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体谅

网上有一则材料：日本人说：我们不会向两个国家道歉：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就算我们永不向中国道歉，中国人照样会送钱给我们。

于是这就激起了国人抵制日货的情绪。甚至会有一些央视的名嘴，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但是要骂外国人，其实我们自己的政府也同样需要被骂。以崔永元前先天炮轰湖南教育厅为例：

湖南教育厅不主张为乡村教师培训埋单。而民众都觉得乡村教师是真正在第一线为民的人。而湖南教育厅简简单单一句“不在编制内”就否定一切乡村教师的成绩，这点正义之士看不过去很正常。湖南教育厅说他们这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小崔劈头痛骂，这是“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当然，小崔的骂声有道理，湖南的教育厅也有苦衷。因为打着培训旗号去贪污敛财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当然，这是一个舆论不赞成，而政府有苦衷的案例。当然，也有舆论都追捧，而其实另有真相的事情，比如郎咸平批骆家辉：

郎咸平说：不要觉得美籍华裔亲切。其实他们对华人最刻薄。因为华裔在美国尴尬而特殊的地位，所以为了表示自己的公正与客观，他们会近乎变态地苛责大陆的移民。而骆家辉，是典型的黄皮白心，他把应该建在美国的高污染项目都建到中国，然后把利益又都揽回美国。同时还要中国人加大对美国的进口，自己却又提高贸易壁垒。这样的人，你还觉得他亲切吗？

但是其实也无可厚非，生活所迫而已。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的时候，他首先是想要兼顾。兼顾不了，就只能权衡，然后取舍了。而国人之所以对一个华裔展现出这样大的兴趣，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国内局势的失望，包括很多有正义感的人。其实中国人对政府的失望，并不在于现状，而更在于我们对于改变的无力。政府无力改变，百姓更是无力改变。并不全是软弱，更多的时候，是拘泥于各种条款与章节。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就会高呼：“百姓能改变什么？中国的决策层，敢不敢揭开伤疤！”又或是说：“中国永远不可能有自由的人权。”

但如果是这样，你们就想错了。中国，应该走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虽然我们仍旧怀念那个“民族自由，人民万岁”的年代，虽然我们总是看到西方成功的经验。但如果这些东西，是囿于时而不可继续；或是拘于地域特性而不可借鉴的。那也都是徒劳。

就像说到教育，现在想要排进初中一个好的班级，需要5000元。这是现实。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其实很简单，如果孩子自己足够优秀，学校会请你去读，你根本不用操心。如果孩子自己没有上进心，进了好班，有了好的同学与老师，也扶不起墙。如果孩子还是有上进心，但是因为能力差一点，那么这个钱就交得物有所值了。

我们都渴望得到天底下最好的东西。但我们最想要的，并不一定最适合自己。要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就要深刻地认识我们自身的本质。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别有太多理想。因为时间一长，它们或许就会变成妄想。但其实这些不必担心。面对不能实现的理想，我们都是怎样表示的？我们会说：政治改革势在必行，而几代中国人探寻到什么？结果是一再的滑坡……我们又会说：为何国人越发麻木，希望越来越渺茫！我们还会说：至少往前十年，我们还满腔热血。

这不恰恰证明一点：为什么中国人的希望会渺茫，就是因为很多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破灭之后，并没有成为妄想家，而是成为了失意的人。你看，如果你了解了自己的本质，你就不会有那样的猜测了。“以为自己会妄想”本身，就是一个缺乏依据的妄想。因为中国过于实际的环境，根本没有造就多少让人妄想的土壤。挣钱，总是当务之急。

所以当大家都忙着挣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田地”里，就都种上了以小时计价、以里程收费的“土豆苞米”，而鲜有人去种一些靠信仰去灌溉培育的“经济作物”。所以在我们短浅的目光里，世界就变得绝望了。我们感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胜利果实被瓜分了。我们认为想要改变中国，除非换血，否则就应该早死早超生。其实这恰恰显示了信仰的缺乏。

在我看来，其实千百年来，士族体系对于中国的影响一直都没有消除。人的贵贱制度，是由教育作为重要准绳的。所以直到现在，读书，对于国人还是那样重要。一个好的大学，才会成为一个极大的人生目标。而比起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有家庭背景者，更能利用资源，而游走于上层社会。在他们那里，信仰或许同样匮乏，但是他们能够用充足的资源，来抵消这种畏惧心理。而普通人没有这种优势，所以越发地显得容易怨天尤人。

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一些大企业的家族式管理；还是我们国家的政权，仍旧都不出意外地落在了“红色的种子”手里。这其实都证明一个逻辑。就是想要找寻一个继承者，最好的人选，就是从小受其熏陶成长的人，这是无可非议的。

可难道对于政府的抱怨就是不爱国？中国人有几个是不爱国的？爱之深，才会恨之切。但怎么去爱，才能真正爱的起来？在我看来，无非两点：一来，是更多的看到自身的优点，更多的做自己能做的、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二来，是有一份信心，不去散播消极情绪。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最大的爱国。

有人会说，我们需要一场战争。用一场战争去唤醒政府的庸庸碌碌，去唤醒民族的自尊心、凝聚力和民族感。钓鱼岛，打！黄岩岛，打！但中国人的思路，就是“兵不临城，是以不争”。真的到了避无可避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是有凝聚的能量的。比如天灾：汶川、曲舟；比如疫情：非典、甲流。而有人觉得：中国人的本质是勇敢的，可老百姓现在却看不到这种勇者的志气，更多的是窝里斗。我说，你们这是不懂政治：

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发展的策略。如果开战，我们确实是可以收复一些东西。但是，同样因为开战，和平发展的承诺打碎了。我们要因此失去多少？你们权衡过吗？虽然尊严是无价的。但有尊严地自我毁灭，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吗？美国人现在今天和韩国搞联合军演，明天和越南搞模拟演习，针对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做，拉拢邻邦去对抗美国的虎视眈眈？还是像不少人那样，简单地说要动武？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文景之治”，是一个修生养息的阶段。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憋不住，那么汉武帝的踏平四海，你就别指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如果无远见，就会陷入到眼前的困顿。一个青年，可以凭意气行事，但一个成熟的大国决不能。爱国不等于简单地抗争。最大的爱国，是与国家的立场，保持一致。

有人认为：很多军事家都说，即使中国发动一场战争，美国现在也早已自顾不暇，根本付不起战争的代价，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打一次仗很有必要。我说，你这又是不懂政治：

买一艘航母不算什么，养一艘航母才算什么。发动战争是可以的，但是为战争善后，你搞不定。你以为战争是还贷，交得起首付就能搞吗？美国由盛转衰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中东这两场战事吗？我们要看清自身的实力。我们吃不掉别人，别人更吃不掉我们。你以为中国是伊拉克？是阿富汗？是利比亚？以中国的军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真正酿成祸端之后，不需要付出血的代价。这点很多人看不出来，我感到很惊讶。中国保持克制与忍让，是因为事态还没有严重到要动武的程度。所谓“此剑一出，必见血光”，一个大国，谨慎地使用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表现。这点很多人也看不出来，我更感到惊讶。

我说过，每个人有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看到美国是靠战争财发家的，就觉得我们也要用这种模式强大。中国永远都只会抗议，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策略。国策从改革开放算起，已经30多年，如果以“十二五”的算法计算，那么国策在国家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现在想退货，早就来不及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按照这条道路理想地发展下去，会发展地很好。殊途可以同归。一味看到别人的好，是无用的。要真正地领会并看好自我的核心价值。但是，中国的贪腐不是一般的厉害，要养活老百姓，就要先肥了贪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路线是路线，路线是由人执行的。你不能因为执行路线的人的执行力不够，而非议路线的对错。依现有的配置，很多东西都漏洞百出。而这种漏洞不在大处，而多在小处。因为一旦漏在大处，必然动摇国本。而所谓的小处，在于制度，更多的问题是在人。在于在上面的人，也在于在下面的人。

有人在面对现状时，会不禁感喟：“完善的制度，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落实？”有人会说：“圣人难求，先知总是少数，目光短浅才是现状。”我想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制度的成败与否，关键还在于群众对于制度的认同感。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世上的圣贤太少、先知难求。真正好的制度，本就不应只有先知和圣贤才能理解和接纳。制度的完善，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路线，是一个纲领。制度，是具体的措施。路线没错，不等于具体的实施不会偏颇。如果你要从路线上改变现状，我说了，这是在动摇国本。所以我们能去作用的，只有制度。而制度的制定，应该是一个民意与决策的双向作用过程，是一种互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原本是有欠缺的，现在有了更多的询政问政，但仍不能避免许多地方的独断与武断。

但因为从基本面上，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就会抱怨。就像抱怨防沙治沙，一直都在防治，但沙尘暴一年胜似一年。难道这是政府的不作为？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邪念的人太多，政府人力有限，管不过来。而在这些政府人员中，真正作为的，又有几个？所以呢：我说关键还在于人心，在于加强群众对政策的认同感。一百个作为，顶不上一个认同。如果排污的人认同了国家的政策，如果滥伐的人认同了环保的价值。我们还需要那么多政府人员去作为吗？但所谓“百姓看政府，政策看态度”，这是一种连动效应。所以我说，政策的制定，应该是一种互动。是一种双向的选择与磋商。政策的制定需要更多群众意见的参与，这是势在必行的。

而在是否作为的问题上，也有太多利益的纠葛。你要考虑到执法的人本身。如果你要惩治的人能够给你的贿赂，要远高于政府的公廪，这里面就容易滋生腐败。这是一个现实的人性，不能全怪人的素质。古时还有“养廉银”之说，可见人心贪婪，本就是人的本性，不能全以道德否定。道德固然是要的。要道德的前提是自己能过得好。如果为了道德，而清贫甚至是受苦，这就是道德楷模了。试问如果人人都是楷模，楷模还是楷模吗？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供给制度的失衡。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该怎么办？把所有问题像放进回收站似的放进去，让后按一下“清空”，问题就没了，然后一切重新开始。你觉得现实可以删档吗？我们能做的，只有渐变，只有训导。人的观念要变，不在一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怎么去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说实在的，中国的现状，肯定是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的贡献。它们鱼龙混杂在一起，一般人分不清谁是谁。而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为自己祖国的未来做些什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清楚我们的国家值得肯定的与需要否定的。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课题。因为很多时候，是非难分，它们像是一团乱麻一样，彼此纠缠。

所以，不要全听老百姓说什么。很多时候，也要让老百姓听听政府想要表达的声音。只是，采纳民意和听取政声，或许哪个都不容易。有人说过，民意是一种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但如果把它当做唯一的决定因素，就必然导致未来的支离。政策需要延续性，民意无定。百年大计，不止是一句空谈。准确地说，民意是第一参照，如果觉得真理不在他们手上，你可以去跟他们讲道理。如果讲不通，就悲剧了。但讲不通还在其次，至少尽力了。关键是官僚做派，在很多时候，是懒得讲。这是官员对自身定位的偏颇。

我们的入党誓词是怎样的？有一句是“能够随时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对吧？这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用一句大白话讲就是：你蒙谁呢？所以说，官员最好是有献身精神，可如果没有，你就把他们都开除吗？那这就是一次颠覆性的转变了。大动不易啊！所以你就觉得这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又想删档，又想重来？如果这种思路改变不过来，你就永远都不现实。

有人会说：中国还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民主派领袖。我说，这和矫正牙齿一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多人喜欢高谈阔论，但是谈论的，都是若干年以后的可能性。而我们要的，是抵达这种可能性的可行性路径。空中楼阁再美好，上不去也是白搭。真的想要彻底地变一变？那么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只有经历了彻底的破碎，才可能有真正的重组。现在的中国，矛盾众多但势头向好。碎不成。

所以不要总持有一种“重组”和“洗牌”的论调。中国的现状，是可以通过渐变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信心。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因为这条路更漫长也更艰难。曙光只有一点，但是因为太远，如果不是目力超群，是看不到的；如果不是意志坚强，是走不到的。我所希望的，就是在上位者是这样一个有眼光也有意志的人。如果在上位者是那种大力的改革派，那才真危险。

未来像是一道谜题。解开一道谜题，最大的要素，在于一种将谜题分解出层次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很少的人具备，并加以练习。这点，很关键。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政府保守。其实我们自己何尝不保守？而这其实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对于失去的恐惧。失去了固有的模式，对于未知的未来，人多少都会有恐惧。这是人性，无可非议。这是历史的关系，漫长的过去给国人的背负太重。也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富人对钱看不开、学者对名看不开。

美国人之所以能变，在于他们更多的是创造历史的冲动，而不是尊重历史的包袱。相比之下，英国人对此就要困难许多。英国人身上有历史的包袱。一个没落的帝国，因曾经的辉煌所遗留的包袱。同时，他们如今的地盘又不大。能不能做和敢不敢做，是两个层面。美国地盘大、人口密度小、资源丰富，所以他们能做。美国人没有太长的历史，所以他们敢做。所以美国是能做又敢做，而英国，是不能做又不敢做。中国和英国，在这点上，有很多的类似。

也有人会说，如果古代的时候，成吉思汗的时候，我们永远地占领了欧亚大陆，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但之所以我们是今天的自己，是因为我们承认了过去的我们。如果一切重新洗牌，你未必能够丢弃你所不想要的，却很可能就失去了你现在所珍视的。可能这里会有意外的惊喜，但这是一个未知数，你不能去赌，也无法去赌。对过去的假设，都是无用的；对未来的展望，才更有意义。可展望一多，失望也容易多。所以仅仅展望是不够的，还要立足现实，与展望沟通链接。但是这很难，可能还很危险。可凡是大事，你可见过有一件是不难的？但那些肯前赴后继的人，就像革命的先烈们，一定觉得自己值得。有人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就算看得见也做不到。所以才要前赴后继嘛，谁说过这是一个人或是一代人的事？真当是任重而道远，一切在于一种延续性。而政策要有延续性，在根本上，还是百姓的信心要有延续性。现在谈信心或许太晚，眼下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相信共产党的人少了。即使共产党很多事情做对了，人们也不相信了。这点很可怕。群众已经没有了耐心。所以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建立周期很长，但崩坏却相对短暂，重建则更是漫漫无期。

更有甚者，在某些时候，党和群众，居然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就归咎于这种对立，可其实这也不尽然。对立的双方可以选择抗争，也可以选择和谈。辩论的双方，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很多时候，只是老百姓不懂得辩论的规则，而将敌意当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是真话。而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辩论，因为只有一方拥有话语权。纵使辩论，却没有一个合理的仲裁方。也正是因为辩论的机会太少，所以老百姓在好不容易迎来一次辩论的机会时，才更不懂得其中的规则。需不需要对手，在于你怎么定义对手。如果对手能让你更好地认清自己，那他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都需要镜子。

又回到官员应该如何给自身定位的问题上。公仆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如果政府只是仆人。谁负责领导，谁负责指引，谁负责探路？有人说，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就很像仆人。我说，这和政府体系有关。中国的官僚确实不够公仆，但官员不应该是简单地扮演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有人说，制度是人造的。但人是环境造的；你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不了人。是谁让中国的官僚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是传统，是机会。时代发展中，给他们造就了机会；历史的熏陶，给了他们实施的典范。

所以还是要回到人的问题。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不解决建立和实行制度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就永远都没有解决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领导人的行为，那是因为领导人有自己的考虑。但我们不能逼迫老百姓，都用领导人的思路想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话语权的分配，而不是话语权的更迭。凡事都是逐渐形成的，日本人不是一下子就那么谦卑，而法国人不是一夜间就那么浪漫。虽然政府离百姓的理想很远，但是要他们一夕之间变成百姓理想的样子，这就是白日做梦。我赞成让政府有更多改变的压力，这样才能把压力变成动力。但并不是说压力多了，就会产生突变。这种心理预期，要调整好。耐心，一切都是因为耐心的缺乏。而耐心的形成，来自于人的素养，以及对未来的判断。这点，我们的国人是欠缺的。

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变脸。有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迎合了老百姓的意思，但转眼又变了回去。古语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所以老百姓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而被挫伤的。所以我说，问题不在大处，在小处。在大处，国策向来如此。而在小处，具体到各个分支，城市的规划、资源的分配、优先的顺序，就总是朝令夕改。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翻云覆雨，才使得学者高呼：大众已被边缘化。

那大众真的被边缘化了吗？其实不然。自从有了网络、有了微博，我们的群众就更大程度的参与到了政策的商讨与制定当中。只是在一些更核心的部分，尚且是简单的民意无法渗透的。这是中国现阶段的一种特色，应当给予更多的尊重，而不是非议。当然，其实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劝说工作。行政嘛，你若不想多花力气，就要多花口舌；如果你两样都不想花，就要多动脑筋。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行政队伍中，有一些这三样都不愿做的人，行政的效率和印象，才会蒙受折损。

所以归根结底，并不是群众被边缘化，而是群众对于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想象当中有不小的落差。这种落差更多的，是因为看到别人的优点和自身的缺点造成的。因为看到了别人的优点，所以就想让政府做些什么。因为看到了自身的缺点，就更想让政府做些什么，并且觉得自己一个小民，能做些什么？所以说，这其实表明，在心理层面上，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做国家的主人”提不起气。他们想要的，是一个“配得上自己的国家”。所以这就对行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像是整天面对一帮对你挑肥拣瘦，却不肯多干一件家务的小祖宗一般。也就是说，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无论谁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彼此间的不配合，双方都难辞其咎。而一个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双方彼此不配合，肯定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在合理的高度。早说过，政策的制定是一种互动。而在互动当中，彼此就都应该表示更多的善意和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