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孤独

为了能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知心人，外公改名换姓，走出故土，四处奔波。同样，为了能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知心人，外孙丢下一切返回外公的故土，企图与已死二十多年的外公对上话。两人最终的结局一样——没有找到知心人，找到的是永无止境的“找”。

这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的主要内容。读之，笔者感到的是一种永恒的人生苦闷——孤独。

人，生而孤独，同时不断抗拒孤独，直至生命终结那一刻。

主人公杨百顺在家不受父亲兄弟的待见，父子兄弟情谊淡薄，凄苦无助的他独自离家出走，想要找个知心的人依靠之，但这一找便是一辈子。苦苦寻找的一辈子，至始至终纠缠他的是人世道不尽的辛酸和苦难，更是没有“说得上话”的知心人的苦闷和孤独。好不容易，杨百顺在延津县城遇到养女巧玲，两人说得上话，但却阴差阳错，杨百顺把五岁的巧玲弄丢了。杨百顺死后留下一句话，要孙子罗安江传达给养女巧玲，可因为一个神秘的原因，这句话没有能传达到巧玲的耳朵里。牛爱国，巧玲的儿子，杨百顺的外孙。其母亲巧玲不亲近他，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曾经说得上话的战友、同学、朋友一个个不是疏远他就是利用他。牛爱国身边找不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被迫独自离家流浪，于茫茫人海找寻说得上话的人。在不停息的寻找过程中，牛爱国渐渐意识到，自己和素未蒙面，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的外公杨百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自己和外公才是彼此的知心人。于是，牛爱国下决心追寻外公死之前留给母亲巧玲的那一句话。这句话顶得上别人的一万句。

可现实是，杨百顺死了，知道那句话的罗安江也死了，一切皆已物是人非，牛爱国能找到那句顶得上一万句的话吗？

小说《一句顶一万》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他们都极力地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知心人，但每一个人的最终结局都是：苦苦寻找一辈子，遗憾而终。巧玲向儿子牛爱国讲述自己六十年、五十年前的事，牛爱国不在家，她就向孙女百慧讲述自己二十年前的事，可她一生“说得上话”的知心人不是儿子牛爱国也不是孙女百慧，而是自己的养父吴摩西——即杨百顺。吴摩西生前留给她一句话，可她没有听到。临死时，巧玲发出了“天呀”、“爹呀”的两声惨叫。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想要嫁个知心人，不料遭男友背叛，喝农药殉情被抢救过来，但一辈子成了歪脖子。牛爱香独自一人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找到对象，最后因为几十年找不到一个听自己痛痛快快讲话的人，快憋死了，为了有一个听自己说话的人，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且比她大十四岁的老男人宋解放。结果是，婚后宋解放和她根本说不到一处，对她只有听命。宋解放一生三次婚姻，每次婚姻自己在家都没有地位，大小事都做不得主，受老婆指使。因为找不到一个知心人说话，他平时话不多，别人误认为他嘴笨，不会说话，但当他遇到了百慧，话匣子却一下子打开了，甚至幽默感还被激发了。延津县的县长，没有“说得上话”的知心人，痴迷围棋，和戏子下棋下到一个从未有过的至高境界后，两个男人抱头痛哭，整整哭了一个通宵……

笔者很喜欢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斯坦顿在其感人至深的名作——《自我之孤独》（SolitudeofSelf）的一段话：

失去友爱，焦虑痛苦之时，我们不指望从他人身上获得同情。死亡夺走我们的至爱亲朋之时，我们独自笼罩在痛苦的阴影里。在生活的大悲大喜之日，我们都是独自而行。当达到人类成就的神圣顶峰时，作为英雄或圣人受到顶礼膜拜时，我们仍独自而立。作为一个无知的人，乞丐或罪犯，我们独自挨饿或是去行窃。我们独自于黑暗的院落，于大路，于小巷被人追赶，受人侵扰，独自于受审席上，独自于牢房之中吞食罪恶和不幸的苦果，独自走上绞刑架结束一切罪孽。就在这种种关头，我们领略了个人生活的极端孤独感。感受到生活的痛苦，生活的惩罚以及生活的责任；就在这种种关头，年幼的，最孤立无援的，无人关顾，自寻出路。

人生之孤独，主因不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人情冷漠。只要是心灵，都渴望沟通，渴望理解，冷漠只是人为了使自己免受伤害做出的一种伪装。人生之孤独，主因是人只能自主自立，独自承受苦难，独自享受荣誉，独自为自己的一生负责。更深层的原因是，如斯坦顿所说：“有一种孤独，我们随身带有的孤独，比那冰雪覆盖的山峦更加可望不可及，比那午夜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自我之孤独。我们称为自我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凡人还是天神都看不穿、摸不透，它要比神灵守护的地下室穴更隐秘，要比神殿的内室更隐秘，要比古希腊以流西斯城里的暗室更隐秘，因为唯有全能全知的上帝才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自我之孤独》SolitudeofSelf）

孤独，人生永恒的苦闷。人生之孤独，乃人心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