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实践论》

毛泽东的著作，从来就不是纯理论的，都是针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状和需要，是为了要解决实际存在问题，把革命引向成功的。

1937年7月毛泽东写的《实践论》也一样，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方法上的问题而写的指导性论著，目的在于帮助干部战士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提高干部战士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马克思以前，中国没有实践一说。要么就钻进故纸堆里找“祖制”，凡事“先王遗诏”，不敢越雷池半步。要么就“眼见为实”，不接受任何理论指导。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吧。

其实，中国人的智慧里并不是没有辩证的哲学，只是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挡住了国人的视野，然后大家都在“中央帝国”的自我陶醉中慢慢沉沦。但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也让未来共和国的希望在清末的乱像中得以催生。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登陆到了这块沧桑之地。应该感谢那些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们，没有他们，也许青年毛泽东，就不能以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方法打开救国理想的大门。

但同时，那些先行者中，也有些人抱着马克思理论的教条不放，不加甄别是否符合国情地、盲目地照搬照抄，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挫败。也有些人“始乱终弃”，不能坚持自己当初的理想，背叛了革命。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他们曾经的努力，毛泽东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一个多么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而在于他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人。不在于他有多么会融会贯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更在于他能够以最浅显的语言教会他的同志者，怎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他的这种行动是基于一种责任，或是一种历史使命感的，即中国必须改变！中国不能再任人宰割！中国人要挺直腰杆，站起来。但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单靠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必须要千千万万的人为着这一目标共同努力，所以，很多的时候，毛泽东很愿意做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在《实践论》里，毛泽东指出，人类在任何阶段的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基于满足人类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需求的社会生产活动的认识，然后才可能是对社会生产活动相关的其他领域的认识。认识的规律一般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发展的，必将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不能算是绝对正确的，“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毛泽东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有吃了，你才知道梨子的滋味，这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唯心论者判断事物是想当然的，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但“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毛泽东还说，认识的过程，不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简单重复，而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提高并深入。但是“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红军长征以前的几年里，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在《实践论》最后，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毛泽东的原创，但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中国式辩证唯物主义，却是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丰富，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成为世界范围内所有无产阶级革命者崇拜的对象。

《实践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指路明灯，就是现在乃至将来，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将成为这种思想的受惠者。

1987年，全国再次大规模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实践论》是经得住时间、也经得住实践检验的，违背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革命都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中国革命在不断的挫折下走向成功、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证明毛泽东《实践论》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但是，违背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背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难逃厄运。战争年代，我们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和平年代就会迟滞我们的进步，也会导致一些不堪回首的个人悲剧。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醒，牢记教训，否则，我们就还会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