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一）

中国古代学术又谓之国学，是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治理的学问，其发端可追溯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论著争鸣的时代，与我国古代思想的产生和活跃相伴而生。随着各种思想对社会的融入和影响，有的思想开始成为统治者尊崇的思想，在这些思想成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这些思想之间开始激荡、冲突或融合，成为后来历朝历代学人或统治阶层的研究对象，对儒学及诸子百家思想的学术研究，随之产生并日渐兴盛。

其中注经文化是我国学术的重要内容，并独具特色。注经文化以注儒家经典为代表，始于孔子所处的当时，兴于汉，而后历代沿袭并演绎发展，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注经文化把孔子和诸子百家奉为圣人、贤者、智者甚至被极度尊崇和神化，把他们的著作奉为经典，不断注解和研读，把他们的思想奉为圣人先贤遗产来守护和继承。纵观中国学术史，能称作文化经典的并不多，主要有“六经”和诸子百家之学，“六经”是由儒人后学整理归纳而成的，诸子百家之学也经过了几代人的诠释和阐发，信奉、尊崇或从事这两种学问的，分别谓之治经学或治子学。

治经学和治子学牵涉到了中国学术的分类问题。其实，在中国早期的学术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的分类，一是治经学和治子学；二是关于治学和治理。前者是由研究对象分类的，后者是由研究的社会目的和功能分类的。而这两种划分仍然是笼统的，中国学术更多讲究的是综合，而不是分类。这与西方的和现代的学术分类是不同的，并没有严格分为诸如文学、历史、哲学、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划分很细的学问。

关于治经学与治子学，前已涉及，不再枝蔓，这里说一下治学和治理。

所谓治学，也就是做学问，是对有关前人留下的文字记述、口头传承进行收集整理、训诂解释、字词句篇考校以及义理阐发分析的学问。随着社会进步和时间推移，语言文字的使用环境变化了，语言文字本身（包括字的音形义、词汇、语法结构等）会逐渐发生变化，时间相隔越是久远，则变化越是明显。我们看到甲骨文不认识并不奇怪，因为年代相隔太远，汉字字体已几经变化了；如不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基础，读起文言文就会感觉吃力，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说话和行文方式与古代有很大不同的缘故。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汉字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颁布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但让我们的中小学生去读繁体字的文章，就存在困难。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成为书面语言的主流，文言文渐居次，但我们对祖先的文化和文明成果又必须继承，除了一般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基本的古文素养外，更为主要的是我们需要一批精通古文字、专门研究古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就是在国学领域里人们需要的做学问的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的语汇和行文表达方法自然地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语言，甚至有些旧有的语汇也生发了新的含义，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并普及的今天，这种变化尤为迅速。日渐流行的网络语言中诸如“菜鸟”、“斑竹”、“驴友”等等，互联网出现以前是没有的，那么如果允许我们想象百年、千年以后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也会变成古语的，我们现在使用频率很高的语汇，有些或许会消亡。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古人留下的文字和著述随着时间推移，除了语言文字本身会发生变化外，还会产生流传过程中的乖讹和遗漏，后人阅读理解或使用起来会变得困难，这就需要有人去做训诂和求义理的工作，同时还需要把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他们的后代，这就会出现治学的行为和治学者群体。

所谓治理，就是探求治人、治家、治国的道理。文字只是人们借以交流的符号和载体，本身流传能力是很弱的，但在记事、言情、达意、载道之后，便具备了流传的生命力，也使得后人得以了解前人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前人的知识经验、术业技能、喜怒哀乐、恩怨情仇。中华文化经过有记载以来的五千多年的积累沉淀，典籍浩繁，有关治人、治家、治国的道理多有论述，且论述出自多个门派，内容庞杂而各呈体系，后经各代大家整理阐发，则呈现互相交融之势、博大精深之态。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自于《礼记•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仅仅是典籍中记述这类道理的例证之一。治人方面：人性向善向恶、对生老病死的认识等；治家方面：家传、家教、家规、家法，以及由此而来且密切相关的宗族制等；治国方面：经国济世方略、民贵君轻思想、王朝更替规律、盛衰兴亡原因等。有关这些我们不在此展开和细述，仅是挂一漏万地列举，以说明治理在中国学术中处于主要地位，也是中国学术的重要功能和目的，必然分化出一些人乐此不疲，在促成学术分化的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学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学术与历朝历代的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姻亲般的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学术长期失去独立性，滞缓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