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之“匪话”

打工归来，怀着激愤的心情，想在网上吐吐槽。

一打开网络，却见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农民工”为讨千元工资，得办九种证，处处遭遇一些部门的“弹簧门”、“踢皮球”。这恰好与笔者的心绪形成共振，也证实了笔者先前的判断与行动，是正确的。

笔者是一个“农民工”，常年在外搞建筑。只因“农民工”的身份，就沦为了“匪”。

事情要追溯到2013年的1月28日。那一天，我们工程队放场，老板和他的老乡订的是这天晚上的火车票，算完了帐，他们就要走人。而我因和他们不同路，所以另外订的31日的票，比他们晚两天。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先前讲好的150元一天，这时他只给我算120元一天，总共算下来要相差4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就闹到公司。公司回应说，老板不给钱他们就管，至于给多给少，他们就管不了。而不管公司管不管得了，老板差我的钱，我就得要。所以我就拉着老板不让他走。一直从公司院里拉扯到外面的公路上，被公路上的巡警发现。巡警下车制止了我们的拉扯，询问情况，然后要我们的身份证。当时我的身份证没有随身带，巡警就叫我回去拿身份证。可是，当我跑回去把身份证拿来时，巡警已经把老板放走了，他自己也走了，公路上空无一人。

回到公司，人们就都劝我算了，别自己气着了自己。说当初没有白纸黑字，现在无凭无据的，闹也没用。也有人出主意，说差价要不回来，但是还有几天的工钱没算，可以以这个为理由去告，就算是要不回多少，他也肯定要被罚款，或者受其他的损失。然而，我只有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后，我就得回家。春运期间，火车票难买啊。两天时间，我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吗？巡警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公门难进。说不定，四千块钱，在你来说是天大的事，而在人家那里，连个屁都不值呢。

可是，我也不能就此咽下这口气啊，我怎么也得想个办法找回我的心理平衡。于是，我上街买了一把玻璃刀，一把扳手，回来做了三件事。第一件：用玻璃刀划开老板房间窗户的玻璃，翻窗进去，偷了他房间里仅有的两件值钱的东西——，一把电锤和一把手提切割机；第二件：将他的搅拌机上的三相电线扯断一根，然后通电，烧掉了他的电机；第三件：拆开他的汽油打磨机，在里面撒些沙子，只要他再开动打磨机，这台打磨机就废了。

如果偷东西是贼的话，那我这般连偷带毁，就不仅仅是贼，而是成了“匪”了。这在许多情绪稳定、头脑“正常”的人看来，这是不是太不应该了？这不是犯法了吗？

是的，我是犯法了。以一般“农民工”的身份来说，这应该是属于“农民工”的素质低劣。可是，如果我犯了法，而又将我犯法的事情在网上公布开来，这，大家又如何理解呢？

犯法，是为了维护我应有的权利；而犯法又在网上公布自己犯法，则是为了维护我们“农民工”应有的权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我必然要进行反击。而我反击的对象是谁呢？难道仅仅是我的老板吗？不，我认为还应该有那个私自放走了我的老板的那个警察，还应该有由那些公务人员、公权部门所代表的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是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侵犯了我的权力，所以，我必须对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予以反击。我犯法，是因为法先犯了我。

从古到今，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国家大事，肉食者谋之”，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英治国”，“顶层设计”；而另一种则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两种观点，到底哪一种更正确呢？

我认为，“精英”，即“劳心者”、“肉食者”，确实是比普通平民聪明，因为他们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工作，那是他们的专业。但是，我想问一句：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是谁组成了这个国家与社会？为什么毛主席要说“为人民服务”？你不把“人民”，也就是我们这些平民安顿好，你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又如何体现？你可以搞你的“顶层设计”，但是，评判你的“顶层设计”好与不好的权力，在“人民”的手中。而我今天犯法，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的“顶层设计”很失败，没有联系到实际，没有安顿好我们这些平民。

至于如何才能搞好“顶层设计”，这个我不懂。因为我不是“肉食者”，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是一个从高中学堂宝山空回的“农民工”，我有幸还记得一点恩师们教导我的逻辑概念知识。所以，我想就“领导者”与“执行者”、“领导力”与“执行力”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与我们的“精英人士”们共同探讨一下。

我认为，“领导者”，就是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制定方针政策的人；“执行者”，就是领会方针政策的精神，从而将其落到实处的人；“领导力”，就是调查研究和制定方针政策的能力；“执行力”，就是领会方针政策，从而将其落到实处的能力。

这样的概念，这样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很简单、很清楚的。

然而，纵观近年的社会形势，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们，却是不怎么懂得这些概念，不怎么懂得这些逻辑关系，似乎是“领导者”很喜欢体现他们的“执行力”，而“执行者”又很喜欢体现他们的“领导力”

君不见，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鲜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逢年过节上山下乡，访贫问苦的。这并不是他们不关心困难群众，而是他们把心思和精力更多地用在了调查研究、思考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因为他们知道，对于领导者来说，制定周到的方针政策，让下面好执行，比自己身体力行地去执行更重要。惟其如此，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才没有那么多的“弹簧门”与“踢皮球”。而在邓小平之后，一代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更比一个热衷于上山下乡访贫问苦，这到底是在体现他们的领导力呢？还是在体现他们的执行力？

访贫问苦，关心群众，应该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是这个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党和政府的基层干部才是这个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一个领导者去干执行者的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伴随着领导者热衷于充当执行者，大量的执行者也热衷于充当领导者。君不见，在“弹簧门”之下，在“踢皮球”之中，多少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基层公务人员，对前来办事的群众是颐指气使，吆五喝六。似乎他们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前来办事的群众则是他们领导下的执行者。什么“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那只是上一个时代的笑话。

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不是我的工作；党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不由我而制定。但是，物不平则鸣。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我的权力没有得到保障，我就一定要反抗，一定要呐喊。我希望那些负责“顶层设计”的精英们，能够倾听我们的呐喊，能够正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从而制定出一些有实际意义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