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渐行渐远

去年七月中国天主教在乐山教区、汕头教区分别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梵蒂冈以祝圣未经梵蒂冈批准为由，果断施与了“绝罚”，此事对中国天主教的震动很大，中梵关系从此也步入了冷淡期，会话基本停止。

中梵恢复接触始自教宗约翰.保禄二世的努力。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波兰人，对共产党人有相当多的了解，对处在无神论的一党专政环境中的天主教徒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怀。这是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完全不同于他的继任者本笃十六世的一份精神遗产。1980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基本前提。

可惜的是在2000年10月发生了梵蒂冈封圣事件。梵帝冈封圣原本与政治无关，它只是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对那些忠于信仰堪为楷模的教会英烈进行表彰。在天主教的传统中，封圣是一件喜事，那一个国家民族拥有很多的教会圣人，对于这个国家民族来讲就是增添了一份无上的荣耀。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2000年10月的封圣事件，说它是一个悲剧可能更符合事实。很显然中梵之间没有沟通，梵蒂冈根本没有意料到，一件在他看来是喜事，甚至是向中国国庆献礼的封圣活动，会触怒了中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所发的抗议中，这次封圣被称之为：完全无视中国爱国教会的存在，公然把为帝国主义为虎作伥及残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帮凶封为圣人，这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挑衅行为。其实，中国政府真正担心的是，梵蒂冈的宗教活动影响了政府对教会的控制，这其实是两个“主”的矛盾，在深层次上根本就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争夺宗教控制权的斗争。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梵蒂冈单方面封圣马上进行了道歉：他恳求中国对传教士在殖民地时代所犯的错误给予宽恕和谅解。他说：“这些错误和过去的局限，可能使中国人民感到不受尊重，也使不少中国人觉得教廷对中国有敌意，对于这些过失，我深感伤感，也表示遗憾。”他又说：“当前的极度不安，促使国际社会呼吁人人创造并扩大人民之间的谅解、友谊和团结的关系。”他强调：“从这个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教廷的关系正常化，必将对人类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他补充说：“历史提醒我们对这些不幸事实，即教士在中国布道，因他们个人和行动上的局限，有时也会犯错，因而带来苦果。”

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世期间，中梵关系明显改善，开始经过中梵双方协商祝圣主教。但是作为两国关系却没有任何进步，中国方面显然不急于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真正顾虑的不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而是顾虑梵蒂冈一旦恢复它对于中国天主教的宗教影响力之后将会发生的不可预计的政治后果。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公开说过：“我每天早晨为中国祈祷。”他曾向香港主教陈日君表示，他很希望到中国访问。陈日君形容这位教宗希望到大陆的心情，就像小孩向母亲要东西一样嚷着：“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可是，约翰保罗二世至死也没有踏上中国领土，这对于中梵两国而言未必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梵蒂冈的新当家没有约翰保罗二世的经历，也没有约翰保罗二世对中国天主教的那一份特殊的操心，所以本笃十六世上任伊始就对中国天主教徒发出牧函，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不合教义的非宗教组织，无权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新教宗呼吁忠贞教会要与官方教会和解。但是他又为和解预设了一个前提：没有违背不可背弃的信仰和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就可以与其共祭。共祭意味着和解，但是什么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却没有清楚的界定？神职人员参加不合教义的爱国会组织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虽然没有参加爱国会，却领了印有爱国会自选自圣内容的神职人员资格证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还有，信徒参加由自选自圣主教主持的弥撒和其他礼仪是不是背弃了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可以说，梵蒂冈的新当家把中国天主教带进了中梵之间的政治矛盾与冲突中，完全不像前教宗那样，旨在努力寻找共同点，旨在为中国天主教创造宽松的信仰环境，所以刻意回避了爱国会一类与政治相关的事宜。

约翰保罗二世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搞对抗不符合教会的根本宗旨。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已经积累了50余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它与政府靠的很近，但是说它完全受政府控制，那也是夸大其辞。其实，已经行政化、机构化的爱国会，通过管理教会与打理教会财产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和政治野心。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都是天主教徒，基本队伍还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但是他们对梵蒂冈新当家对爱国会的指控与性质判断反应最为矛盾。这项指控与判断，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却忽略了爱国会成员的处境和感受，也完全抹杀了他们对中国教会做出的贡献，只是咬住了他们自选自圣有违与教会共融的事实。

中梵是两国关系，可是梵蒂冈至今根本没有能够与够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发生过联系，打前站的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错，每一次中梵发生了问题，外交部或是宗教局都会出来发声明，但是，那只是在爱国会后面表示支持爱国会的行动。

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和民主办教原则是爱国会章程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它更是一种选择。梵蒂冈如果喜欢搞起对抗，一定要发动天主教徒对爱国会进行狂轰滥炸，爱国会领导的公开教会，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最终脱离梵蒂冈，走一条中国式的教会发展之路。支持梵蒂冈现今对华政策的人喜欢说，中国教会只要扛着天主教的招牌，就要服从教宗，服从教会传统。那么就不扛这块牌子好了，中国教会自选自圣50余年了，没有梵蒂冈不是一样的传了福音，发展了自己？

自去年七月中国天主教在乐山教区、汕头教区分别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被梵蒂冈果断施与了“绝罚”之后，中国天主教的自选自圣活动好像停止了，一位网名“牧笛”的神甫說：“从以前动不动中国外交部就站出来抗议，到去年教廷下达绝罚令，外交部反倒緘口不言，只让国家宗教局跳出来喊上几句，可以感觉到当梵蒂冈动真格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有所顾忌的，但坚持独立自主、自选自圣自的口号既然喊得震天响，面子总是要保住的。”然而这还是误判，今年七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先是在哈尔滨自选自圣了岳福生主教，随后在上海祝圣了中梵双方认同的马达钦主教。不过马达钦主教在祝圣礼上，出乎意料的宣布辞去爱国会领导职务。但此后就失去联系，7月8日的主日弥撒也缺席无法主祭。根据天亚社的报道，他遭受当局限制行使牧职，被限制行动于上海市郊的佘山修院内。

马达钦的行动很好理解，他代表了在爱国会中不愿意背弃与教会共融原则的那一部分神职人员，但是他又没有勇气走的更远，所以仅仅是辞职，而不是退出爱国会，所以他还是那个凌驾于教廷的不合教义组织的成员。在一个宗教还属于政府行政管理目标的国家，马达钦辞去爱国会领导职务，也就失去了他的行使牧职的权利，除非他跪地求饶，承认自己没有政治头脑犯了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与马达钦表现完全不同的是岳福生，他把梵蒂冈可能会做出的绝罚完全置之脑后，却也没有反对与教宗的共融，只是他对这个共融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没有人可以预计中国的自选自圣可以坚持多久，但是却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梵蒂冈坚持他的圣统制至上，继续把爱国会排斥在教会生活之外，称它是不合法组织，无权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那么爱国会的自选自圣就不会停止，中梵建交也就会遥遥无期。

在发生上海马达钦事件之后，《中国天主教主教备案办法（试行）》也见诸于报端，网名“山雨来”的天主教徒声称：“《办法》是与梵蒂冈公开决裂的宣言书。是彻底的‘中国天主教’的认证证书。她的顶头上司就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爱国会。”有什么办法呢？梵蒂冈的新当家既然忽略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员的处境和感受，也完全抹杀了他们对中国教会做出的贡献，他们即便真的要与梵蒂冈公开决裂也是被逼上了梁山。

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智慧，在于他始终明白他在与谁打交道，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悲哀在于他至今没有弄明白：爱国会本来不是梵蒂冈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