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是文学创作的毒药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迄今百多年来斩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于是乎，几乎一夜之间有关莫言荣膺诺奖的话题成了国人和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将莫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老夫以为，见仁见义，或褒或贬，都属正常；不过，那种非要将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不可的观点，或者首先将文学创作绑架在政治乃至体制上并企望通过“拷问”而陷莫言于“两难选择”的尴尬，老夫无论如何不敢苟同。

其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映成辉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语）；文学即人学，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反应。人类原本就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互相之间怎么能不发生关系呢？之所以会产生将文学与政治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也许是因为这些观点还没有彻底走出极“左”思潮造成阴影的缘故。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极“左”思潮曾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学创作遭受到极大破坏，对国人和国际舆论造成严重影响，以致时至今日有些人一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心有余悸，或心存偏见。

莫言许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正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不可能不触及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如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即使莫言本人也没有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诚如莫言所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这难道是痴人说梦吗？

其实，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言，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就是一台政治娱乐剧。至于莫言谈到他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他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莫言甚至还一本正经地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这些本来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所造成的隔膜，都被一个“讲故事的人”给化解了。这个“讲故事的人”一方面刻意将文学与政治分开，把自己与国家分离，另一方面又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国家如此矛盾而又浑然天成地统一到一体，结合在一块，这正是莫言式幽默的机巧和智慧。

如此看来，文学与政治不是没有关系，更不是说文学要远离政治，脱离现实，而恰恰相反。如果说莫言的作品触及了社会现实，批评了社会政治，这也正是文学的社会功用所致，还有谁能说莫言的文学作品及其获奖超越了政治呢？

正因为如此，老夫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政治不是文学创作的毒药。

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