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浸浸的圣诞夜

圣诞节快要到了，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倘佯，看见商家店铺都张灯结彩，门前矗立的圣诞树上也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礼物，几个戴着小红帽的漂亮女孩站在门口，露出可爱的笑容，迎接进进出出的客人……这时，突然记起小时候读过的一篇童话，好象也是在圣诞夜，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被冻死在寒冷的大街上，手上还握着一把燃烧过的火柴。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几十年了，只要一想起来，心中不免引起阵阵的悲哀。当改革开放不久，中国也不知不觉地开始过起圣诞节来，本来这个节日于我而言尤如白开水一般，没盐没味的，但我却记得一个死在圣诞夜的人，他当然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做杂工的大男人，一个老知青。他不是冻死在寒冷的圣诞夜，而是淹死在圣诞夜的水沟里。所以一想起圣诞夜，心里便冷浸浸的，沉甸甸的……

二十多年前的圣诞，大概是一九八四年罢。清晨，有大雾，一丈开外见不到人影，到了九点，雾才慢慢散去。人们这才开始出来活动。当一个买烟的老头推着自制的滑车走过水沟边时，发现水沟里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好像是一件统绒衣服，他停下来，好奇地跑过去一看，才发现不是衣服而是一个人。这个人倒在水沟里，头埋在水中，身体卡在桥板下，喊也喊不应，推也推不动，于是老头赶快报案。约莫一个小时后，公安局才来人，把溺毙水中的死尸捞上来。尸体翻过来一看，围观的人们立即认出是建筑社的杂工刘国厚，他是一个老知青，刚招工到建筑社没有几年。公安局的几个刑警好生奇怪，水沟离建筑社咫尺之途，离他的寝室也不过三十公尺，他为啥会淹死在水沟里？而水沟里的水，清彻明澄，深不过二尺，仅齐腿腕，又怎么淹得死人？青川十二月，大冷的天，至少也是零下六七度罢，他怎么会只穿一件绒衣？分析来分析去，几个刑警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就近将尸体抬在建筑社的木工房内。然后找来单位的领导和与他熟识的人，展开深入的调查。

刘国厚死得蹊跷，是情杀还是谋杀？是谋财害命还是报复杀人？或者就是意外死亡？……青川县不大，俗话说，县委伙食团炒肉满城都闻得到香味，屙一把尿都要冲个通城，所以刘国厚的意外死亡立即传遍整个县城。当时的县委书记叫何其书，听说此事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对刘国厚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死者不久前曾上书县委领导，提出“要想富、修公路”的建议。当时刚改革开放，青川正在探索经济起飞的道路，刘国厚提出“修路致富”，这倒是最先提出来的建议。何书记还将来信批转给政研室。要政研室找到刘国厚认真谈谈，了解了解他的整体构想和计划。但政研室的同志和刘国厚谈了近半个小时，这才发现他根本说不出来几句话，甚至说不清他的想法和思路，使得来调研的干部反倒怀疑这封信是不是他写的了。来人请他写几个字，然后拿出何书记批转的原信来比对笔迹，这才认定信倒是他写的不假，但人却象有点弱智。于是回去汇报，何书记将信将疑，不过事情多，忙得团团转，也就没有再深究了。然而不到半年，这位“人才”却不明不白淹死在单位门前的水沟里，不弄个水落石出，他心里总是个疑问，于是叫公安局彻底查清。

公安局一听到书记有指示，立即调集精兵强将，增加专案组力量，首先从他周围的同事、他下乡的生产队查起。刘国厚在建筑社上班，由於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干干杂工，给师傅们打打下手，都是干揹、抬、挑、扛的力气活。拌灰、挑砖、搭架，一天累到黑，除点死工资，有时工头再给几个奖金，还说是看他可怜……他结结巴巴，说不上几句话，但吃起来却相当惊人，若是大米，一顿斤把米煮的干饭，就拌点辣酱，几颗咸菜，稀里胡噜，一扫而光。吃面常用锑锅，一斤干面一锑锅，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寝室是集体宿舍，两个人一间的，他的东西除一床烂棉絮，一个木板箱外，床底下全是烂鞋子和臭袜子。除此之外，三个石头支个锅，还有两个碗三个玻璃瓶。玻璃瓶是别人用过的，他捡回来，一个装了半瓶盐，一个装了一点辣酱，另外一个泡了点茶。茶水上面浮起一层浮沫，已经结了冰，也不知有多少天了。公安局专案组清点他的遗物，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到建筑社会计室一了解，刘国厚领的工资连吃饭都成问题，他还有什么多余的钱来存银行呢？那么，刘国厚既没有妻室儿女，那有没有其它的女人呢？刑警们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应该从这里入手。经过查访，知道曾经有一个女人来过他寝室里，见到的人说：这个女人高大壮实，头上缠着黑纱巾，脚上蹬一双绣花鞋，腰里别着一个旱烟袋，乍一看，好象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了，除此而外，还从没见到其它女人找过他，更没进过他的寝室。工地上干零工的女人倒是多，喊他干这干那的女人倒也不少，她们都嘻嘻哈哈，把他当成活宝，而他也憨憨地笑着，女人们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似乎把这当成一种幸福。

专案组研究之后，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这个腰别烟竿的女人查起，另一路从刘国厚丢失的大衣查起。要查这个女人，就必须要到刘国厚插队的孔溪公社碓窝坪生产队去。干警们接到命令，连夜出发。青川是大山区，县城在一个山凹里，一出县城全是山。到堆窝坪的专案人员从晚上十点出发，打着手电筒翻山越岭一直走到清晨，天蒙蒙亮才到。清晨的堆窝坪，显得格外静谧，一层薄薄的晨雾浓罩着一个如画般的小山村，一条山溪在这里绕了一个弯，形成一个“S”形。年年发大水过后，湍急的河水变成溪流，流在湾内突然变得宁静了，它带来的泥沙逐年沉积下来，冲积成一片平坦的地块。地块不大，横七竖八地矗立着一些谷草垛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丝儿平地，全是大山，山连着山，山重着山，一眼望不到头。

干警们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位腰别烟竿的妇人。原来这妇人是知青插队组的房东。当年，大队上把给知青们拨的修房款按年给了她，算是租金，她便把最好的两间房拿出来给知青住。这个组共有四个知青，陆陆续续，调走的调走，招工的招工，……偌大的知青点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刘国厚，还有一个是郭明洪，人称郭莽娃儿。

要说这个妇人，当地人似乎很忌讳，谈到她时，都似乎小小心心的，经多方了解，才知道这个婆娘好象姓甄，最先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当地赵木匠从甘肃领回来的。这个婆娘壮壮实实，做活路能抵得上一个大男人，干活不多言不多语，爱穿绣花边的天津蓝褂子，上街赶场，还要换上绣花鞋。赵木匠跟她走路还要一阵小跑，不然被她拉下老远。她到碓窝坪两年来，不管是上山打柴、下田犁耙，还是揹挑扛抬、打场磨面样样能干，而做点衣服绣点花，更是心灵手巧，让大山里没有见过世面的男人简直觉得象个天仙，羡慕得很。两年以后，赵木匠发了，他发誓要修跑马转角楼，于是平地基、筑土墙、烧砖瓦、排房架。一应俱全，便请来亲朋好友，大队领导，要庆贺上梁。山里人家，上梁讲究大吉大利。房梁倒是上上去了，可是一阵鞭炮却将正梁震垮下来，将赵木匠当场砸死。喜事变成丧事……新房后的山坡上平添了一座新坟。

以后，又有人撮合，甄婆娘又从山里找回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一到堆窝坪没几天，就得了一种怪病，人愈来愈瘦弱，渐渐萎缩萎缩，人缩得象是一个小孩子了，……到知青们住进来时，这个男人除了坐在屋檐下晒晒太阳，剥点包谷、摘点辣椒，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山里的活路都是要靠体力的，出门就是山，就是湾。走半步路都靠揹。一个主劳要揹300多斤，副劳要揹200多斤，怀了娃儿的婆娘也要揹个百、八十斤。要叫一个女人扛住山里人家的重担是不可想象的。在与生活的搓磨下，在与自然的对峙中，过于艰辛的环境让人不得不结成利益共同体，来承担生活的重负。因此，郭莽娃儿和刘国厚也就常常帮甄婆娘干点力气活，而甄婆娘煮点米饭，拌点杂面，打点搅团也请他们来吃。一来二去，关系渐渐好起来。刘国厚能认几个字，不知从哪儿找来几本书，常常摇头晃脑地在甄婆娘面前显摆，甚至还要做点诗什么的。有一首叫“人民公社富又富，人人穿的卡机布，卡机布卡机布，人民公社大踏步”，这首诗我就还记得。但郭莽娃儿认不得字，又难得听到他说话，干任何事情都笑眯眯的，干完就走，你不喊他吃饭他从不开口。

这样的日子没有几个月，甄婆娘的男人越来越不行了，不仅不能站起来，连坐都没有力气了。一天，甄婆娘过来请郭莽娃儿，说是她男人要到乡上医院看病，指名点姓要请他送一送。郭莽娃儿二话没说，连夜与甄婆娘一道将她男人揹到了乡卫生院。一个星期后，这个男人是用滑竿抬回碓窝坪的，盖着头，蒙着脸，死了。甄婆娘房后又多了一座新坟，然而甄婆娘好象并没有多少悲哀的意味。生产队的男男女女都私下里传说：“这个婆娘命太硬，克夫，没有哪个男人敢要她？”然而这个婆娘似乎也不想再嫁人的样子，她与两个知青干脆在一个锅里搅饭。三个人，一女两男，象是一家人了。郭莽娃儿是孤儿，中江早已没有家，刘国厚虽然父母早亡，但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於是春节难免要回一趟中江。

春节过完便是农忙，点完包谷栽完秧子，天气便渐渐热了起来。这时山里人再也穿不住了棉袄了，他们一脱棉袄便是单衣单裤，从来就不讲究什么春秋衫春秋裤。当甄婆娘脱下棉袄，人们才惊异的发现，她似乎肚子里有了，微微凸起的肚子，高耸的乳房，红扑扑的脸蛋，显得好象年轻了不少。而这，也更显示出她的女人味道来。山里人是质朴的，也是粗野的。在山上揹粪，点包谷，唱“叶叶儿”的时候，男人们的眼睛总离不开甄婆娘的身体，离不开那对上上下下跳动的巨大乳房。一支“叶叶儿”刚唱完，一支“叶叶儿”又开头：

柏木板凳四个角，

你要缠妹就上坡，

新官上任衙门紧，

筛子关门眼睛多。

……

枫橡树儿两头尖，

逮到两头吹中间。

一头吹的贤妹子，

一头吹的路不远。”

山歌此起彼伏，歌词雅狎相间，春天的太阳暖哄哄的，它似乎躁动着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山里人的性冲动。在“叶叶儿”的吼喊声中，男人女人们都哈哈大笑。一到休息时间，有的男人在别人的怂恿下，便把甄婆娘按在草地上，上上下下一阵乱摸，好象甄婆娘也不真生气，只是笑着，反转一把，抓住男人的私处，痛得男人嗷嗷直叫，狼狈逃窜。这种山野间的娱乐，一直存在着。我猜想，大概几百年，上千年了罢。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天不说×，日头不落西”。老百姓不把这种说法和做法当成“非礼”，他们把×话和×事当成人世间的大事来看待。质朴的山民们认为：甄婆娘嫁给知青们倒是合适的，因为知青命硬，从城里到山里，闯荡10余年也该成家了。然而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委实不好搭配，於是人们就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未当真。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甄婆娘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起来，这个种到底是谁的？猜疑虽然多多，但名义上是死男人的遗腹子，山民们也是认可的。即使是知青的，或者是两个知青中的一个人的，也属正常。在老山疙瘩里，除了文革初期的一点骚动外，山里人是从不分什么阶级的，人，无非是男人女人两个种类而已。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男的外出，不管时间长短，只要女人喊个男来帮忙，来搭伴；或女的回娘家，男的叫个婆娘来暖暖被窝，那是常有的事，用不着放在心上。女人出嫁后，特别是生下第一个男孩以后，婆家的人便解除禁令，女人违规犯禁，婆家人笑笑而已。

甄婆娘肚子大了，两个知青都抢着帮她干活，她对这两个男人也同样照顾，热水热饭，象当家人一样伺候着，但这个甄婆娘似乎对郭莽娃儿要好了很多。上街买东西总是要交待给郭莽娃儿，钱也是给郭莽娃儿的，甄婆娘换衣解带在郭莽娃儿面前从不忌讳，但在刘国厚面前似乎并没有那样随意。刘国厚终于有了一点点醋意，时不时使点小性子。一次，记得是热天，知青点上要买猪，甄婆娘也要买，说是还要买大点的，赶紧赶慢要过年杀。郭莽娃约刘国厚一起上城里猪市去，刘国厚干脆地拒绝了。甄婆娘找到他，对他说：“莽娃儿一个人可能弄不回来。”“你们不是都说他能干么？……”刘国厚仍然没有去，反倒是和山里人一起挖药去了。晚上下起了雨，雨还越下越大，溪水暴涨，挖药的人都能听到山水陡涨的嗬嗬嗬的奔流声。两天后，雨停了，挖药的人也下山了，然而买猪的郭莽娃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找到他，他已淹死在水潭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栓猪的绳子。山民们说，他是背着两只猪，冒雨回堆窝坪的，过河时，水已涨过跳蹬子，猪在背篼里又拱又跳，他脚未踩稳，人一滑，掉到河里，可是那只四五十斤的架子猪，是帮甄婆娘买的，他舍不得，攥着绳子死死不丢，猪把他拖到河里，拖进水潭淹死了。但两只猪，却都跑脱了……郭莽娃儿虽说是知青，但是个孤儿，不仅离县城远，就是离乡上也有三四十里，大队上报公社，公社同意后，大队做主就把他埋了。郭莽娃也埋在甄婆娘屋后。这里短短四年，新添三座新坟。本来大队干部说把郭莽娃埋远点的，但甄婆娘不同意，说是帮她买猪淹死的，就该由她来办。山里人都心知肚明，也不勉强。埋的那天，甄婆娘做了饭菜，请队上的人吃了一顿，象是埋自家男人一样的礼数，只是没有戴白孝而已。当棺材缓缓入土的时候，刘国厚再也忍不住，哭了……这时甄婆娘冷冷地瞟了他一眼，说：“人是有报应的。”郭莽娃死后，人们常常在暮色苍茫或雨雾蒙蒙之中，看见甄婆娘在三个坟堆之间转悠。三个男人的忌日，每年的清明节，人们都能看到她给男人们烧点香烛纸钱。后来孩子出世了，她默默地咬着牙，一人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山里人再也不敢给她做媒，她也从不做嫁人的打算，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一年，两年，三年……孩子渐渐大了，等到知青们全部回城，刘国厚招工进建筑社，她仍然是一人单过。

专案组听完村上领导和社长的介绍，一一询问了她这两天的行踪，知道都在山里，哪里都没有去过，而且了解到她一年进城也不过三五次，卖点瓜瓜小菜，买点火柴油盐，早早就回了家，从没有过异常。只是上个月从城里赶场回来，改田改土的时候戴了双白色的帆布手套。对山里人来说，这可是个奢侈品，似乎有点可疑。於是专案组来到甄婆娘家里。可是这个婆娘死不开口，本想问清楚帆布手套的来历，但她木然地对着火塘，一句话也不说。专案组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刘国厚淹死在水沟里的事向她谈了。谁知她听完之后，用木棍敲着火塘，连连嘟噜着：“老天啊，老天！……”再也没有多余的话了，火塘里扑腾的灰飞得满屋都是。几个干警觉得十分尴尬，认为也没有必要搞清楚一双白帆布手套的事。反正，作为知青组的房东，来来往往送点东西也是人之常情。於是大家起身告辞，离开堆窝坪回城交差去了。

等他们回到城里，另一组却大有收获。他们先从刘国厚死时手里攥着的酒瓶上侦察起，发现这种廉价酒城里卖的只有三家。一一探访后，终於了解到有一家红卫小食店有线索。当侦察员进得门来还未开口，就发现一件黑色的短棉大衣，稀脏稀烂，衣领袖口已经是油光油亮的了，翻遍棉衣的所有荷包，分文俱无，只有一些空烟盒盒，盒盒的背面还有用铅笔写的字，仔细辨认，好象是一首诗：其中有几句还能读出来：“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我的家在堆窝坪……”其余几行麻里麻杂，模糊不清了。问老闆棉衣的来历，老闆说道：前天夜晚，也就是24号罢，店里来了几个喝酒的人，只要了两碟炒黄豆和盐花生，酒喝得不少，喝的是老白干。听他们摆龙门阵，可能是帮哪个工地抬预制板的。他们一边喝一边骂人。这时，从门边走过一个人，他们立即喊住他，叫他刘师，请他喝酒，这个人很梗直。开始，人一劝他就喝，后来别人不劝他也喝，边喝还边念念有词，什么“古来圣贤都寂寞，只有喝酒的才留得下美名”，那一群人又要了几瓶“柳浪春”，这是两元多钱一瓶的，比老白干就贵多了。喝到后来，大概有10点多钟了，那群人东一个西一个都溜走了，只剩下刘师还在店里喝，边喝边等他们回来，可是一直等到晚上11点，12点……这些人都没有回来，我催他结账，他不结要等人，一直等到他倒在桌上醉得睡着了，仍然没有等到人结账。他醒了之后，我叫他结账赶快回家。他似乎有点醒了，说是身上没有带钱，明天一定来结，而且还能说得出建筑社主任的名字，我想早点关门，也就只好同意了。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脱掉身上的棉大衣，结结巴巴地说：“先把……衣服……衣服，挡在这里……说话……说话算数……算数……”就摇摇晃晃地出去了，临出门，还顺手把一瓶没有喝完的“柳浪春”拎上，可是一去便没有消息，都两天了……当专案组把刘国厚的照片拿给老闆看时，老闆立即点头，“是他是他，就是他。”可是当知道他离开这间小酒馆，当晚就淹死在水沟里时，老闆后悔不已，结结巴巴地说：“当时，当时……我没有撵……没有撵……撵他走，他的烂棉衣，烂棉衣，我也没有强迫他脱。他完全是自己、自己脱的……”

这件案子似乎可以结案了“酒醉失脚落水溺毙而亡”。但因为何书记有交待，所以专案组十分慎重，是不是真的醉酒落水溺毙？或者酒中、或下酒菜中还别有异物？如果不整牢靠一点，今后一翻撬，别的好说，乌纱帽耍脱不得了。于是研究来研究去，决定只有尸检一法。好在尸首就在建筑社木工房里，摆在工作台上，单位领导也没有意见，但难就难在刘国厚的亲属未在，没有人在尸检单上签字。专案组的想来想去，想起了建筑社有一个与刘国厚同事的中江知青，是个队长，也姓刘。姑且把他认作是刘的兄弟，叫他签字。可是刘队长死活不干，因为他知道刘国厚还有姐姐妹妹，姐夫妹夫，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专案组只好叫他在旁边当个见证，证明是为了案件的需要，根据书记的指示进行尸检的。刘才无可奈何地走进了木工房。法医先是掀开盖着尸体的白布单子，让刘队长看了看刘国厚的面容。刘国厚似乎很安祥，他的分分头好象丝毫未乱，还是光光生生的，原本就有点凹陷的左额仍然是凹下去的，眼睛闭着，脸色苍白。身上还是穿着那件红色的绒衣，下身穿着一条草绿色的军裤。刘队长木墩墩地呆在尸体旁边。专案组的问他：“你认得他吗？”刘点点头，“他是不是刘国厚？”刘又点了点头。“好，那开始罢。”专案组说完，法医又用白色的被单盖住刘国厚的脸，揭开绒衣，露出瘦骨伶仃的胸部，瘪瘪的腹部，拿起手术刀对准那薄薄的肚囊，一刀下去……，刘队长一见，赶忙从木工房走了出来，站在屋檐下。想起10多年来知青生活，想起几年建筑社的同事，听着院坝里不时传来的钉制棺材的呯呯嘣嘣的响声，不禁感叹唏嘘……尸检做完，化验一出来，不禁使人大吃一惊。胃里除酒外，只有黄豆和花生米的成份。其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法医判断说，这个人死之前至少是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这一下专案组可以做结论了。在结案会上，单位领导、职工代表听了案情结论，签了字，决定立即掩埋。因为青川公安局电告中江公安局寻找刘国厚的亲属，全无音讯，而且整整等了三天，一个人影没有见到。埋的那天天空下起了大雪，雪花在空中搅成一团，裹在一起，混混沌沌分不出天地来。建筑社请了四个小工，每人10元钱，连抬带挖坑，葬在建筑社背后的青包梁上。这几个小工也是有心人，埋了之后在坟堆上插了一根招魂幡，同时还找了一块页岩片石，歪歪斜斜地写上“刘国厚之墓”五个字。

三天之后，死者的姐夫才匆匆赶到，了解了死因，看了结论，处理了遗物。听说刘国厚生前还欠酒馆老闆10多元钱，于是便和刘队长一同到酒馆还钱。谁知酒馆老闆却告诉他们，一个妇人已经把钱还了。而且那件烂棉衣也一并拿走了。他形容来的妇人：高高大大，十分壮实，满口黑牙，还好抽叶子烟。来的时候背了一个木箱，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听说了以后，他们立即赶到青包梁。那天正在化雪，出奇地冷，山梁上泥漉漉的，远远望去，白一块黑一块，树上溶化的雪变成水，滴滴答答，象是老天爷落的泪。好不容易一溜一滑赶到墓地，墓前还有烧残的香蜡纸钱和一些残缺的纸片，仔细辨认，这些纸片其实是书和笔记本，还可以依稀辨认出《广阔天地炼红心》《刑燕子—时代的标兵》等书笈的残片。那是上山下乡时，政府送给知青的。墓碑前面放了一个瓷盅。这个瓷盅已经破损不堪，但上面印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认得出来。瓷盅里面放得有米、包谷、小麦，一串燃烧剩余的香梗残蜡矗立在瓷盅里。这是谁来祭奠过刘国厚呢？谁也不知道。人们环顾四周，一片荒凉的山坡上，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几只受惊的乌鸦刮刮地叫着，绕着坟墓盘旋一周，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