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道术

面对这个题目，自感才识有限，诠释如此具有浩瀚外延的名词困难不少，只有损而又损，缩小范围，稍加探求。

世道不难理解，耳闻目染，身处其中，所谓尘世人事的面孔及运行形式。世道的面孔，可以说客观的，也可说主观的。客观的，自上而下，难识庐山真面貌。主观的，一花一世界，道不清，理还乱。孟德斯鸠有言：“帝力之大而吾力之微。”可见无奈的成分占据了主流。按说，世道的主流归于平稳后，接着便是生之发展，行动手段就构成了道术。先说明一点，这里的道术，不同于道教所属的“道术”，免生岐路，潜心世外，穿越成仙。

人一生下来，安身立命，始终脱系不了时代赋予的时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道”，玄奥难解，暂可避而不谈。安于常人，大道也许无需明白。面对生存的维系，想想怎么过才算过得好，怎么活才算活得值也是总该的。心中的盘算纠结，也可以说是常道。混混、阍阍、晕晕也是一种面对；看看、想想、动动也是一种面对，谁也有权选择。比如农民，虽不像没有多少年前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日益减少的“领土”，精耕细作，到头总有所收。或者，小做买卖以资家用。或者，栖身城市，寻份不能算作体面的工作干干，变成所谓的“农民工”，这可是吾国独创。田园牧歌、鸡犬相闻式的世外桃源，只得到文人笔下的烂漫描述去体验，老少留守的祖业显得既苍老颓败又稚嫩消薄。再比如蓝领，身心机器不分家。自由经济运行的杠杆无常撬动，使得实业疲惫应对。朝令夕改，负担频加，干涉掣肘，顺利进展且对社会有所贡献几乎成为空谈。风暴危机袭来，先遭罪的就是这类满身沾满油污的人群。这就是看得见的部分世道与道术。

事出有因。前几日偶翻书柜，一本《读书》杂志掉落眼前，1992年第6期。刊文第一篇是葛兆光先生所写，题目是《吾侪所学关天意》（副题是读《吴宓与陈寅恪》），大致翻了翻，加上喜好民国大师们的学术气质，于是索性又细读了几遍，感慨颇多，顺着葛先生的思路，有些话想吐而为快，题目受张中行先生文章的影响，就定为《世道•道术》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对于大师们来说，心里自然明白地多深刻地多。安身，谈不上。风雨颠簸，缺衣少食，立命却孜孜以求。按葛先生的说法，“道”就是吴宓陈寅恪他们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自然，学术救国，不能与勇敢枪炮同日而语，但他们没有沉沦放弃。原文引用《吴宓诗集》九卷16页《幽怨》一诗中的两句：“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一“孤”字道出了几多悲凉苍荒！他们没有心情去作赋《陋室铭》之类闲章，或者故作深沉，摆弄文字游戏，微言大义，书写宏篇《原道》之类空文。或者超俗想象，抒发“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牡丹亭•游园》之类浪漫幽情。但不能否认，产生困惑倒是情理之中。信念，也可称作信仰的力量又使他们不得不静下心来，继续延续“郁郁乎文哉”的理想天国。这里的“文”可不能当饭吃，回过头来还需注重“术”。原引书8、9页有陈寅恪一段怪论：“吾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能倚学问以谋生，道德犹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学问道德”的用处，除却修身养性，自娱自乐，剩下的只有“授业解惑”了，至于能否“治国平天下”便值得怀疑了。正如周作人先生《论教训之无用》一文所说：“斯宾塞也曾写信给人，说道德教训之无效。……至于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索梦，不免近于痴人，难怪要被骂了。”当然，摒弃否定“学问道德”似乎很难。人各有志，对立难免，结果的发生便会出现多向。善恶胜败，殊途同归。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写到：“《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历史的演进，许多地方证明了这点，古今中外不乏其例。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及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中断，其结论云：“籍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颇具见地，此处正论及文化与经济两驾马车是如何对唐王朝的兴亡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而今时风，经济先行，发展不能停滞，且不论德之是否跟进，单就文化的面孔已大为改观，目光聚焦，全图一时之快。当然，著书也可获得“稻粱”或“名声”，包装炒作一番便可获利颇丰。至于内容无关紧要，浅薄滥觞，蕴含空泛，或是声色浮表，戏说古今，热闹一阵便烟消云散。“误己误人”，甚至“贻害邦家”（陈寅恪语），算作危言却并不难听。求生之“道”，享用之“术”，或不可缺，面目似乎难以辨析。这一点，陈寅恪已清醒地预言到：“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敷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近来，中日岛屿之争的背后仍是地缘利益的驱使。国人甚感愤慨，呐喊摇旗，走上街头，出格之事难免发生。治人先治己，表面文章无益事功。常人哲学，也可称出人之道，有别于士人之道，也有别于官者之道。士人想的是“精神之学问”，独守书斋，乐为人师，也许被视为迂或痴，尽管许些清高自赏，权作杞人，心忧的仍是世前世后。敝帚自珍，著书立说，籍以赢得所谓的“身后名”。倘若较真问及：这“身后名”究竟有何“终极意义”，恐怕不敢步步探底。真正的士很少出现，即使对得起士的称谓，其结局往往是蒙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官者想的是权，有权可操，便可以动口不动手，衣食阔绰。权本指秤砣，“秦权”便是此物，四两拨千斤，可见权之力大。至于其术，因己并不热衷，故不闲扯了。“道不同不相与谋”，高低尊卑，社会组织中已自觉与不自觉地显露无遗，只要没有患有短视麻木之病，总有触及之感。

任何社会人，作为民族一员，自然流有传承的血液。尽管有时病极乱投医，吞下舶来的药物，血液变得不那么鲜纯，主流没有断流。善恶优劣的二元论交替纷争，活生生的人性变得纠缠难解。十分欣赏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不囿于时代洪流，生命里透发着真诚的执着魅力。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梅贻琦、鲁迅、胡适、钱穆、张荫麟、陈寅恪、吴宓等等，无不盛名贯耳。不能忘却，不敢忘却，尽管现在只得追忆寻觅渐行渐远的身影。虽然“术业有专攻”，他们心中追求的心中之“道”，又是什么呢？正如陈寅恪先生墓前巨石上所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许就是他们毕生追寻的“道”。不论大师或常人，“道”与“术”总存在统一分裂、斗争共处的问题。宋儒的“格物致理”提倡理在先，行在后，实施起来难免会支离脱节。王阳明的贡献在于知行合一，可以藉此进一步理解“道”与“术”的关系。世道不会停留在某一点或某一面，道术也就变换着迥异的形式内容。高山仰止，若真心想走向至善至美，困难很大，但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