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不讲“规矩”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原是指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多用来比喻标准法度。中国人最讲规矩，《韩非子·解老》中说，“万物莫不有规矩。”《史记·礼书》也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认为讲规矩需要强制约束。但现今的职场和人际环境，所谓“规矩”却是一种必须用心熟谙的潜规则，否则就会被斥为不讲规矩，旋即遭至冷遇，甚至有净身出局的不测。这种“规矩”与书上说的墙上挂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有本质区别，此类“规矩”书上不写，会上不讲，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和清醒辨知。

讲“规矩”是重权守利的浮现。工作生活中，讲规矩无处不在，否则就会称之为不懂规矩，不懂礼数。会议上要讲规矩，主席台摆席卡，大小领导主次有别，摆错后果很严重，领导最后才作指示，时间要留足不能抢了风头；酒桌上要讲规矩，座要领导先坐定，菜要领导先动筷，酒要先敬领导，领导相互喝完才轮到自己敬，敬领导要倒满杯喝大杯，等等。这种规矩，看似是习以为常的礼数，其实背后尊崇的却是权利和地位，是按级别身份来决定接待的规格和档次，把权势作为彰显身份享受特权谋取私利的载体；这种规矩，单向要求比较明显，往往只是针对基层和群众的言行规范，而总是维护而有利于权力阶层的特权；这种规矩，可谓上下等级森严，待遇差别分明，便于滋生官气、贵族气，也让摆谱奢弥的官僚主义有了市场。

讲“规矩”是脱离群众的先兆。强调要讲“规矩”的人，往往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习惯与群众保持距离的人。2010年3月，毕业于中山大学的林立峰，被送进看守所后死亡，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是在看守所“发狂而死”。记者致电负责林立峰一案的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泉。梁泉质问记者“你怎么可以随便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政法机关的领导？一点规矩都不懂。”这也引发了社会上对其规矩论的口诛笔伐。可以看出梁泉的“规矩”，是为了刻意划清官民界线，体现不同于群众的等级和待遇来，“分不清大小王”，“待遇不到，不要胡闹”会是他们常念叨责于人的口头禅。秉持这种“规矩”的人，有尊卑高低贵贱之分，无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早已把自己置身于群众的河对岸，甚至是对立面了。

讲“规矩”是人治思维的固守。回顾历史和现实，赵高“指鹿为马”讲的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规矩”；蒋介石用人法则讲的是任人唯亲、“黄埔浙江”的“规矩”；斯大林高压统治讲的是清洗恐怖、信封收买的“规矩”。可以警示的是，如果身为一方领导，把自己想的、讲的、喜好的作为“规矩”，且这种“规矩”，是一味主观或怀有私心杂念使然，就容易变成权大于法的土规定土政策。只是须知，规矩多是人定的，如此“规矩”更多的是当权领导定的，如果体现的是个别人的意志，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就往往会带有主观片面性，这种“规矩”多了，政策法纪、规章制度就容易成了摆设，法治就成了人治，而这种人治下的“规矩”，只能是“人亡政息，人存政举”的暂时局面。

讲“规矩”是不正之风的暗箱。人不免会遭遇切身利益之事，在束手无措之时也会有好心人善意规劝暗示，这年头要讲“规矩”。逢年过节看望领导是规矩，否则是目无领导，不是一个圈子和队伍的人，也就逐渐淡出领导视线了；进退走留汇报送礼是规矩，否则是你没这个意愿，也看不起领导，又如何关照得了你？不跑不送的自然是原地不动；机关检查请吃送红包是规矩，否则查出的问题可多可少，可大可小，通不通报全不由你；工程采购事先打点是规矩，否则入不了围竞不了标，处处刁难难有你的份；还有手术住院，孩子上学到了教师节……也少不了“规矩”一番。如此这般，实则把公务职场当成了江湖，而诸多掌你前途命运生杀大权的“大佬们”可以冷眼观望，静候你卑微的脚步，看你懂不懂“规矩”。

其实，规矩并非可以没有，条文法规不可能事无巨细，规矩作为规章制度的补充，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传统，可以是不成文的规定，但不是漠视群众意见的土规定，也绝非凌驾他人意志的土政策。讲规矩就要造依法办事之氛围，冷落潜规则，拒绝土规定，慎用“老规矩”，不独断专行，不权大于法，不权钱交易，切实循条令法纪之规蹈按纲抓建之矩；讲规矩就要树联系群众之风气，不划职务等级的界线，不设沟通交流的门槛，不搞一己私利的条框，把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保障群众权益，解决群众难题作为立身从政的最大规矩；讲规矩就要有赋权于责之习惯，讲规矩并不在于以权约制群众而在于以责凝聚群众，对初来乍到的同志多一些帮带的责任，他们墙壁就少碰一点，对期待进步的群众多一些培养的责任，他们弯路就少走一点，对不拘传统的创新多一些搭台的责任，他们挫折就少遇一点，真正把“权力就是责任”立为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