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危机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崛起”成为令人熟悉的词句，频频见于报刊、杂志、各类评论节目。是啊，“中国崛起”，这是亿万国人的期盼，是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动力！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热切期盼中国的崛起。但同时，我们更需要冷静：“前行之船”下暗流涌动，必须辨明方向，必须应对“礁石险滩”！当下之中国，并非“固若金汤”，而是“危机四伏”。“用人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就是首当其冲的“三大危机”！

一、“用人危机”

这里要说的是中国现今各级政府机构及国有企业中的用人机制。我们来看一看现今中国各级政府中干部的构成——这集中反映了国家政府各级机构及国有企业中的用人情况（国有、国营企业附属于各级政府机构，情况相似，不单列说明）。

先从中国最最基础的农村说起。村长都是本村户口的人，经一年一届的村民海选上任。普通的村干部大部分是本村村民选上来的，个别是考上公务员后由国家选派的“大学生村官”担任。

再看乡（镇）一级政府。乡政府一般干部由村干部抽选、应届分配的大学生科员、部队转业干部等组成，而乡镇领导分别由村领导岗位提拔的乡领导、部队转业干部安置成的乡领导、由乡镇里一般干部提拔成的乡领导、由县直机关下派科员提拔担任的乡领导、由县直机关下派的科级干部调任的乡领导。

县一级政府：一般干部由应届分配的大学生、部队转业干部、抽选的乡镇干部组成；县领导由乡领导提拔、市里调派、部队相应级别领导转业安置、县直机关干部提拔任用等几部分构成。

市一级政府：一般干部由县里干部抽选、部队转业干部、省直机关干部选派、应届大学生等组成！市领导由提拔的县领导、提拔的市直机关干部、省里调派干部、转业军队领导构成！

省一级政府：一般干部由抽选的市里干部、军队转业干部、中直机关选派干部、应届大学生组成!省领导由中央选派干部、省直机关提拔的干部、从市领导提拔来的干部、选调来的相应级别的军队领导组成。

中央一级政府：一般干部由省里选调干部、军队选调干部、应届大学生等组成；中央领导由省领导提拔、中直机关领导提拔、军队领导提拔等构成。

从村级到中央，形成了一个层级清晰，用人范围明确的“尖形塔”——中国的政权机构！普通大众只能先进入最低的“塔层”，才有可能进入上一个“塔层”的选择范围。越高的“塔层”越尖细，大众接触和进入的可能性越低。这是一个严密的对平民来说近乎封闭的“体系”——或称为“体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流动性几乎没有——如果你不是村干部，不是国企正式员工、不是军转干部、不是能分配到“体制”内的大学生，那么很悲哀，你可能连这个“体制”的最底层都进不了！为什么出现几万个大学生竞聘一个事业编制“清扫工”的岗位——这是他们进入　“体制”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一个贫困山区的青年，除了种地，无其它固定的工作，只好到外地给人打工。他不是大学生，当不了“大学生村官”，也没有军转干身份、在打工的地方属于外来的“临时工”，那么注定了他一辈子都要徘徊在这个“体制”之外！这也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大众的命运！

而在“尖塔”内部，流动性一样极差。管理者只能从工、农、兵这三个来源进入系统最低的层面（村级），有的能进入更高一些的层面，然后在里面只能逐级升迁——在当今中国出现40多岁的国家领导人绝无可能！

用人的僵化导致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始终在“体制”之外；系统之内的人因流动性差，一部分人消极怠惰、不思进取，而另一部分人变成了极度钻营之徒，变成了升职机器，只为求升职而努力。很多系统之外的优秀人士逐渐走向这个系统的反面（尽管有一些虚职席位可以应付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参与实质的政府管理），导致社会不安定——这部分民众真的全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吗？不见得。在这里面的个别人甚至是信仰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从内心深处反对的是发展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真正给全民公平的发展机会，就要解决体制内外之间流动性差的问题。建议实行“三三制”，即每一级政府中，由上级党组织审查、委派的干部数量最多只能占这一级政府中干部总数的1/3，这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即可含在其中，确保党的领导；由招考公务员选拔来的专业型干部数量最少不得低于这一级政府中干部总数的1/3，确保政府各方面管理专业能力强；由下级政府单位民选推荐的干部数量最少不得低于这一级政府中干部总数的1/3，这样一些宝贵的经验丰富、德才兼备的干部就不会被“学历”、“出身”等等条件埋没。这样的结构可以确保德望高的党政领导在政府中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利于干部队伍的科技化、专业化，利于德才兼备的各型人才脱颖而出，发挥更大的作用。

假设在中国某地区因经济发展，马上要成立一个地级市——“东华市”，那么这个市政府的干部成员组成：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3人、副市长3人、市委秘书长、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政府官员共12人，其中市委书记、市长及一名副书记、一名副市长共4人由省里党委权衡任命，占12人中的1/3，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副市长两人加上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共4人均由公务员类专业型干部公开选拔，必须也占总数的1/3，市委副书记2人加上市委秘书长、市委副秘书长共4人均由下级各县党委推荐的干部担任，占总数的1/3。市下属各局亦照此办理，如财政局：上级任命的局领导最多不超过局级加副局级干部总数的1/3，由公务员类专业型干部公开选拔的干部要占局级加副局级干部总数的1/3，由下级各乡镇党委推荐的干部要占局级加副局级干部总数的1/3。“东华市”下属各县、乡、村亦照此办理。其中，一级政府的副职可以通过“专业型干部公开选拔”或本级政府党委推荐直接进入上一级政府担任副职。

总的目的，是在党的领导下让专业型、威望型、德才兼备型人才拓宽涌现的途径，增加得到锻炼的机会。

二、经济危机

中国现在仍有1.5亿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计算，是我国自设贫困线所划定的4300多万人口数的近3.5倍），这其中更有相当部分人甚至仍在啼饥号寒。我国自设的贫困线只是一条“吃饭线”——不用乞讨，能吃到饭的界限！即使在这条线以上的人，又有相当一部分人长年居无定所、四处打工维持着没有尊严的温饱！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因为有着“普世”的价值观而在为民众的生活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担忧的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内需停滞、经济危机的迹象出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隐患！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用好“税收杠杆”调节，还要采用新的“遗产继承法”　，规定单个继承人从单个被继承人那里最多只能继承3000万，被继承人的财产被继承后若有余额，全部采用变为国有股份或纳入“社会基金”等形式，协调社会均衡发展，防止出现“财产肿瘤”，妨碍“经济血脉”的正常流通。

三、信仰危机

“共产主义理论”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本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总结、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教学中本应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非常感性、非常形象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可悲的是“共产主义”反而成了“塔尖”里的，遥不可及的东西。事实上，“共产主义理论”也确实是很多人，包括很多政要“评职称”、“作报告”，然后就束之高阁的东西。成了教授门画蛇添足，卖弄术语，堆满繁琐辞藻的一种东西——事实上也就成了摆设！一部分共产党员就是形式上入了党，对“共产主义”并没有科学的、形象的认识。一些党员对于回答说“信仰共产主义”甚至觉得叫人笑话。

“正不压邪则邪风日盛”——各类邪教暗传。“法轮功”、“地下天主教（与公开传播的“天主教”不同）”、“东方闪电”传播盛行！身为共产党党员信教的也并不鲜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如果存在无信仰者、信教者或假共产主义者都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叶利钦”，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将被颠覆——在“圣诞节”他们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时。

马列主义真理是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来，从与百姓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来，本应是鲜活生动、体现社会生活中各类现象的本质，并能与这些现象的本质相互印证的。如：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衰退是怎么回事？世界同样经受大地震袭扰的几个国家中，为何中国汶川的灾后重建速度之快、效果之好让世人称赞？在现今的世界上，和同时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经济、改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方面，都有哪些地方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以老百姓身边的“桩桩件件”来阐述马列主义真理——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也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变的重要关头，正确处理这三大危机，才可能继续发展，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住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