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推移和深思高举
文章讲述了屈原的经历,把屈原和陶渊明比照论述,从两个人的处事哲学中揭示出了值得我们品味的问题。
屈原,楚国人,他创立了“楚辞”,创作了《离骚》、《九歌》等不朽之作,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钟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襄王听信谗言而被屡次流放。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最终以死明志,投入了汩罗江。
屈原投江之前,曾与一个渔父有过一次对话,渔父劝他要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但屈原却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愿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
其实,我很支持渔父的观点,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报国;世道混浊,可以与世沉浮,归隐山林,而固执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的命运则大可不必。屈原投江了,虽心性高洁,悲情壮烈,实现了民族大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使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后人再也看不到类似《离骚》这样的诗篇了。如果,屈原能够如渔父所劝,做到与世推移,放下“包袱”,适时归隐,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文学创作上,说不定可以在文学史上创立一个新的里程碑,后人也可以看到比《离骚》、《九歌》、《天问》更不朽的著作。屈原之死,似乎又成了文学史上的悲哀,这岂是一个“可惜”可以形容。
对于同样的经历,晋朝诗人陶渊明的做法则不同。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在朝为官,却因当时门阀制度森严,出生庶族,受人轻视。他作了鼓泽县令,上级官员来视察。小吏建议陶县令整冠束带卑躬屈膝地去迎接上级官员,陶渊明说:“我怎么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一怒之下,赋下《归去来兮辞》,弃官而去,开始了退隐田园的生活。
陶渊明满心抱负,不断尝试,又不断失望,终至绝望。但他没有选择结束生命,而是解绶去职,与家人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日子虽过得很艰苦,他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并潜心于文学创作,写下了《桃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等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的著名篇章,成为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诗坛享有很崇高的地位,用朱光潜(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先生的话说,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了。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他也和屈原一样深思高举,一怒投江,也许我们就不能体会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怡然自得的心境了。
屈原和陶渊明的经历,为我们呈现了两种处世哲学――与世推移和深思高举。世事如沧浪之水,那么,“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我们要学会与世推移,学会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世间的繁杂纷扰,用一份豁达意来看待世事无常。当你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的时候,何不试着与世推移,用另外一种心境来面对世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深思高举固然气节可嘉,但过度的清高和疾俗会在无形中扼杀许多更为珍贵的东西,比如说绝世的才华,比如说绝世的思想,比如说这两位伟大诗人的不朽著作。
作为后世的我们,也许会更容易学会与世推移,更懂得如何在这个社会自处,但是,必须提出的是,与世推移不是违心违德违背原则,不是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不是逆来顺受以求自保,而是用一份更高洁的性情来释然自己,用一份更健康的心态来调整自己,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