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闹腾之城殇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个王朝的房价形势会像此一时刻那么严峻。实际上，在封建时代，是没有如此的对房价过于标榜的契机。大多数平民阶层，也没有此一时刻对房产的过份追捧。

房产在封建时代不是一个过火的话题，城邦时代，房产只是商业的标志。而更多时候，房产的概念只是任何一处地方一栋房子，一栈篱笆，几根木质房梁构建的木屋而已，恬适而居，种田纺布。平民阶层也不会多么的狂热，非要涌入本来就不够宽阔的城市。

然而平民进入城市，这也不是不可能。平民阶层入市大约都是，谋生，交换产品等等，只是一走而过。一家本是农民的阶层进入城市，费尽心机想要留在城市的可能几乎不会存在。比如说在宋朝，虽然东京城内有几百万的人口，但东京市内的夜市，买卖，船运，槽兴等等，却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比如说，东京城所有的夜市交易必须都在子时之后结束。

诚然，这样做的结果，优劣俱存。不过，在没有更好体制进行替换的前提下，按部就班的引导市制机制反而是最保险的管理模式。首先，有条不紊的商业模式相当于政府为民间资本提供了最广泛的相对自由的商业平台，有利于民间资本实现最大规模的商品交换，资本运转。

其次，自由宽容的商业运转，也有助于民间消费群体的进入。因为商业平台的性质，决定了消费人潮，消费主体的特征。这也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消费主体人群，可以进入自如，出入不顾。既然城市里没有吸引乡村民众停留的因素，那么他们大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来，在不需要的时候走。城市是发达商业资本运营的结果，乡村是自给自足经济不发达的表现。

这种双面的经济性质决定了民众在选择上的自由性，也就是说，民众在选择居住上有更加平衡的理性观念。城市有城市的生存模式，乡村有乡村的生长特点，自给自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特征。对于他们而言，一座时尚的城市并不能给其带来更多的吸引力。城市是城市的生活，乡村是乡村的生活。

反馈目前，虽然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那个时候很多。然而，当下现实的情况却是，在房价疯狂见长背后的城乡二元化体制，从来都是在扩大并且也在向疯狂发展的贫富差距方向迈进。

没有哪一个时代的现实是如此残酷，房价占到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百分之一百甚至更高。也就是说，这个普通工薪阶层不吃不喝要攒上至少20年的工资才会买上一套房子。并且，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原本一线城市的工资甚至不能买上三四线城市的房子。这就必然导致民众的大量外流，由此造成社会民众的大迁徙。

这样大规模的民众迁徙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下人人为之诟病的铁路运输问题，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更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

另一个说到的问题是，城市人口的负荷量。社会民众的迁徙，必然是由经济低的地方奔向高的地方。由此城乡二元化程度进一步剧变，高经济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负荷量趋于饱和。这直接增高了大城市社会矛盾发生的概率，刺激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一座城市的众生百相，水深火热开始变成大殇。

这是历史与现实开的最大玩笑，也是古老中国最让人无可奈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