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高玉宝—张立球？

——一篇报告文学引发的思考

二十世纪，这是一个人性觉醒和人权贲张的世纪。尽管在它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性沦落和人权构陷达到登峰造极史无前例的世纪。毕竟，在正义的这一面，人们逐渐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人权表达和人格张扬的自由。在众多的国度和领域内，最普通的群众，最底层的阶级一分子也有可能来表达他们物质生活的欲望，抒张他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

高尔基，是我们熟知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极端贫困中度过的。但凭着他一颗不屈不挠的对真理的敬畏之心，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刻苦奋斗，终于成为一代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的代表作《母亲》和《童年•在人间》等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作品。

高玉宝，是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受教育的一代人所熟知的名字。解放前，他过的是受地主剥削做长工的日子。他的著名作品《半夜鸡叫》生动反映了地主周剥皮奴役佃农的情形。后来是共产党、解放军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随军生活中酷爱读书，努力练笔，而终于写出了《我要读书》、《高玉宝》等一系列自传体小说，成为有名的作家。

解放前夕，象高玉宝这样有着苦难身世的作家的成长故事多得不胜枚举，也是十分感人的。当人们读到他们的故事时往往只会慨叹，这些英才寻求成长的艰辛和困难，而很有可能疏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一代良才的慷慨和宽容。

自20世纪中叶起，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政治环境的宽松，人文精神的复苏，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地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使平民阶层和小人物也有了表达自己生存体验和精神愿望的可能。解放初，还出现了象王老九这样的“农民诗人”（其实不过是新山歌写作者）。这里先勿论他们在层面和质地上对文学史的贡献和必要性，但这毕竟说明了人民地位的提高和平民意识的觉醒。

因而，当八十年代来临之际，被“左倾”路线禁锢了几十年的文学领域乃至整个精神领域内，便出现了暴风雨式的狂飙突进的大潮，社会各阶层纷纷卷入了这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和人学探索。

一开始，人们只是在对权势歪曲历史的暴行大张挞伐，并在一种公共体系中寻求价值认同。渐渐地，又纷纷把焦点和注意力倾向内心和个性。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的来临而烟消云散波澜不惊。随着经济领域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文化领域内也形成垄断和专营的格局。阶层之间壁垒森严，坚壳自封，怪圈纷陈。文凭制度，许可证制度，专利制度，知识产权，条例规章，律法约定等等，只是保护和满足了极少数人的利益，并使他们可以长期地专门地保持阶层优势。一个人如果没有先知先觉或长袖善舞的本领，既不服从规则，也不顺应潮流，就难以遭逢际遇，甚至无以立足。想突破迷魂阵的阿里巴巴们，靠咒语去开那八字衙门是行不通的。

可是，在这个无奇不有、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仍然有不省世务、不识进退、不甘屈服者。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化中心的城市化却反而助长了更多的边缘自觉，撞击到更多的文化静电区。许多自以为心怀异禀或受上帝启示或受受魔鬼怂恿的灵魂，在同一片蓝天下阳光普照的大地上左冲右突、寻求出路。

近读《读者》杂志1997年某期，为一篇报告文学所叙见闻而震惊。它的题目是《中国的高尔基——个讨饭孩子的黄粱梦》。一个靠要饭讨生活的孩子（时年已15岁了），没有上过一天学，却立志要当作家！难道是高尔基再世或高玉宝现身？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这已算不上爆炸性的新闻，人们只会觉得有点荒诞不经。在这个事事皆有可能的时代，唯独这种高尔基式的人生探求非但没有人鼓励，反而容易遭致嘲笑和非议。这是报道者作过民意调查的发现，也是笔者我自身的体验。如今之世，体制者只是高调地倡导终身学习，却并不鼓励自学成才。所谓“和谐社会”嘛，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议各位仁兄随遇而安！详细来说就是，要抱朴守雌，安分守己，不可轻举妄动，轻越雷池也！讲得通俗点就是别老想着跳槽，别做黄粱美梦！若要谈经论道，若要晋身求职，拿文凭来，拿履历来，拿钞票来，交门票来，否则，没门！谁还敢傻乎乎地藐视权威，无视规则，速速受穷去吧！

大千世界，何奇不有！作为人的世界，如今不但是千帆竟发、百舸争流，而且是泥沙俱下、淘沙烁金矣。其中利害冲突，风云际会不一而足。作为世界的人，可以说前所未有地突显了个人的价值。人之为人，可以各显神通，尽领风骚，腰金服紫，招摇过市。然而，人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究竟不过是沧海一粟、恒河一沙而已。生命之渺小，不足以迎击那突如其来的恶浪之一抹。总而言之，人之为人，终须俯首尘埃，不如作那飘萍落叶而去。形而上言之，个人的价值观必须融入大众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二十世纪文化转型期中国乃至人类的悲剧性的生存背景。无论你的能量如何，无论你的野心多大，如果你找不到跳台和舞台，就自甘平庸吧。

而今。却有高尔基式的人物“问世”，是硕果仅存，要石破天惊？不，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没有权利去要求或阻止一个小人物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也许前者会对后者说，你不能这样！可是后者还是要对前者较劲和示威，我偏要这样！你可以叫一颗树不要开花结果，但你不可能叫一座火山永远缄默啊！

虽然上帝在造人时是有分工的，但并不是绝对公平的。可恼的是，上帝老儿并没有明确地在哪个人脸上或身上注明或贴上标签，认定谁谁应该是干什么的，谁谁是不允许干什么的。其实上帝在每个人坯里加的调料和釉彩也异常复杂。他给这个人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就不会给他过多的精神负累，他给那个人的精神禀赋多些，就很可能要使他穷愁潦倒。再看我们的社会，就更难有公平可言，即使你人品再高、潜能再大，也不定给你合适的位置和机会。

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科学史，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史证明，有无数的名人大士出自寒门，包括政治家。他们中有的从未碰过学门，却以其德才兼备高风亮节垂范后世。然而，如今这个标榜开放、自由的社会，一个卑微、坎廪的生命要想成就一番精神大业，恐怕比过去还难了！如果你不能考取功名，进入体制或仕途，你最明智的抉择就是务实从俗，经商务工，挣钱立业，娶妻生子，养家糊口。首先成为物质的主人而不要成为精神的奴隶。即使作一个物质的奴隶也没有人嘲笑你。反之，你若想成为精神的富翁或贵族，则立马有大批的人劝阻你，嘲笑你，诋毁你，甚至压制和打击你！

反思过去，高尔基、高玉宝等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时代的精英或英雄，完全是他们的先知先觉和异禀异才投合了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环境。那是一个无产阶级出来要话语权的时代，是平民阶层振臂高呼的时代，他们作为时代的号角和代言人，正是劳苦大众所渴望所需要的，他们作为众望所归、众目所盼的亮星，是可以想见的。

而如今的“张立球现象”，却完全是在一种不同的生存语境中，因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在这个追求小资情调，纸醉金迷的世界里，他的现实身份简直就是“下九流”。在以往的时代也会受人鄙视的，何况这个富人多于穷人（？），胖子多于瘦子，“强者”多于弱者的年代。张立球之辈对他们不啻是一个讽刺吧！一个穷小子也想当作家？他写得出什么样的东西？他代表谁说话，他为谁立言？他属于哪部分？穷人？无产者？你早已没有代表性了！连“三个代表”都强调共产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可是你广大吗？你先进吗？小而言之，这是一个发展和膨胀的时代，人微言轻，不言而喻；有钱有势，始可论道。小花小草，贫添热闹，细浪细流，湮没无痕！

张立球现象只能说明边缘意识的继续存在，但已气数如缕，难成气候。尽管张立球已得好人相助，发表作品若干，如他不入行入规，必定难成大业。他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跻身当代主流社会，并成为真正的精英而不是边缘人，方可逞其志，立其言！

张立球现象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的文化流窜现象，多少有点像过去那些文化斗士个人奋斗的片段，也像是那些民族豪杰的轶事录。但在20世纪末这个现象的存在却意味深长。因为这是一个精英没落和退隐的时代！教育的越普及，反而越造成精英极化存在的萎缩。他们即使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也常常受到亵渎刁难。更何况还有多少“精英”之才自甘平庸和堕落呢？

张立球现象让我沉思良久，感慨万千，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张立球”！几十年来孤军奋战。筚路褴褛，苦心孤诣。没有战友，没有同志，没有知音，在苦闷、焦灼、彷徨、绝望中挣扎、嘶叫、呐喊、探求，多年的反躬自省和张立球现象的启发，使我对现状和未来更加洞若观火，了然于心，而又无可奈何，只有自叹自惜而已……

2003.8.—2006.7.draft

2012.5.1.recop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