话来亲切，没

有架子，反正我也说不清。”小王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他对我的印象和谢不飞恰好相反。

“那咱们交个朋友好吗？”我借机问他。

“当然好，我还怕你不肯呢！”王越高兴地“腾”地

从凳子上站起。

“来，拉勾！”我伸出小拇指。

王越马上伸出小手与我拉了勾，我摸了摸王越圆圆

的手背。

王越的奶奶一直一声不吭地望着我和她的小孙子开

心的谈话，她竟然激动得眼角沁出了泪花。

我便拿着小凳子和王越坐在一起，也吆喝起来，帮

他卖起了豆花。

晚上十点半钟了，我帮王越婆孙俩收拾了摊位，要

帮他们把小车推回家，但王越不想麻烦我，我便说：“咱

们已是好朋友了？”于是他便笑眯眯地跟在我后边，我们一同来到他的家。

只见王越婆孙俩住在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墙角放着一架磨豆花的手摇小石磨，旁边是小锅台，婆孙俩合睡一张大床，墙上有四五张奖状和几张儿童画，屋内一切很简朴。

王越急忙给我倒了杯热水。随后边收拾床上的书本，边说：“我们家很乱，你不见笑吧！”

我冲动地抚摸了两下他黑黑的头发，“不不，一点也不，我倒觉得很象我的家，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和你一样。”

“那你小时候也没有爸爸妈妈吗？”王越认真地问我。

“别瞎说，王越”老奶奶喝斥了王越一句。

“没关系，老奶奶，王越说的对，我从小也失去了爸爸妈妈，是姨姨、姨父把我养大的。”我回头对王越的奶奶说。

“唉，都是苦命人啊！”老奶奶又边叹气边说。

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王越脸上流下来，我顺手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拍拍他的脊背，抚着他的头，就如同搂着阿军、小锁时一样的感觉。

王越不出声地哭着，小脑袋把我的胸膛抵的很紧，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腰。

我知道，他在寻找一种安全的慈爱和依托，也许他从我对他的信任和友善当中体会到了父亲般的厚爱，我紧搂着他不想放开，他也紧搂着我久久不愿松手。

十一点半左右，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越的家，路灯下，我回头看见他呆呆地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小身躯在空旷的马路认夜色中显得那么弱小。

多好的孩子啊！我缓步向帝都学堂走去。

（十五）

盛夏的省城，热如蒸笼。

帝都学堂的“骄子”们享受着空调、冷饮而依然昏昏欲睡东倒西歪。

中日学生徒步越野夏令营活动即将开始，帝都学堂皇是指定的初中班组接待处。

十五名日本小朋友在团省委、省教委等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帝都学堂。

校长正在津津乐道地给日本朋友讲述帝都“为中华之崛起而办学”的宗旨，夸夸其谈帝都的一流教学设备和精良的教工队伍，日本朋友参观了学校的一切后，无不点头称赞。

正当我们三十多名教师全力以赴在饭厅摆了整整三十桌宴席时，日本朋友却递给我们一张早已开好的饭单。

饭单上写着“二十块面包，二十杯牛奶，二十盘凉拌三丝”因为他们连领队和学生总共20名人员。

我和肖斌看后哭笑不得，就让翻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简单。

回答也很简单：“既营养价值高，也节省费用”。

是啊，饭单上的便餐总共不过几百元，我想，日本朋友并不只是纯粹的小气和吝啬，这个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科技之国难道付不起上千元的餐费吗？

也许他们的国民素质正在与现代科技发展同步提高，他们既懂得如何挣钱，更懂得如何花钱，绝不会象我们有些人那样饭饱酒醉后又返吐出来，嗽嗽口后又去大喝大吃，吃饱喝醉后再吐，把老百姓的粒粒辛苦连同呕吐的胃液一起倒进垃圾桶。

这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崇洋媚外，也不是枉自菲薄，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曾疾乎国人“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然而，我们已准备好的三十桌宴席还是被帝都有的学生、教师以及随从人员吃了一半，倒掉一半，日本朋友们看后惊得目瞪口呆。

也许，这是帝都学堂的领导们看来是一种风度，一种气派，甚至是一种财富过剩的炫耀。

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九亿农民的孩子们还有相当一部分食不饱腹，衣不遮体，比如象云岭的阿军、铁林，还有小金锁。

（十六）

再有十多天就要放暑假，校长要我从一（2）班选两名学生参加这次署期中日学生徒步越野夏令营活动。

我把二十名学生逐个排了队，但还是排选不出，因为我知道这些温室中的弱苗哪一个能徒步走完一百华里的路程，更何况正在热如蒸笼的盛夏。

不出我所料，起初自愿报名的几名学生被一个个凶神似的家长喝斥了回去。原因是“我的孩子受不了那份苦，也没那种登山运动员的天赋。”

其余班也和我们班一样，难以确定人选。

苦苦没有法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王越，从他那黑黑的皮肤，整天放学后帮奶奶东奔西忙的劲头，足以见他很有可能能为我们中国的孩子争上这口气，说上定还会拿第一名呢。

于是，我去找学校谈判。校长的口气很硬“那算什么，我们要帝都的学生参加，这已是我费了好大劲才争取的，那些野孩子没教没养的，不行！”

但我还是苦口婆心的劝老校长，说明这次越野赛不仅仅代表帝都学堂，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虽然我们帝都学堂在外界的影响很大，但咱们作为这些孩子的老师，对这些孩子能于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不了如指掌吗？弄不好丢了脸还会挨上级批评的。一听到“挨批评”三个字，老校长终脸色缓和下来，我便顺水推舟，又渲染了一下问题的严重后果，老校长终于心动，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密，就说他是我们帝都的学生，因为这是预先已给人家日方说定的。”

我说：“这很简单，不就给借一身校服穿上就行了嘛，况且正在暑假，民族小学的师生不会知道的。”

回到宿舍，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因为在这半年多与小王越的接触当中，我已觉察他这位身居闹市的城市娃其勇气和胆识，并不亚于云岭的阿军和铁林，他一定会给我争气的，我暂且不敢说他会给中国争气，给我们的民族争气。

当我连夜把这消息去告诉王越后，小王越高兴得抱住我的脖子狂吻不止，在他的大床上跳起来，震得他的奶奶直喊“小祖宗！”

他的奶奶也满口答应：“去吧，去和人间大学堂和外国娃一起锻炼锻炼，会有出息的，有你这么好个老师领着，我就放心了。

于是，我就开始与小王越私下筹划着这次不公开的伟大行动。

（十七）

七月的酷曙，大地流火。

越野路线是从帝都学堂出发一直向北途经城郊玉泉河，北怀镇，万花山，终点为万花岭的主峰。

全长50公里，其间有公路，有河滩，有川道，最后5里路为陡峭的羊肠山道，并且被确定为计时终点冲刺刺路段。

我把行程路线告诉王越，王越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常常跟随外公去北怀镇和万花山下收购黄豆。

怪不得他是位卖豆花和小男孩。

但我还是告诉王越不要轻视对手，因为我知道，日本小朋友从小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有一种不成功不罢休的武士神，更何况小王越才六年级毕业，明年才上初一，但参加的是初中班级比赛，这实质上已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但小王越还是兴奋得站立不定。

越野赛在一阵阵庄严的小号声中开始，仪仗队列队送行，除几位上级领导的小车和两辆载运帐蓬、炊具、药品和食品的车辆外，日本的十五名小朋友和三名老师以及中国的十五名学生和三名随行老师全都轻装上阵，陡步前行，其中就有我、肖斌和王越。

我告诉王越，开始不要走的太紧，要节省精力，因为计划一百华里路用两天时间走完，中途要野外宿营一夜，第一天走得太紧会伤脚骨，第二天会爬下起不来。

于是，我们一行四十多名师生在烈日下开始了艰难而愉快的跋涉。

起初，孩子们个个欢声笑语，边走边唱，但到中午一点多钟，当我们来到玉泉河岸时，我们帝都学堂的几名学生已开始掉队，包括我在内的师生们都被烈日炙烤得口干舌燥，但这就是考验！

运物车还没有赶上来，几名中国孩子竟然爬在玉泉河边喝了起来，任凭我们如何制止也没用，他们还说：“难道要喝死我们不成”。

就在我们泅水过河之时，有的中国孩子为了减轻负荷，把随身携带的望远镜及父母交给的鸡鸭蛋肉之类私人物品扔到河里，幸亏人家日本孩子已过河走远了，不然我们真怕人家骂我们没出息。

当走出玉泉河时，公路上已涌满了前来观看的人群，让我们吃惊的是有几个帝都学堂的孩子家长早已开着小力、摩托等在那里，不容我们分辩，他们已把自己孩子拉上小车、摩托，准备与我们同行。

此时，日本领队似乎显出了几分不悦，翻译告诉我们“他们说这是不公平竟争，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我听了后脸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真恨上级把这么一顶伟大而严肃的活动交给我们帝都学堂来实施，这岂不丢尽了中国孩子的脸。

在我们再三恳求和规劝下，这些“慈善”的家长们终于同意放下孩子，但把孩子身上携带的私人物品全部装进小车、摩托，护送着一起前行。

晚霞染红了西天时，我们终于来到北怀镇，这儿绿林茂密，依水旁山，一派田园风光，日本友人啧啧赞叹。

这是北怀人建起的一个新镇，家家红墙绿瓦，独门独院，镇前绿林成荫，镇后渔池密布，给人一种置身江南水乡的感觉。

几名日本孩子开始掏出照相机合影留念，于是我们命令全队在树影下稍作休息，只见几位中国孩子“腾、腾”地仰躺在树影下大喊“累死我了，要我命了！”

我们计算了一下路程，已走了四十化华里，离终点还有六十华里，在尾随家长的再三请求下，我们只好与日本朋友商议，今夜就在北怀镇宿营，明天凌晨三点乘凉赶路，日本朋友免强答应。

当我忙乎料理完一切事务后，我才想到去看望一下小王越，从一开始他就紧跟在日本小朋友身后一直坚持走到北怀镇，此时，只见小王越独自坐在一棵大树下，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块烧饼，大口地吃着，本来黑黑的脸蛋上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他望着我咧嘴直笑。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王越，就这样，为中国孩子们争口气！”

王越会心地朝我点了点头，又猛地一口把手中的烧饼咬了一个大缺口。

（十八）

整整一天的长途旅行，使师生们很快进入梦乡，我和两位教师逐个检查了一遍学生们的帐篷，然后也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准备睡觉。

正当迷迷糊糊之中，王越突然跑来摇醒我，说他们帐篷中的两名学生呕吐不止，好象在发病。

我急忙和肖斌赶去，同时唤来了随行的一位校医，经诊断为严重中署，两位学生的身休看上去世很虚弱，嘴唇干裂，昏迷不醒。我们一时荒了脚手，因为同来的几名家长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吵吵闹闹，说这是摧残孩子的身心，我们生怕惊动了日本小朋友们，所以，极力劝慰他们不要着荒，但那两位孩子的家长已不容分说地把他们的孩子抱上小车，一溜烟向城里驶去。

很快，另外的几名随行家长也纷纷钻进帐篷把他们的孩子从熟睡中抱走，我和肖斌等随行老师一时荒了手脚，但谁也甭想拦住他们，他们根本就不理我们。

于是，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并把情况向两位随时行上级领导作了汇报，两位领导听后气愤至极，其中一位直喊“逃兵！简直是逃兵！”

更让我们发难的是这半路被劫回去的一位学生还是我们中方学生队的旗手，他还肩负着把我们的国旗插到万花岭主峰的艰巨任务，这样以来，我们只好另选旗手了。

事到如今，两位省位领导只好让我们随行老师研究方案，我们又马上想到了王越，但他个头矮小，又是一位假“帝都”学生，因此，我只好把一切真相告诉领导。

领导想了想，便果断地说：“对，就这么办，这孩子不错，就算别的全掉队，只要他能把我们的国旗插到万花岭的主峰顶，这也说明我们中方在这次越野赛中没有失败，别的有随行家长的孩子都不能让他们当旗手，鬼才知道明天中途还会不会有人把孩子们劫回去！”这位领导似乎很气愤。

于是，我们只好这样决定，因为凭直觉，王越绝对不会掉队的，更不会当逃兵，他没有神气十足的随行家长，更没有豪华的小轿车护送，他是我费了大神争取到越野队里的一名“红墙”之外的小学生，而且是能代表中国千百万孩子的精神风貌的苦孩子，我们相信他。

（十九）

一阵急促的集合哨音打破了北怀镇黎明前的寂静，我看了手腕的表是凌晨三点十分。

这次集合哨音是日方领队吹响的，只听日方小学生们雷厉风行地起身冲出帐篷，好象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童子军。

我马上向王越的帐篷跑去，刚跑到帐篷门口，只见从帐篷中冲出的小王越与我撞了个正怀，我赶紧让开路，他飞跑着站到了日方小组的队后面。

这次活动一开始，王越就象一位小神探，他生怕被日本小朋友摔掉自己，因此自始自终对日本小朋友紧追不舍。

我把小国旗拿过去交到王越的手里，又一次拍拍他的肩膀，用沉重的语气对他说：“王越，这次就看你的了，别忘了，你手里握的是我们中国。”

王越似乎对我的语气心领神会，他低声对我说：“放心吧，高老师，我不会给咱们丢脸的。”

于是，日本小朋友和我们的小王越已开始前行，而其余只剩下的七名中国小朋友硬是被我们生拉硬扯地从帐篷中拉出后歪歪仄仄地跟在队伍后面，我似乎已对他们失去信心。

我赶紧快步追上前去，因为我知道小王越只要能远远看见我，就会多一股劲头，多一份自信。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北怀镇管辖区，然而，下段路更难走，全成了弯弯曲曲的小道，不是平坦笔直的公路，我们已远远望见万花山的轮廓，日方导游告诉他们的孩子后，他们欢呼雀跃，只听一位日本小朋友一声响亮歌声使得他们全队的学生唱起了日本国歌，他们的精神很饱满，气色也很不错，我知道，一夜的休息已使他们恢复了体力，休整了二气，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我斗胆问了一声追上来的一名中方带队领导：“你们为什么要选准帝都学堂的孩子们搞这次国际性活动？”

只见那位粗眉大眼的领导叹了口气对我说：“唉，年轻人，你也许不明白，我们中国目前的许多事是这里一拉那里就动，相互牵制、制约的因素太多，比如说这次越野赛和接待活动，本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优秀的孩子，但帝都学堂一次性为本活动赞助五十万元，因此，选手也就被他们全部抱揽，就这样，我们只好按上级的安排行事！”

原来如此，这本来很简单的越野夏令营活动又与金钱搅在了一起，真让人不可思议！但我们的有些领导想没有想到，这种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自尊的精神风貌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我又一次激动得血上心头，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

正午时分，骄阳似火。越野队已来到万花山下，行程已完成七十华里。下一个活动就是休息，让队员们自己动手搞野炊。

于是，双方领队教师从运物车上取下青菜、调料、鸡蛋、大米、面粉和灶具放在两棵大树下面，然后，所有随行的教师、导游、领导都坐在一旁观望，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带有表演性地搞一次野炊。

双方学生开始动手，精灵的王越已从旁边的丛中捡来一抱干柴棒，又抱来三快石头，把铝锅稳稳地支了起来，他麻利地切好青菜后，便很快点燃柴棒，一切显得那么程序化，就像他每天下午在帝都学堂门前卖豆花时动作一样麻利有序。

王越既没有动大米，又没动面粉，他熬了满满一大锅青菜鸡蛋汤，然后放上调料，便开始一碗一碗的舀起来，那满是汗渍的小脸蛋经蒸气一熏，便如一只落汤鸡般大汗淋漓，然而，他似乎很得劲，很卖力。

日本小朋友做的是樱桃涝糟汤，他们还很有礼貌地端来两大碗让我们品尝。

至此，坚持支万花山下的这七名帝都学生似乎对王越这位“冒牌”校友产生了敬重感，他们以王越为荣为傲，我知道，这近两天的长途越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已见分晓，小王越已用自己的行动于不知不觉中在这伙帝都骄儿中树起了威信，这种威信是我这位已来帝都任教近一年的教师也没有树立起来的。

我被王越的勇敢和坚强所折服，他比我想象的还好，也许是他几年来和奶奶相依为命的风雨生活炼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不屈不挠的性格，我从这次快要接近尾声的越野赛中又悟出了为人师者其深遽而奥妙的育人艺术。

我真想冲上去把满头大汗的王越拥抱一番。

（二十）

当越野队来到万花岭时，日方小朋友也开始掉队，但走在前面的还有九名，而我们中方学生只有王越和另一名还算坚强的帝都学生紧跟在日方其中。

现在离离万花山岭主峰还有五里路，包括王越在内的所有队员都已气喘吁吁，精疲力竭，我们几位随行的老师也是如此，仰望一下头顶的骄阳，真有些头昏目眩的感觉，我真担心小王越在这最后的重要关头会晕倒，那就意味着他手中的小国旗不能插到万花岭主峰。

下面一个活动议程是双方在万花山顶就地休息，由各方选一名队员把国旗拿去插到主峰顶。

我们的人选当然非王越莫属。

只见几位中方小朋友已开始用扇子、衣服围着小王越给迈力地扇凉，如同拳击队员休息时的场面，我们对此都有些感动，因为短短两天时间内，这几位坚持到终点的中国小朋友，其变化特大，也许是小王越的精神感动了他们，也许是日方小朋友的坚韧性格刺激了他们，反正此时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给王越的这种举动足以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无能和孱弱已开始自省，自悟。

是啊，好胜是人的本能，就看你如何激发他们。

日方的选手是一位个头一米六左右的初三学生，小王越站在他一块儿只有人家的肩头高。一声哨音，两位选手开始了艰难的攀登，很显然，他们谁也不甘落后，但也很显然，他们此时的力气已快到极限，步伐很慢，动作也不那么敏捷。

我事先告诉过王越：“你不求第一，但也绝不能爬不下来，只要你竭尽全力把我们的国旗插超级大国峰顶，就算完成任务了！”因为我不能对一个才上完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有过高的奢望，他能做到目前的程度已够份量了，否则，我们岂不成了对他进行真正地身心摧残。

我真有点舍不得让他这样“舍生忘死”的为国旗拼搏，他的奶奶如果此时在场，会不会大骂我一顿。

我有汗水中夹杂了两股热泪，模糊了视线，但我想，小王越此时的眼里也许喷出来的是火焰。

坐在万花山顶的阔平处，可以仰视直达主峰的路线，于是我们如同观看一场现场登山赛似的望着两名队员的身影逐在我们的视野中缩小。

他们出发已三十分钟，但我觉得时间很慢长，我真想让时针转快一些，提前结束这最后一段的残酷决战，甚至在企望天上阴云密布，把烈火般的太阳包裹起来。

几名在主峰上等候的导游和老师已有多时，远远望去，日方选手已把我们的小王越甩在后面，双方学生开始活跃起来，在用各自的国语大喊“加油！”

但我没有喊，我还真希望小王越的步子能稍慢一点，因为我深知，他这位让奶奶用粗米淡饭喂养成的身子骨里没有过剩的营养，如果体力消耗到极限倒下去，那将会是一上更惨的结局。

不出人们所料，日方的国旗最先插到了峰顶，而此时的小王越离峰顶至少还有一百多米。

就在日方学生欢呼，中方学生叹气的时候，只见小王越还在艰难地爬行，他索性把旗杆别在裤腰带上，双手扶地，向前艰难地爬着。

中方领导此时站起来，挥起拳头大喊：“好样的，王越，你会成功的！”然后双手插腰，专注凝神地望着王越，如同一位将军正在为冲刺的战士呐喊。

我急忙跑向主峰顶。

等我连跑带爬地到达峰顶时，我们的小王越早已把国旗与日方国旗并排插在一起，他倒在中方老师和怀里伤心地哭了，汗水和泪水浇注了他的全身。

（二十一）

终于，一张由王越和他的对手在万花岭主峰顶的两面国旗下组成的合影，镶入中日国际友好往来的史册。

（二十二）

中伏时节，蝉声如潮。

校长把团市委授予王越的“十佳少年”奖牌和二百元奖金递到我手里。

出乎我意料的是“帝都学堂”还一次性奖给王越两面三刀千元，可真够出手大方。

我犹豫片刻，便把一叠厚厚的钞票接过来，校长对我说：“这次多亏了王越，不然，我这个当校长的要丢尽脸了！”

是啊，虽然老校长又一次把金钱和荣誉搅在一起，但凭小王越那天超越自身体能的拼搏，两千元又算得了什么，他为我们中国孩子树立的形象也足以让那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日本友人们叹为观止，让所有的中国孩子们视为楷模。

更何况，这位与年过七旬的老奶奶相依为命的孤儿更需要钱，这是一个以金钱为杠杆而撬起的时代，没钱也许小王越有朝一日也会像阿军、铁林一样辍学的。

当我怀揣着两千二百元，抱着那快奖牌来到王越的豆花摊位时，王越正伏在小桌上做暑假作业。

我把奖牌和现金放在他和奶奶面前时，婆孙俩惊喜得目瞪口呆。

王越高兴得快要掉眼泪了，他跑过去搂住奶奶的脖子。满含热泪地凝望着奖牌和奖金。

老奶奶激动地搂着孙子，不住地抚摸着王越的头，接连重复着：“我的好孙孙，没想到你挣了这么多钱，这要奶奶一年多才能挣回来啊！”

说着，眼角又一次沁出激动的泪花。

我目睹这一动人的场面，眼镜上起了一层模糊的水雾。

“快，快去感谢你的高老师！”老奶奶推开紧搂着她的小王越，让王越赶紧感谢我。

小王越转过来又扑进我的怀里，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泪滴滴到我的脖子上，一种粘乎乎的感觉。

“高老师，感谢你，这样以来，我奶奶可以在雨天和有病时再不用来这儿卖豆花了，我真担心她有一天会……呜呜！”王越说着说着，伤心的哭了。

我也流泪了，我深知，小王越本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烂漫年代，但为了读书，为了生活，依然以一位小男子汉的身分帮奶奶卖豆花，这也是代表了当今中国小年儿童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不幸的，也是顽强的，同时，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更是需要钞票才能出人头地的。

王越平静之后，用小手轻轻摸掉落到奖牌上的一层薄尘。

我问他：“如果帝都有学堂愿意免费接收你去上学，你去吗？”他瞪着惊奇的目光望了我半响，便反问道：“你说呢？”

“我说你坚决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那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哦——”他似乎吸白了什么，“那就不去！”最后他用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二十三）

当我想领着王越回一次我的家乡时，王越的奶奶满口答应：“去吧，去吧，有你领着，我很放心！”

是啊，我上次突发奇想地让王越参加了那个夏令营，没想到他那样争气，既挣回了荣誉，又挣回了钞票。

这次借暑假之机，我想领他去我们关中西陲的贫困山区转一圈，让他看一下这大山深处的贫瘠土地上还有一群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以与他不同的方式在进行同样的挣扎和拼搏，不然，在他如此顽强而美丽的成长历程上会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王越也乐意跟我去，但他要奶奶对他保证，在他回来之前决不能一个人去街上卖豆花！

奶奶答应了。

于是，我领着王越离开火炉般的省城，离开我工作近一年的红墙大院，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我想，小龙、阿军、铁林、金锁一定在期盼着我的回乡，他们都是二十一世纪八九点钟的太阳，我挚爱他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