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村经济的微观调查引申的宏微观思考

读过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江村经济》之后，有颇多感触。这是一次对一个村庄经济的全面考察，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虽然调查是小范围的，但有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宏观研究的必要补充，这也是作者进行此调查寄予的厚望和动力所在。因为这个原因，费孝通先生的这本著作也被作为微观社会学研究的典范。

事实上确实如此，费孝通先生在开弦弓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在全国具有普适性的意义，甚至其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到了现在依然有讨论的必要。

农村的基本社会群体是家，应该说，“家”在中国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字眼。中国在迈入新时代以前一直是“家天下”，而且从来都强调“家齐而后国治”，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传统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家”这一群体的经济活动是有研究的必要的，它不只是经济的内容，更是文化的内容。农村的“家”和城市的“家”有所不同，照我的观点，农村“家”的运转是传统的手段，到目前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革，但还有多方面的残留；城市“家”的运转自近代社会变革以来逐渐走向现代的经营模式。

“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但在中国，前者尤为重要”，因而延续香火有重要的意义。可是在农村，多余的人口会加重经济负担，所以进行人口控制成为必要，甚至为了控制人口出现溺婴的情况。

子女的婚姻问题是家庭组织要考虑的，然而“从经济观点来看，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女孩一旦长成，能分担一部分劳动之后，却又被人从她的父母手中夺走，而父母为了把她抚育成人，是花了不少钱的，所收下的聘礼并不属于父母，这些聘礼作为嫁妆陪嫁。”不知道作者提到的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可就现今的情况，就我对宁夏农村地区的了解知道：女方家庭嫁女儿会要昂贵的财礼（一般情况下至少6万以上），而这些财礼只是一小部分作为陪嫁，因此有人会如此戏称：“谁谁把自己的女儿卖了好多钱！”

举行一次婚礼，对农村人来说是一次非常奢侈的花费，这个倒是普遍的。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为了节省开支，“小媳妇”便跟着出现了，但是谁家要是养了“小媳妇”要承担亲属关系缩小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这对其经济行动是不利的。

农村实行集权的家庭经济体系，财权掌握在家长的手中，扮演家长角色的一般来说都是父亲，家长有对一切财产的最终处理权。这一情况在上个世纪的农村广泛存在，在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如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四妹子》写文革末期一个家庭的发展和变化，四妹子的公公就是一位大家长，家庭成员挣的钱要交给他，花钱的时候也要经过他的同意。

财产传递的过程在三种情况下发生——儿子结婚、分家和家长去世的时候。财产的传递即是继承的过程，在农村，继承是单系男亲的特权，女性没有继承的权力，这个在目前农村地区还有发生的可能。我在宁夏农村地区生活过十几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女儿向其父亲讨要财产的情况，父母亲居住的房屋在其去世后也是理所当然地留给儿子，儿子要买房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问父母亲要钱，女儿却不行。

“家庭是由亲属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在经济生活中，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劳动单位。家中的成员有时会离去，有时死亡。在家中要吸收新的劳动成员……”由此，作者引出“户”的概念作为分析农村经济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再高一级，邻里是一个更大的生产联合单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适应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某些内容的劳作需要一定范围的劳动单位的联合才能完成，比如宁夏地区种枸杞的农民在农忙时节需要至少两三家人的帮忙，甚至很多时候要使用雇用的手段。

农村的宗教和娱乐活动一般发生在农闲时节，具有调试心情、放松精神的特殊作用。但是参与这些活动要不少的花费，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对神灵的祈祷，农村人一般不会在这些花费上计较，除非是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

作者提到了农业在开弦弓村经济中的重要性，可是因为田地有限，农业只能满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花销就得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解决，这时候副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蚕丝业、养羊和贩卖就是突出的表现。因为知识和技术的限制，农村人发展副业有很大的困难，因而也才会出现蚕丝学校在此地的一场技术革新，但是取到的效果依然是有限的。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与当前的热点“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迈入现代化的层面，技术上和经营上还是没有突破传统的方法，唯一可表的是经济作物的种植。

联系实际，我将就此问题又从宏观进入微观的界面思考。依然拿我比较熟悉的宁夏农村状况来分析问题，宁夏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南北有较大差异，北方多数农村正好处在黄河流域，经过政府的开发，引水灌溉，收成有保证。南部地区是靠天吃饭的典型，收成好坏全看老天爷的眼色，近年中国北方地区旱灾普遍严重，干旱厉害的年成如果单靠农业的收成恐怕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只好往外跑以谋求一条生路。

政府为了发展农业，也想了不少办法，有农业补贴，也想到在技术方面给予支持，典型的是北部农村地区的枸杞种植，宁夏北方地区以中宁县为代表周边很多地方的农民都种植枸杞，这一趋势的形成是以政府为主导和推动的，为此，政府曾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应该说，这一计划的推行是有效果的，农民的收入比之以前有一倍左右的提高。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宁夏政府又计划推动北方农村地区的葡萄种植业。

然而，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只要看看中国的农民工还有那么多，就知道“三农”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本的原因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不完善时期，一方面发展推动着人们跟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其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城市还没有能力接纳如此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问题的关键还在第二个方面，城市不能接纳如此多的农村人口，同时也说明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不能紧跟经济发展和变化的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开弦弓村的调研中，发现当时存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并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那时候土地问题是所有权的问题，现在的土地问题已是如何发展生产和建设的问题。作者最后提到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发展乡村工业，这两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增加农民收入一直都是中央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主要政策，而如何才能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这些建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要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还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一责任将落在各地方政府的头上。

再者，乡村工业的发展很重要，但是像宁夏这样资源欠缺，整体工业都不发达的地区，乡村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个空谈。因而，这些地区如何才能步入工业文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