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殿军——邓小平

“文革”阴与阳系列之三

殿军，殿后之军，撤退时在后面阻击敌人的部队。

邓小平和刘少奇一样，在“文革”前是与毛泽东有距离的。他曾籍口毛泽东有病，建议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在毛泽东参加会议时，他又总是离毛泽东远远的。听不到毛泽东的讲话，就说耳朵背。因此被当成刘、邓路线的第二号人物，在“文革”早期就被打倒。

可是，刘少奇随后被批、被关，直至死亡；邓小平却被下放到江西，保护起来。《邓小平年谱》记录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邓小平问题的18次表态。这些表态总是保护邓小平，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为什么同样是被打倒，一、二号人物的区别会那么大呢？这其实与毛泽东对“文革”的总体战役设计，以及刘少奇和邓小平各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有关。

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他就跟赫鲁晓夫说过，刘少奇是他的第一接班人，邓小平是他的第二接班人。而刘少奇与邓小平相比，他又说，刘少奇原则性强，灵活性不够；而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可见，如果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单从二人的个人素质而论，毛泽东更加看好邓小平。

任何一场战役，发动者都既要看到胜利的前景，也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毛泽东发动“文革”，看似决绝，他其实也是留了后路，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考虑到失败之后的挽救措施的。

他曾这样对刘少奇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穷，要想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理由讥笑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必怕资本主义。后人会误解我，说我是为了打倒你，剥夺你的权力等等。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不同。你比我实际，但我更喜欢创造。我们党是保守了，现在似乎可以叫做保守党了。我看得改造。文革就是第一副药物。以后也许治不好病，那就只好死掉。也可能会吃另外的药，病治好了，但是党和国家变化了。也等于是死。我是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但是我又渴望胜利、渴望成功。我有点性急。这方面，你比我好些。你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我的处方不行，就让你试试你的办法。所以，你现在也不要马上想到延安去、到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了这一阵风再说。”

这些话说明，毛泽东举重若轻，对“文革”的前前后后都是有所考虑的。倘若他的“处方”不行，“文革”失败了，怎么办呢？他肯定有挽救的措施。而邓小平，显然就是他为此布局的一着“闲棋”。

其实，毛泽东虽然从夺权入手，从组织人事入手发动“文革”，但他的终极目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思想上的大革命，而不是人事上的大革命，更不是要判那些被打倒之人的“政治死刑”。这从“文化大革命”这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即便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还是希望他们转变观念，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继续为革命工作。毕竟他们都是老革命，是革命的功臣。他曾计划象党的七大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一样，让被打倒的刘少奇也当选中央委员。只是后来的变故，使他的这个计划随风吹了。

不过，假如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重新出来工作，其前面的资历、职位怎么办呢？肯定就不能算数了。新的工作会以他们的实际能力和素质来安排。这样，邓小平的职位，可能就要在刘少奇之上了。

同样的道理，倘若最终的结果证明错误不在被打倒的那些人，而在毛泽东自己，那么，谁来挽回局面，谁来进行殿后呢？当然是以邓小平为先。

所以，在打倒邓小平之后，毛泽东还要时刻留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坚决保护邓小平不受进一步的伤害。

如果“文革”胜利了，那么，毛泽东的这一着“闲棋’”就用不上，也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重新出山那些事了。

可是，“文革”偏偏失败了。毛泽东的这一着“闲棋”，就不得不变成活棋，邓小平，就不能不重新出山。

当然，鉴于邓小平与自己的思想有距离，毛泽东是并不情愿让他立即出山的。所以，在邓小平之前，毛泽东先提拔王洪文、李德生两个人为接班的预备人选。

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可是，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批判周恩来“右倾”的会议上，李德生表现并不积极，显示了他的政治态度的不明确性。而王洪文又太年轻，根本不能很快上手。所以，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启用邓小平。

在这之前的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但是，这只是一个启封的性质，还谈不上启用。因为，相对“文革”之前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职务，邓小平现在还连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不过，就是在同一个批判周恩来“右倾”的会议上，李德生因为自己不明朗的态度而被毛泽东打入了另册，邓小平却因为自己一针见血的发言而考试过关。

邓小平并不是政治局委员，本来没有资格参加周恩来的批判会，他是在这个会议的中途，由毛泽东特别钦点参加这个会议的。而且，毛泽东并没有指定要他发言。但是，他发了言，而且言语不多，却一语中的。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这等于是在向毛泽东表态说：我知道周恩来的分量，我也知道如果周恩来掌权，后果将会是什么。我会对他保持警惕。

毛泽东因为他的这个发言异常高兴，当夜就想召见邓小平，只是由于夜晚太深而作罢。

1973年12月22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这个刚刚上任不久的副主席，以司令员对调的名义由北京调到了沈阳，后来自动辞去了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职务。而与此同时，邓小平则由毛泽东直接宣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在后来毛泽东要邓小平主持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时，邓小平却以他在这段时间里被下放，不知道这期间的情形为由，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拒绝为“文化大革命”做结论。

许多人认为这是邓小平在违逆毛泽东。可是，这里有两个逻辑值得推敲。如果毛泽东真的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那么，以毛泽东的政治头脑，邓小平的这次违逆，性质绝对是非常严重的。这说明邓小平这个人绝对不可靠。那么，毛泽东就一定要制造事端踢他出局，并且将他作为最危险的敌人，一棍子打死，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可能在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那么严重的事情之后，还对他“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呢？而且，毛泽东对他的人身安全非常关注，指示汪东兴绝不能让他受到冲击。而如果毛泽东认为“文革”失败了，那么，以他对邓小平的了解，他怎么会要求邓小平对“文革”做出肯定的结论呢？那不是自找没趣吗？他自己都说过，邓小平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而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合演的双簧，目的就是要将邓小平象揉沙子一样揉到敌方阵营去，以应对毛泽东身后的危机。

以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们当然知道“文革”失败的后果，并不是共产党内部的你下来，我上去这么简单，而是整个共产党可能要垮台，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复辟。为了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弥合党内分歧，共同面对未来。

他们知道，权力来源于民心。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地发动“文革”，就是在于他得到了民心。而他不能承认“文革”的失败，也在于他不能失掉民心。如果他承认失败的话，他立刻会失去话语权。不是他个人失去话语权，而是整个共产党失去话语权。那么，话语权就会被敌人掌握。掌握了话语权的敌人就会迅速掌握民心，从而推翻共产党。

但是，也不可能永远不承认失败。只能是在做好了准备，在有一定的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再承认失败。而用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就是邓小平伪装成毛泽东的反对者，取得敌方阵营的信任，造成敌方对他的崇拜，从而取得敌方阵营的话语权，领导权，以瓦解敌方的力量、化解敌方的进攻。

这就好比两条水牛抵角，抵红了眼，如果这时一方虚势腿软，后果会怎么样？虚势的一方会被另一方抵死。只有让另一方也虚势，事情才能得到缓解。

为了配合邓小平打入敌方阵营，毛泽东当然要做一些辅助工作。这就是，造成不信任邓小平的假象，重新打倒邓小平，启用华国锋为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启用华国锋为“接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掩护邓小平打入敌方，“证明”邓小平是“反毛派”；二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不能解决；邓小平、叶剑英也不能解决；只有华国锋解决才最合适。毛泽东如果亲自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处理轻了不行；处理重了，则连他自己也要陷进去。而他这个招牌是倒不得的。他一倒，共产党立刻就玩完。而邓小平、叶剑英是党内的“右派”，由他们解决“四人帮”，“左派”和下层的“中间派”都不会服气。因为“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关系太深了。只有华国锋这个“中间派”解决“四人帮”，社会震动才最小，共产党才能够稳住阵脚，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那么，华国锋为什么一定会解决“四人帮”呢？他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示吗？

他肯定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如果他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指示才能解决“四人帮”，那么这个事情就假了，就瞒不住天下人了。因为那就证明毛泽东有所悔改，证明毛泽东打倒邓小平这件事情有蹊跷，从而使邓小平的被打倒露出破绽。

其实华国锋有足够的理由打倒“四人帮”。第一，华国锋是靠爬楼梯起来的，是靠“促生产”起来的，是务实派；而“四人帮”是坐飞机起来的，是靠“抓革命”起来的，是务虚派。他们的执政理念根本对立。第二，毛泽东把最后权力交给华国锋，就证明“四人帮”不能掌权，而他们要抢权，那华国锋解决他们，就是捍卫毛泽东的决策。可是，“四人帮”此时的处境是抢权也是死，不抢权也是死，他们能不抢吗？

问题是华国锋的权力怎么过渡到邓小平的手中。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只是，这里面有什么必然性呢？

这个必然性就是：一，华国锋的政治能力和邓小平不在一个层次。二，华国锋的资历不能和邓小平相比。在八大司令员对调的任命过程中，毛泽东就在王洪文的身后，可王洪文还是被许世友一般人搞得下不了台。这不是因为他是“造反派”与许世友不和，而是因为他的资历太浅，老家伙们不服。三，华国锋的政治理念，不能带领共产党走出困境。四，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否定不了文革。由他来否定文革，人们也不服。五，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他就必然要代表毛泽东，为毛泽东背书，为“反毛派”所憎恨、所仇视。

一方面，在党内，邓小平的资历、能力、和执政理念为大家所折服，二方面，在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及其“挺毛派”的浪潮中，他成为了“反毛派”中的“黎元洪”，为大家所拥戴。

凭着敌我两方面的共同推举和信任，邓小平一方面纠正共产党自身的错误，重拾民心，为新的敌我较量打好阵脚；二方面，分化、瓦解了敌方力量，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反扑，为共产党的“重整旧山河”赢得了时间。等到十年之后，资本主义再来反扑时，共产党已经有资本、有能力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