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政府尽快“归位” 积极发挥公共服务职能

——关于兰考孤儿、弃婴收容所火灾的四个讨论

1月4日，袁厉害的私人孤儿、弃婴收容所发生火灾，导致7人死亡，1人重伤。舆论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没有收养资格的人收养了百来个弃婴？相关部门为何不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取缔？袁厉害是否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以后会不会再收养弃婴和孤儿？还活着的几个孩子能否得到合理的安置？兰考是否会建起儿童福利院？全国有多少个“兰考”，多少个“袁厉害”？

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袁厉害就因为拒绝将收容的弃婴交给福利院，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指称袁厉害“拿弃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敛财”，不断向政府部门“伸手”提条件、要钱，甚至有人说她买卖健康弃婴和孤儿。在这个当口，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又如何去看待民间救助行为呢？

一、收养合法性遭遇“事实婚姻”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无子女且具备抚养能力才能进行收养，袁厉害显然不符合条件。但是，袁厉害从1986年就开始收养弃婴，到现在已经26年。这期间，她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爱心妈妈”，与政府相关部门也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与互动。尽管我们在新闻上看到，袁厉害经常带一群孩子去政府部门“捣乱”，但是她的收养行为一直没被取缔，甚至有警察也将弃婴送到她这里，她的行为是被默许的。换一个角度说，对于“无力”兴建儿童福利院的兰考县，如果没有袁厉害，这群孩子就无法得到合理的安置，生存都是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兰考县民政局实际上在采取“拖延战术”，依赖袁厉害解决弃婴问题。

因此，“合法性”的讨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正是由于兰考县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才让袁厉害承担了本该政府承担的义务。袁厉害收养的弃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病或者残障，如果没有人照料，生存都是很大问题。

这几年，我们讨论过很多因为缺少社会福利性设施，导致老人不能安享晚年、弃婴和孤儿无法保障生存权利、流浪人员难以得到合理安置的情况。尽管我们有专门的社会福利部门，但是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不仅基础设施缺失，服务人员素质、服务水平也与经济发展速度严重脱节。一方面，很多应该受到救助的弱势群体在稀缺的社会资源面前无法获得帮助，另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政府救助，或者因为在福利院、收容所遭受非人的待遇逃离救助机构。

这个冬天并不太平：2012年11月16日，5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垃圾箱内；2012年12月1日，一名农民工在郑州的立交桥下被冻死；2013年1月5日，深圳布吉公园门口有一流浪男子被冻死……

当我们冠冕堂皇讨论私人救助“合法性”的时候，很多人根本等不到政府的施舍。民间出了一些“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常年帮助弱势群体。但是，大部分民间救助仅限于给流浪者送几份盒饭、收拾几件旧衣服送给住在桥洞里的乞讨者，这种偶然的、不定时的救助，在庞大的等待救助的人群面前，显得很无力。

袁厉害收养弃婴和孤儿已经二十多年。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袁厉害也算功德无量了。不管兰考县民政局因为什么原因默许袁厉害的行为，也不管袁厉害是否具备收养弃婴和孤儿的资格，在“事实婚姻”面前，合法性应该被重新界定。

二、人性合理面对道义之争

火灾把舆论的目光引向了袁厉害。为了避免再碰火线，兰考县政府部门必定会对袁厉害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取消袁厉害继续收养的可能，甚至不排除把幸存的几个弃婴、孤儿“收归国有”。当下的情况，只有给袁厉害一个“惩戒”，才能安抚大众，否则，即便对于再善良的群众，也会觉得政府太过仁慈。可以想见，不久之后，“爱心妈妈”的名字会被人们淡忘，兰考这个普通住宅楼里发生的火灾也不会再有人想起。

我们总是擅长于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强烈谴责”，然后在事故发生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忘记悲剧。现在，我们叫嚣着要对袁厉害进行惩罚，除了图一时之快，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既不会减少弃婴和孤儿的数量，也不能为弱势群体带来更好的环境，社会救助体系可能也不会得到完善，甚至，兰考也不会因此而建立起一个儿童福利院。比起经不住时间考验的叫骂、吐槽，我们更应该理智地思考，如果从规则规范、过程监督、事后反思总结的角度，避免惨剧再次发生。

收养弃婴和孤儿不仅在经济、精神上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更有孩子因为先天疾病、残障终生需要照顾，甚至早夭。恶劣的环境不是袁厉害造成的，而是脆弱的社会救助体系造成的。袁厉害收养的第一个弃婴是被医院当作死婴处理的孩子，其后又陆陆续续收养了一些身患白化病、白血病等疾病的婴儿。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如果没有袁厉害，他们可能等不到火灾发生就会离开人世。生活中，直接将身患不治之症的新生儿遗弃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主动要求养育大批被视为“累赘”的残障弃婴，所收获的冷眼肯定会多于肯定。至于有人说袁厉害拿孩子获取利益，不妨也让他们来参与这门投资与回报明显不成正比生意。而说她卖孩子，不要说没有人能拿出证据，即便是真的有健康的孩子被别的家庭收养，对于孩子来说是件幸事，对于袁厉害是减轻了负担，如果这样的家庭拿出一点钱资助袁厉害，也是情理之中。

那么，我们的道义感从何而来，我们凭什么去怪罪袁厉害？指责袁厉害的人不妨想一想，你是否投入了足够多的人力物力让你有指责她的立场。我们常常以为事不可为而不为，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本“先富带后富”，“穷则独善其身”“以善小而不为”，但是，遗弃残障婴儿的父母也抱着“能力不足”的想法。不出事的时候，袁厉害是慈善人士，悲剧发生，“道义感”就粉墨登场了。袁厉害要受到惩罚了，但是如果不是法律所限，相信很多人更愿意她“逍遥法外”。

三、“合情地违法”还是“冷漠地守法”

法律如果不付诸实施，就是一堆无意义的条文；只关注法律的“本本”，却不关注法律的实施环境，就是机械主义。接下来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法律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先从收养法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对于收养条件的规定，基本原则是，收养者必须是处于正当目的，并且有养育的能力，即要保护被收养者的权益。法之目的，一是限制，二是保护。从法理上讲，收养法的规定似乎是可行的，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法律实施的背景。在编制收养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社会救助体系一并考虑进来，对未被收养的孩子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因此，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漏洞——需要救助的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却不一定能通过资格审查。我们保护被收养者权利的同时，是否应该同步保障弃婴、孤儿获得政府救助的权利？我们拿起法律的枪，到底应该先枪毙没有为法律提供实施环境的职能部门，还是枪毙在法律夹缝中，艰难保存自然人道精神的慈善人士？

一个完善的收养法实施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所有弃婴、孤儿都会及时进入民政部门的档案，并第一时间获得安置；公办和政府督管的福利院能够满足全部弃婴、孤儿的需要，并能提供专业的、有保障的社工服务；存在残障及疾病的弃婴、孤儿能够获得救治，政府有能力并且尽全力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弃婴、孤儿提供接触社会的机会，包括建立完善的志愿服务体系、让他们接受正常的教育；在严格的资格审查、双方自愿原则之下，使弃婴、孤儿能够进入符合条件的家庭，跟其他孩子一样享受父母的关爱；为被收养的孩子建立档案，并于这些家庭进行互动，关注孩子的成长。

既然我们都要来“杀”袁厉害了，那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下，为什么袁厉害该“死”？

袁厉害事件中，关于私人收养的法律依据成为“杀”袁厉害的“尚方宝剑”，兰考县民政局的不作为也成为众人审判的焦点。法律不是捉迷藏的游戏规则，规定什么时候可以睁开眼睛，什么情况算赢；对袁厉害事件的讨论也不是为了惩罚谁，甚至也不是为了“杀一儆百”，而应该借此机会梳理监督的漏洞，不让同样的惨剧再次发生。但是，不要说福利体系的完善不是易事，连地方政府一时一地的临时政策、对惨剧的补偿性建设都很难实现。惩罚个人显然比惩罚政府来得容易，如果“杀”了一个袁厉害，就能平息舆论的骚动，自然再好不过。

如果可以花五百万可以建一座儿童福利院也可以堵上记者的嘴，地方政府肯定更乐意用它来堵上记者的嘴。因为建福利院的五百万花了，还需要后续资金进行管理和条件改善，亡羊补牢不仅不能带来政绩，还有可能造成原有福利体系的伤筋动骨，潜在支出绝不会少。

四、民间救助行为的出路在哪里

政府具备提供最广泛、最到位的社会救助的能力，福利保障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现实生活中，严格的条件限制和准入门槛、稀缺的床位、高额的管理费和餐费等等原因，让一些人无法获得政府救助；出于自由主义情怀、羞耻之心、对公办救助机构的恐惧等等原因，也让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政府救助。这些都是民间救助行为广泛存在的背景。

从小的方面来讲，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可能会使一个家庭陷入崩溃，求助于自己的亲朋好友远比等待政府的补助来得及时有效；定期不定期为社区孤寡老人送上必要生活用品，帮他们扛一罐煤气、修一个灯泡，不仅是对老人的支持，还能给他们带来温暖；几件衣服、一床被褥，对于流浪者来说是冬天里的一抹阳光，救助站简单粗暴的管理则让他们望而却步；几张零钞、一袋薯片，可以给乞讨者解决一时之需，即便他们不一定是真的乞丐，但大部分也是弱势群体……

宗教教育人们向善，法律保护所有人的正当权益，因此，民间的救助行为是被肯定和提倡的的，剩下的只是规范问题。从根源抓起，就是要建立合理、合法的监管体系，让所有有爱心的人都能伸出自己的援手。在中国，谈到“慈善”，我们一般想到的是“强制捐款”，尽管“上面的人”只规定了“参考标准”。而讲到慈善机构，我们第一反应是暗箱操作、不透明管理、捐款不知所终。因此，一部分人怀着“总有一部分钱用于扶贫帮困”的想法捐了款，另一部分人怀着“捐款也是捐给那群管慈善的孙子”的想法坚决不捐款。

一些人把中国人不愿意参与慈善的原因归结于“国民素质”问题，更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听信这样不负责任的理论。法律可以打击犯罪，甚至可以限制贪婪，如果对“慈善”这个满怀善意的社会行为进行管理规范，它将带来向上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甚至可以认为，不是“国民素质”的低下使得中国人不愿意参与慈善，而是社会管理一次一次伤了民众的心，使得民众不愿意相信政府主导的慈善行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民间救助行为也呈现畸形。兰考火灾必然会让“袁厉害们”捏一把汗，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各地的民政部门也会对当地“爱心妈妈”“爱心爸爸”“爱心爷爷奶奶”进行一轮梳理，避免“踩地雷”。因此，袁厉害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一次质问，同时也是对民间慈善一次偌大的伤害。大部分父母都知道，如果自己的孩子好心办了坏事，千万不要批评他，因为这只会打消孩子的积极性。善良是人的天性，“好心当作驴肝肺”会让人难过，“狗咬吕洞宾”则会让人心生阴影。

道德在法律管理不到的地方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民间慈善行为在政府救助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进行补充。社会救助体系进步，弱势群体的生活环境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如果政府救助缺席，民间救助迫于舆论压力仓皇退位，对于那些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弱势群体，将是一场灾难。因此，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尽快“归位”，积极发挥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做好社会救助，让民间救助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实现我国慈善事业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