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旱

过了年，几乎就没下什么雪。大人们说，今年春天要旱。

礼拜三早上起来，我就问我爸，土篮子给我编好没？下午回来到队里上班挑粪好用。

我爸说，编完了。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到房头撒了一泡尿，顺便看看我爸给我编的土篮子什么样。

早就和他说了，人家长锁子、二利子、满城子、小乐子，还有马世祥他们用的土篮都比我的好，比大人用的小一号不说，而且还华腾美观，用它挑粪挑土心里也舒坦。人家还有和这小土篮相配套的小扁担。

我们家没有，总是用大人用的大土篮子，用大人用的大扁担，挑不起来就要把扁担的钩链卷几圈才行，每次都要这样，很麻烦，也不体面，比不过队里别人家的孩子。就象现在部队一样，人家都用AK47了，咱还用三八大盖，不中用还不说，也不提气。还有和别人挑同样多的粪肥，可装到我的大土篮子里就格外显得少。所以每天都要比别人少挣一分半分的，很吃亏。

我边撤尿边用眼睛四处寻找，尿都把裤门尿湿了也没察觉。

最后在鸡架的旁边找到了我爸给我编的那副新土篮子了。

什么吊玩意？我不满地用脚踢了踢那副不着调的土篮子，编的大而粗糙不说，筐梁不圆，土篮编得还不严密，窟窿眼洞的，不是夸张，装个鸡蛋不漏出去，装个鹌鹑蛋一定会毫不留情漏出去的。

我没顾上系上裤子，抽巴着脸就进屋了。

我十分不友好地和我爸说，那土篮子什么吊玩意，我不要！

我爸正哈腰洗脸，听到我犯浑。他侧过脸，满脸的肥皂沫子。他使劲眨巴了几下眼睛，才使眼珠子露出干净的愤怒。

你爱要不要！再和我嘴巴浪叽的，我一脚给你踢外边去，反了你了呢，小鳖犊子！他骂了我，他还洗他的脸。

我爸也没给我好的，我知道再和他来硬是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的。我站在他身背后狠狠地瞪他两眼，就进屋去了。

于三洋已穿好衣服，坐在炕沿上，两脚悠荡着，眼屎堆满了眼角，眼睛却放出贼亮贼亮的光芒。他分明是在幸灾乐祸，听我的笑声。

昨天我们五年级放学早，我没有等在四年级的于三洋和二年级的于小洋。他俩一起走也行。我没有走正道儿，没有沿大路回家，天天总走那一条道，有时也腻歪，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有。我就自己走河套，逆流而上。东北初春的小河还象冬天一样消瘦，有冰有雪，蛮有趣儿的，边滑冰，边扔石头打柳树趟子的麻雀。一群一群的，飞起来“轰轰”的，响动可大了。不小心先惊动了它们，突然飞起来，还会把自己吓一大跳。

到家时，我还拣了一捆干柴。夏天河套涨水，冲下来一些杂草树木，横七竖八地挡在河边的树根上，石头旁，经过一个夏天的曝晒，哗哗干，真是好烧柴。

我特意重重地把那捆柴放在我妈跟前，一副得胜将军的样子。知道今天一定会得我妈的一顿表扬。我妈绝对奖惩分明，我们兄弟受表扬的时候有，可她让我们受皮肉之苦的时候也不少。

夕阳正好卡在西山的丫口上，红红的，象醉汉的脸。

屋里冒烟咕咚的，我妈正在忙里忙外，做饭做菜，喂猪喂狗，鸡鸭鹅抻着脖子在屋门前鸣叫，抗议示威似的。我妈出来一趟，它们就跟在身前身后，不知道做了多大贡献，要吃的可倒不含糊，挺积极。

果然，妈妈眼睛一亮。她边拌鸡食边说，啧啧，二洋啊，好儿子，拣这么一大捆干柴，够做一顿饭了，这柴还好烧呢。

我的心里暖阳阳的，格外舒服。

平时，她总是像我们的老师一样，不耐烦地直呼我们的大号，喊三个字，于伯洋，于二洋，于三洋，于小洋等。

如果我们做错事了，或兄弟间发生战争了，就更糟糕了，她就愤怒地再加四个字，比如骂我是瘟大灾的于二洋，烂大粪的于二鬼，倒大头的于二洋，大饭桶于二洋，总之，不加个“大”字就不足以平民愤。再不服她就会以暴治暴，以烧火棍为武器，很厉害的，时常让我们胆战心惊，抱头鼠窜的。

晚饭是苞米馇子粥，炒盐豆。

饭桌上显得十分拥挤。饭桌子是放在炕上的，我爸和我妈分列左右坐在炕沿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倒“U”字先入为主，各自抢占有力位次。于是，我们都有一种临战前的紧张，预示着一场风扫残云的开始。

往往人多菜少，一吃就了，我妈除了保证我爸优先地位之外，要经常全力平息我们由于为了争夺更多的吃菜权，特别吃好菜的权利，而时常发生的矛盾和战争。

我妈也有招，很多时候她给我们实行分餐制。其实我同意这个办法，不然，于三洋这家伙可就不得了了。五月节农村这儿有吃鸡鸭蛋的习惯，甚至比城里人吃粽子还重要。要炒鸡蛋，煮荷包蛋，还要给家里人分一些煮熟的鸡蛋鸭蛋鹅蛋由个人支配。

于三洋从来都是集中力量先吃桌子上集体的，把自己分的掖着藏着，放了很久很久，等别人的都吃完了，他才会比下蛋还难地拿出来一个来吃，有滋有味的，让我们很妒嫉，也很眼馋，也很生气。恨不得再来一次土改斗争，打他这个土豪分他的田地。

我妈给每人分了一小碟子盐豆。大哥于伯洋和我爸一样，已经在生产队里上班了，活累，也会分得多些，于三洋不敢和他比。

但是，他却常常和我过不去。他像间谍似的，还是先看看我分了多少，又仔细地同他自己的比较了一番。突然，他“嗷”地一声，带着哭腔大叫，我不干！于二洋的比我的多，凭什么？

他用筷子狠狠地搓了搓我碟子里的豆子，又敲敲他自己的碟子。他喉咙里还响着巨大气流徘徊的声音。

刚才还闷头喝粥吃盐豆的于小洋听到于三洋的一声大叫，他先是吓了一跳，不知所以然地边擦沾在鼻子和脸上的粥饭，边眨巴着小三角眼看发生了什么。当他知道他的盐豆子也同样没有我多时，也“哇”地哭起来，还伴着蹬腿，把本来就有些破旧的炕席蹬得咔咔响，一下蹬到饭桌腿上，桌子一动，把我才喝了几口的苞米馇粥正好扣到我的怀里。

我爸瞪了于三洋一眼，没稀理他。

我妈一贯持强硬立场，立刻不让劲儿了，她像拎小鸡似的扯着于三洋后脖领子，一把就把他从饭桌上薅下来，一顿胖揍。边打边说，于二洋放学回来拣了一大捆干柴，够做一顿饭的了，你拣了吗？我奖励他的，怎么样？你一见好吃的就瞪开眼睛了，你个饿死鬼托生的，要大帐的你！

我爸说，行了，别打了，就点盐豆子，造得乌烟瘴气。

我妈又冲没和她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爸发火了，说，哼！就你装老好人，给孩子惯得一点王法都没有了，也不管。

我爸无可奈何地说，那你还能给他们打死呀。说着拿过大盘里的盐豆子给于三洋的碟子里拨了一小撮盐豆子。

于三洋不言语了。

于小洋也把他的碟子往前推了推，眼睛盯着我爸，那意思是看你给我不？他刚才看到于三洋挨揍了，他知道这是与他有关的，他没敢再支毛。

我爸同样也给他拨了一小撮盐豆子。嘴上说，吃吧，养了一帮红胡子。

昨晚，于三洋尽管挨了一顿揍，但是他也没亏本，还是气气地喝了两大碗粥。不过他对我的仇恨，还是深深地记下了。

今天一大清早，我爸直溜我，他很高兴。

臭不要脸的于三洋，你等着！我心里想。

我吃过了早饭，就跑到隔壁孙红梅家去取大字报，是关于批林批孔的。

我想，林彪这家伙好好的大干部不当，偏偏和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扯到一起，要搞“克已复礼”，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该死不你说。我纳闷儿，这“克已复礼”是什么玩意，这么有吸引力。

昨天老师给我们留的家庭作业就是要每人写一篇大字报，今天要上学交到学校并糊上。我不会写，也没有墨水，也没有纸。王长锁他爷是去年冬天死的，他家里存了不少黄烧纸。我跟王长锁要了两张黄烧纸，送到孙红梅家，求她给我写一张批林批孔的大字报。

论街坊辈儿我管孙红梅叫二姐，她在中学念书，听说学习好，还写了一手好毛笔字，为人和善，是学校的“红卫兵”，整天戴着红袖标，让我好羡慕。

孙红梅听了，说，好弄，我这有报纸抄一段就行，明天早晨来取罢。

我去取大字报时，孙红梅还悄悄地把一个折叠得很复杂的一个字条交给我，说替她交给我家隔壁马老四的儿子马文忱，他也念中学。她嘱咐我，不要让别人知道，她很信任地看着我。我也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信誓旦旦地表示，二姐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让知道。

我心里想，二姐还替我写大字报，还这样信任我，我帮她做这点事算什么呀。

边往回走，我还想，一定是她喜欢马文忱了。真怪呀，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男人，男人为什么喜欢女人，就像我心里喜欢我们班罗小颖一样。我感觉我的脸好热呀，一定红红的。我偷偷看一下四周，看有没有人看到我在想这么复杂的男女问题，不得了的。

大字报取回来了。孙红梅真有才，那字写的真好。

连我爸看了都说她字写的好。

我背上书包就要走。我爸说，你等一会儿于三洋和于小洋。

我说，他俩就能磨蹭，没个头儿，吃屎也赶不上热的，人家我们班的王长锁，刘喜富，小乐子，还在外边等我呢。

我爸就是看我眼黑，看我是个软豆包，总捏沽我。他说，你还能干什么，你是哥哥不带他们让谁带他们，也不用你背不用你扛的。

我心里不服气，不用背不用扛，说得轻俏，晚上看电影，我们一般大的伙伴人家说跑就跑，说藏就藏，我为了顾及他俩，总是跟不上“队伍”，从来没尽兴玩过。光说我，让你编个土篮子都编不好，还说我呢。

我爸原来不是农民，在河北离北京不远的一个矿区工作，工作好好的，还是个小领导。这不是前几年闹灾荒，城市粮食不够吃，我妈领着我还有于三洋、于小洋到东北大姨家走亲戚，名为走亲戚，实际和逃荒差不多。那好象是1961年吧，农村可以开小荒地了，满山满岭的砍树开荒种地，只要肯卖力气开荒种地，丰衣不敢说足食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去大姨家的时候，正是秋天，她家院子里堆满了苞米棒子、黄豆、地瓜、萝卜，一派丰收的景象。让我们这些城里孩子眼馋极了，直咽口水。总幻想这些粮食瓜菜如果是我们家的该有多好。

在那住了二十多天之后，我们回到关里。我妈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念头：回东北老家去！回东北老家去！

她就和我爸说，东北如何如何地好，孩子大人能吃饱。我爸经不住我妈整天的在耳边磨叽。

于伯洋也跟着煽风点火，说，要是回东北去，他会乐得蹦八个高的。

我爸也经不住对温饱生活的美好想往。就屡次三番地向矿里打报告递申请，说，家里生活实在太困难了，孩子整天介吃不饱快要饿死了，请矿领导批准为盼。

就这样，火车一响冒青烟，我们从关里河北回到了关外东北。

在生产队里，我爸是个门外汉，你看他搞机器设备有一套。可是农村那编筐窝篓，扶犁耙地，扬场堆垛的事，我爸干的就没有那些穿抿裆裤的纯庄稼汉华腾顺眼了，是现学现卖，也他够呛了。

于三洋还有于小洋像一根臭尾巴一样，没趣地跟在我的后面，我没稀理他们。

我只是和刘二利，王长锁、小乐子他们嬉笑颜开。我们争着谈论前几天看的电影《侦察兵》里的情节，还指着对方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蹦着高地骂人：马逼，你们太马逼了！（其实是，那是一冒充国军军官的侦察员在训斥国军士兵，麻痹，你们太麻痹了！）

到了学校，我没含糊就把大字报交给老师了。我想一定没问题，是孙红梅给我写的还能不过关？

果然，赵彩云老师把那两张黄烧纸摊开来看。完了说，行了，那有浆子，拿到外面的专栏贴上吧。

过了一会儿，上课铃响了。全校开了批林批孔大会，大连鬓胡子主任上台讲话，他活灵活现地讲孔老二怎样满嘴讲“仁义”，肚子里藏诡计的，讲到林彪时他说他早就看他不像好人了。末了，他突然瞪圆了眼睛，举起拳头，振臂高呼：打倒孔老二！打倒反革命野心家林秃子！他太突然太愤怒了，给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他要打我们谁呢？各班的干部也上去发言，口诛笔伐，声讨林彪孔老二。

上午只上了一节语文课，学习课文《英雄战士刘学宝》，课文中有一句“刘学宝失去了宝贵的左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傅宝贵，平时老实巴交的。轮到我同桌白树海朗读课文，他就故意读成“刘学宝失去了傅宝贵的左手”，全班人哄堂大笑。傅宝贵那蔫货还哭了。

赵彩云老师气坏了，扯着白树海的胳膊往前边拽，让他上前边站着去。白树海双手抱住课桌不松手，像拔河一样。

我只好用臂肘压住课桌，不然课桌还有我的课本也要被拖到前边去了。

最后，白树海被赵彩云老师留在学校，下午不能回家了。活该，他也是自作自受。

星期三是半天，下午不上课。

平常平常日子，学校也经常不上课，学生要么参加阶级斗争，要么就学工学农学军。

农村孩子学工学军没那条件，我们只好学农务农了。除了在学校种过“五？七”田，还种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发明的“丰产坑”，就是到山上荒坡地挖一个个四方坑，坑里的每个角都种上一棵苞米，结果劲没少费，长出苞米秸杆都没有孩子的小手指粗，更别说结穗了。老杨头边骂扯王八犊子，边把牛赶进去放牛了。

所以，学生没事就都到队里上班，帮家里挣点工分，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只要是半天或星期天我们都去上班，大人一天挣十二分，我是四五分开始挣起的。

生产队的社员是分三六九等的，上班分配的农活也不一样。往往队长、会计、出纳员家的老婆孩子是可以得到优待的，是第一世界；队里的大户人家，且势力强硬的是第二世界，可以保证利益分配时不吃亏；单门独户的，又没有什么靠山的是第三世界，往往是弱势群体，吃亏受累的事是少不了的。

队长是生产队的土皇帝，说一不二的。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下午，生产队门前树叉上挂着的铁犁铧被敲“咣咣”响。

春季里生产队的农活主要是往地里送粪肥。

我急忙到生产队里去等着队长朱长洪派工，我特意和朱长洪的儿子朱守地站在一起，我们第三世界的孩子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队长在派好活的时候，在看到他孩子的时候也顺便看到我们，借个小光。

没这么幸运，让我如意小算盘落空了。

朱长洪队长先叫我的名字，二洋子，你拿土篮子挑粪去。小地子你拿锹装筐。他总叫我们的小名。

我说，老朱三叔，我也去装不行吗？我用眼睛看了一下他儿子朱守地。

他说，用不了那么多人装，爱干不干，不干回家去。

我知道朱长洪很恨我，再以后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了。

朱长洪长的很有特点，他的眼睛不好，常年红红的，还近视眼，驼背像一只大虾米，为人心眼不下正，私心大。大家背后都叫他“瞎眼红”。前年为了选队长，朱长洪跟王长锁他爸闹了意见。那天晚上，王长锁他家一地快起的大白菜被人给踹踏得一塌糊涂，气得长锁子他妈坐在白菜地里哭了半天。人都说就是他干的，他就愿意干那猫洞来狗洞去的损事。

我想，他恨我是有道理的。谁让我参加了去年那次“犯上作乱”的事件呢？

五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叛逆了。我们不喜欢在家里住，就结伙抱着铺盖住在生产队里的饲养室里，大家在一起热闹自在，不用受父母管。

饲养员老徐头是个老退伍军人，说话有些结巴，他不讨厌小孩子，还常给我们讲他们过去当独立团打辽阳，打荒甸子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新鲜。当然他只讲过关斩将，没讲过走麦城。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生产队的农活老是干不完地干，时间很紧张，公社也撵，大队也追，起早贪黑加夜战那是常有的事。为了撵进度，生产队也来点物资刺激，社员每加一班给补助三两牛料，因为家家粮食不够吃，还是积极性的。民以食为天嘛。

朱队长怕迟了向上交不了差，就拚命撵进度。他动员全队的人都来参加，搞大会战。用他的话说，要老到九十九，小到刚会走，吃队上粮的，喝堡子水的都要参加劳动。

去年春天队上开始铲头遍地了，边铲边趟，活挺紧，公社大队都派来工作组，一手抓批林批孔，一手抓生产进度。

春季天，本来人就犯困。可是，他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来敲钟，折腾全堡子男女老少都起来铲地。自然也不会放过我们几个在饲养室睡觉的小孩子了。他天天都早早地敲过钟，就来到饲养室，喊我们起来铲地。头几天还勉强，时间一长，又累又困，我们就不想去了。我们就背地里起誓说，谁也不去，谁再去谁是鳖犊子，王八蛋。

可是他总是软硬兼施，逼我们起来上工，还揪我们的头发，把我们从被窝里拖出来。等他把全堡子男女老少都折腾起来了，他点点人数，就安排副队长带工，自己找个借口就走掉了。听说他又回家困觉搂老婆去了。

可是我们呢，早晨弄得一身露水一身泥，急忙吃一口早饭，还要走八里路上学。大家又烦又恨他。可是他还是天天如此。

那天，长锁子，二利子，满城子，还有胖小子和我在睡觉时，就在一起商量对策。要整治“瞎眼红”他一下。

那天，正好饲养员老徐头喂完了牲口，说家里来客人了，就回家了。

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我们在睡觉前，找来生产队抬粪的大抬筐吊在大门上方，用绳索连在大门的推手上，只要谁一推大门，反扣着的大粪筐就会扣下来。设好了机关，我们几个才得意地进入了梦乡，求得睡个安稳觉。

第二天早晨，我们先是听到他“扑哧、扑哧”的脚步声，然后停下来，再就是“咣！咣！”的敲钟。我们几个小孩子听到了钟声响起，就都从被窝里伸出头来，屏住呼吸。

长锁子悄悄地说，哎！注意听，要扣大家鸟（麻雀）啦！他冲大家吐了吐舌头。

先是推大门的声音，接着是便是大抬筐扣下来的声音，还有“哎哟！”他的叫声。

我们急忙都把脑袋缩回到被窝里去，装着睡觉。都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土皇帝。

过了有一会儿，他进了饲养室，站在门口就开骂，说你们这些王八犊子，真他妈妈的阴损，把他妈的粪筐扣老子头上来了，以后我再也不找你们上工行了吧！

我、长锁子、二利子、满城子、胖小子听到他骂，又像豆芽菜似的，怯生生地从被窝里探出头来。

看到他满脸土粪渣子。大家心里又解气又好笑，但是喜形于色谁也不敢。长锁子先假装无辜地说，老朱三叔，不是我们干的呀，可能是别人调理俺们的吧。

是呀！是呀！我们都说。

得了吧，谁能干这事？！他嘴上还这样说，他心里好像也有点划魂了。

从那以后他真的不再来烦我们，不过看到我们时他眼珠子免不了有些发黑。

我回家取来我爸刚给我编的土篮子，才挑了两担粪。朱队长就来了，说我挑的粪都漏出去了，他看了看我的土篮子，说，操，什么吊土篮子，这是的确凉的呀（指土篮子缝隙大），你挑那点粪都他妈卖道上了。他飞起一脚把我土篮踢到壕沟里去了。

你和二利子要干就去往南台子地扛石头去吧！修梯田用，不干拉倒！他说。

我心里好过不去，让二利子跟我受连累。十四五岁孩子一次要扛四五十斤重的石头，够呛的。

二利子比我大两岁，长的也结实，却没在意，说，二洋子，走呀，没事。他这么一说倒让我好感动。

我俩从石场每人扛一块方石，往南台子送，才走了一半路程，我就大汗淋漓了。二利子走到一个土坡后边，放下石头。说，快来搁下歇歇，没人能看到。

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瘫倒在地了。

二利子他爸有历史问题，生产队晚上开会总挨批斗。白天孩子们在一起玩，也批斗他，什么押上来，低头认罪呀。他也皮了，也不生气，对什么事都不在乎，没有愁事似的，就像那地头边生长的万年蒿一样顽强。

我们俩坐在背风朝阳的土坡后边，早已经解冻的泥土已萌发出一点点绿意，一窝黑蚂蚁也出了洞穴，在洞里洞外地忙。我想它们可能也像我们一样为生计早早就出来奔波忙碌吧，他们也有爸妈和孩子吧，但是却看不出它们有一点劳累和忧愁。

二洋子，你知道“瞎眼红”是怎么当上队长的吗？二利子神秘地问我。

不知道。我看他神秘的样子，心想一定会有故事。

他跟他老婆马春花借光的。

他的老婆三十岁上下，只上过五年学的人，但是人长得丰满，皮肤也白。原来的上任队长李大肚子，就看上了她，常给些小恩小惠，就有默契。还给朱长红提拔当生产组长，为他管点事。李大肚子常让他起早或夜战时领工，他自己溜到朱长红家和马春花扯事。

朱长红也好像有点察觉，不过，他也不敢怎么样，忍了吧。

后来，李大肚子到大队当书记了，就把朱长红提拔当生产队长接他的班了。还让马春花到小学当代教师。也算没少沾光呀。不过他当队长以后，就常让副队长他们带班起早或夜战，自己安排好，就跑回家搂老婆，生怕李大肚子那狗日的再来占他的炕头。

是吗？我问。

当然了，大人都这么说。他说。

我说他的眼睛那么烂眼沽瞎的红，原来是气的呀！我打趣说。

千万别和别人说呀，说了我可不能饶你！他瞪着大大蛤蟆眼威胁我。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我若是说了，你就扇我十二个大嘴巴，行了吧？我庄严地承诺说。

他给我搭了个肩，我又扛那起越走越重的方石块，往南台子地走。

快要到了，要过一道被水冲刷出的深沟，换平常我是可以一大步跨过去。但是，今天心有余腿打颤，一步没迈过去，一头栽那深沟里去了，腿摔伤了。

从此，我落下个腿跛的毛病。

那年的春天真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