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矛盾论》

在《实践论》完成一个月后，1937年8月，毛泽东又完成了《矛盾论》。《矛盾论》同样是一篇为了提高革命队伍里干部战士的认识能力的哲学论著。就凭这两篇文章间隔时间之短，篇幅之长，我们不难想象，延安窑洞里，一盏不太明亮的油灯下，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怎样的奋笔疾书、殚心竭虑了。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之所以被称为“土八路”、“泥腿子”，除当时匮乏的物质条件之外，恐怕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的干部战士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人，认识事物和辨别事物的能力不足。再加上某些理论家为理论而理论的严重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盲目照搬马列主义，却不注重中国的实际国情，有时候不但不能起到好的引导作用，反倒误导了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肤之痛，所以，他迫切地想要让革命同志明白怎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

1944年，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可见，他对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知识是很重视的，所以他才会常常出现在“抗大”的讲台上进行各种演讲，旨在提高大家的马列主义认识水平和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存在问题的能力，统一全党的思想，让革命事业尽量少走弯路，少遭损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一语道破了矛盾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为，事物的发展正是在矛盾中进行的。没有矛盾，世界就将是静止的，甚至是死寂的。有了矛盾也就有了竞争，有了竞争，世界才会充满生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才会不断地进化或进步，历史也才能向先进的方向向前推进。

但矛盾着的双方既有斗争性同时又有同一性。

《韩非子•难一》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故事，让我们对那个“鬻盾与矛者”的楚国人嘲笑了几千年。笑则笑亦，但故事的蕴涵则发人深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了“矛”的存在，“盾”才会越来越坚固；反过来，有了“盾”的存在，“矛”也才会越来越越锋利，因为它们试图不断地提高自己，以期战胜对方，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

但同时，矛盾并不仅仅只有斗争性，还有同一性，彼此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且，“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也就是说，“矛”和“盾”是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没有“矛”，“盾”的坚固性就无以得到检验。反之亦然，没有“盾”，“矛”也将失去穿刺的方向。虽然它们长相迥异，但却是一对“连体儿”，也即矛盾的“同一性”。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以“相反相成”这个成语来论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但在这个共同的“统一体”中，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时候“矛”更锋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候“盾”更坚固，可以从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转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为例，清楚地论证了矛盾内外因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1927年党内的机会主义，就不会有大革命的失败。但当我们认清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时，中国共产党就进步并比原来成熟了。但是随后，党内有又因为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并而走向冒险主义，革命就再次遭到严重挫折。但当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时，中国共产党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并战胜了长征途中的一切艰难险阻。所以，无论是其曾经的失败还是今天的胜利，都是由自己内部的因素决定的，外部的因素只能起到“辅力”的作用。

“认识的目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用于实践、改造世界”。所以，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即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为了马列主义理论本身。

矛盾不但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所以。“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不同于“巴黎公社”，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只能在借鉴马列主义的基础上以中国的方式来完成。“郑人买履”看似执着，其实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而一根筋的盲目乐观以至于冒险，更是“揠苗助长”，必然要让中国革命遭受损失。所以，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都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

《矛盾论》诞生在那个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无疑为人们点亮了一盏灯，认识到了世界的本质，也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本质。指出革命的成功不仅要有信心，也不能仅凭热情，还要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方法。战胜敌人就要了解敌人，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在对日作战中，更不能有丝毫的妥协。唯有把自己之“矛”磨得寒光闪闪，才能最终刺穿各式各样的“盾”。

固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阶级斗争”，是不够理性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也伤害到了很多不该伤害的人，也是错误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矛盾论》中关于矛盾关系的转化和矛盾关系会弱化的论述。但以此就否定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科学见解，显然也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张，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矛盾了，只是矛盾的方式发生了转化，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了。怎样解决这些矛盾，一样在继续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所以，《矛盾论》非但没有过时，还可能更加有现实意义了。当然，刻意地再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没必要了，因为中国早已非坐以待毙的那个中国。随着矛盾的改变，随着矛盾内外因的改变，解决矛盾的方法肯定也要随之改变。

抓住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所在，只要保持了这样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就能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继续捷报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