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笔下的维新变法

晚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最繁荣的时期，从1881年至1911年三十年间，创作小说四百多种，翻译六百余种，总计一千多种。关于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历来在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动荡等方面来探究，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相对放宽了对文人思想意识的控制，从而开创了一个自春秋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晚清小说可以说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重大事件，如：腐败的官场文化，新旧文化的冲击，西方文明的扩张与民众的排外情绪，工商业的竞争与官商买办的盛行，留学和华工的生活，妇女解放运动，庚子事变与义和团，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等等；可以说，如果我们重新阅读晚清小说，就会把我们带回那个激烈巨变的年代，沐浴到当年的急风暴雨。

戊戌变法是中国专制政治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政府在屡次反侵略战争中的惨败使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远见卓识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洋务运动就是在不改变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一种尝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想的破灭；人们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要想强大复兴，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体制；而在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的前提下改革专制体制、实行宪政的唯一选择就是“君主立宪”，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守旧势力的强大使得1898年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清朝失去了一次自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法统性和社会合理条件；尽管三年后就恢复了“新政”，八年后清朝政府实行了“宪政”，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革命党人的影响淹没了“君主立宪”的声音。但尽管如此，维新事业却蓬勃发展起来；学校的创立，西洋文化的介绍输入，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运动都使古老的民族受到了新思潮的空前冲击。

对于戊戌变法，反映在晚清小说上体现了当时新旧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倾向，立宪派人士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它，以无条件的支持礼赞它，相反，革命党人和守旧知识分子则从前后两个不同的方向攻击它；看起来腹背受敌的维新党人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小说中，拥护立宪的首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其次还有春砜的《未来世界》，佚名人士的《宪之记》等；而反对的声音远远高过拥护，有吴岍人的《立宪万岁》、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大马弁》，还有《康梁演义》、《新党发财记》等等，不一而足。旧党和革命党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观点出发，对立宪派发起了一场文化界的清剿。

梁启超是维新立宪的理论家，也是运用小说改造国民思想的实践者。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于光绪28年（1902年）创办小说专刊《新小说》，并发表自己的作品《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与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序言中说：“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但梁毕竟是一个政论家，写小说并不擅长，经常是大段引用法律章程，所以写成了一部野史、笔记、小说、论著“四不象”的连自己都不知道种类的文体。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倒是其中的政论。第二回“求心血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两万字之中，论辩就达一万六千字。但这段辩论论据充分，文才横溢，引人入胜，读之如食甘饴，美不胜收。小说的艺术价值暂且不论，单是他皆黄李二君之口，宣扬了拜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足够保证这部作品的存在了，又何必在乎小说形式上的不足。对比阅读这部作品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们无不为国家的现状而痛惜，无不为他对百年后中国的前途展望而振奋，作为百年后的读者再读此等佳作，也无不为今天的中国而汗颜。

〈未来世界〉作者是春风（找不到原字，请谅），共有26回，发表在〈月月小说〉杂志一卷第十期至二卷第十二期，也是一部向往宪政的作品。小说想象和描写了古老国度实现“君主立宪”直到成功的全过程。作品通过家庭矛盾的刻画，宣传了新的家庭伦理关系；借描写男女角色的关系，宣扬恋爱婚姻自由；提高学校生活，宣传了新式教育，总之，小说就是在为立宪做准备。小说还描绘了令人向往的立宪成功带来的国家强大：外交上节节胜利，军事上大败俄国，最后举国庆祝立宪成功，国家富强。而另一部小说〈宪之魂〉则借描写一个“阎罗国”的内政外交，比喻当时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充分展示了立宪的艰难过程，鞭笞了顽固守旧势力祸国殃民，表达了阻止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真正立宪这一主题。

反对立宪的晚清小说则从两侧攻击维新派代表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体系。守旧知识分子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立宪，取消科举制度，断送了他们“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飞黄腾达的梦想，十分嫉恨，于是纷纷通过编写小说来对康梁二人进行挖苦和讽刺。如：李伯元在他的《文明小史》里，描写了安绍山、颜帙回，用两个人影射康有为、梁启超。小说人物的身世和两个人的师生关系都同现实中的康梁一般无二。在李伯元的眼里，维新党从党魁到党羽都是野心勃勃、沽名钓誉之徒，极尽污蔑之能事。其中思想倾向革命的黄小配在他的《大马扁》中把康有为写成了一个大马骗，而对谭嗣同却赞扬有加。《新党发财记》、《上海之维新党》则侧重攻击维新党假维新、真求官。在当时，这类对康有为、梁启超进行人身攻击的小说俯首皆是，故不多举。更有许多革命党人，运用小说鼓吹种族革命，带有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还有一些人，强烈反对宪政，却又主张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汉人统治的王朝，真是各种思想并存。

从晚请小说看维新运动，的确让我们深思许多问题：一、言论自由、社会开放是文学和思想繁荣的前提。过去我们只了解晚清腐朽的一面，而当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甚至有几分向往。二、维新是中国和平走向强大的最好途径，但强大的保守势力和片面的民族革命（甚至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却断送了中国美好的前程；三、知识分子思想的分化阻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四、革新政治的机会转瞬即失，所以改革必须抓住机会，当机立断，应该看到社会革新的刻不容缓，否则，一旦机会失去，就必然带来动荡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