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路，曾经这样走过

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说我们的古文化博大精深，有人或许难以认同；但要深入了解之后，再这么讲，就愈觉得恰切。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里，虽然老祖宗创造的文化屡遭劫难，受到多次摧残和破坏，但毕竟不曾断了血脉，一直是有香火供奉的。所以我们的文化积累和遗存就显得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古老的文化之于我们，应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是一笔巨额财富，我们有责任发掘、保护和发展它，但它会不会成为一种负重，或者累赘，或者成为制约民族发展和振兴的因素，也的确有必要提个醒，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政府叫响文化建设的背景下。

这里牵涉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其本质是怎样开展文化融合与批判。这一问题由来已久，看似老生常谈，历史上和文化界出现过多次争论，可谓纷纷扬扬，而事实上，我们自1840年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以来，却总是在这一攸关民族未来走向的致命问题上，一而再地出现失误。

西方列强的铁蹄践踏，我们付出的不只是生命和鲜血的凄惨，不只是物资和文化财富的被掠夺，而是踏碎了夜郎自大、抱残守缺和腐朽沉迷的大国美梦，部分为政者和民间志士，认识到我们已经落后了，而落后就要挨打。他们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落后了？导致我们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救民于水火？风雨飘摇中我们这艘古老的漏船，怎样才能不致于沉没？我中华民族的未来应走向哪里？带着这些重大问题，民族精英仁人志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文化界和思想界也在不断地争论和思索。在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长足进步和辉煌的胜利。但在文化和思想界，对上述的部分问题，至今也没有思虑清楚，至今也没有得到明确和正确的回答。比如“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好象有着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答案，而对这一问题不思考清楚，我们的国家还会走向落后，历史还会重演。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虑，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而类似这样的问题，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要思考清楚的。

而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也同样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近代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觉醒者和先行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回答和实践，冷静地回顾和审视历史，有助于我们厘清对这一问题认识与回答的变化脉络。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技术和文化，许多民族的先觉者意识到，在承认自己落后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于是，以实业为主的洋务运动开始兴起，与之相伴的思想启蒙运动也随之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且不说鄙称西方为夷，这其中仍有妄自尊大的意味，但说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即认为只是他们的工业和武器先进而已，至于别的如民主和科学则很是鄙视。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也是为了打击制约洋人。这句话成为晚清向西方学习器物的洋务运动口号，其中蕴含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着振聋发聩的进步作用的，在普天之下唯我华夏独尊的国人意识里，第一次提出：我们落后了，我们还需要学习。二是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成了洋务派的思想旗帜。这“中学”当然是指倡了千年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而“西学”则指以西方科技为主体的东西。这就明确提出了，不能放弃“中学”这个本体，“西学”是为“中学”服务的。这一主张和思想，在当时是有其强大的号召力的，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而且在我国文化界至今都有它的影响。

这种“中体西用”思想，后来成为扼杀和截击维新思潮的思想武器。洋务运动的画虎成猫的学习成果，也被中日甲午战争毁于顷刻之间，指导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也宣告了它的破产。掀起维新运动的改良派，在思想上主张更多地吸收和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并试图动摇而本质上却在维护“中体西用”思想，试图在体制上把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天真地嫁接到已腐烂的帝制统治上，短短的百日维新，以鲜血和人头宣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改良主义思想又为革命派的更为激进的思想所取代。对“中学”的抨击和批判更为深刻，对“西学”的宣传和引进则更加大胆。

至辛亥革命胜利，帝制土崩瓦解。在帝制土壤里养尊处优千年之久的以儒学为主的古老的帝制文化，其腐朽性渐被国民认知和抛弃，“西学”思想和相关的教育体制，被更多的受过西方文化影响的民国之初的知识分子们，大量地介绍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并很快在新式学校里生根和传播。这为其后发生的大规模的以思想启蒙为先导的“五四”运动，提供了人员和思想储备。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祭出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让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走近我们的青年和国民。也让我们第一次反思和审视我们的古代文化，当时中国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其中了。对中国古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否定和批判的声音越来越激越和强大，并逐渐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形成共识。只是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知识分子又被基本分为两大阵营，即左翼和右翼之分。这两翼对待中国古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则走向更为激进、彻底地否定和批判的方向；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右翼，则趋于有褒有贬的相对保守的态度。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开始逐渐确立。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对待中国古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但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引进一切中国古文化的学术领域，把否定与批判变成以“反封建”为幌子的文化破坏，是过激和欠妥的做法。也对中国的古文化保护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拨乱反正的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行，过左的激进的对待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被中止和纠正。思想文化领域的突然开禁，让全面地引进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再次摆在国人的面前。于是发生了被称为“全盘西化”的思想界的争议和混乱。“全盘西化”也渐被国人放弃。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竞向展示出各自的独特魅力，民族的便是世界的，逐渐成了共识，如何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正确认识的课题。于是有人开始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还一度引起所谓的“国学热”，后来发现这一股“热”也把人给烧糊涂了：全国各地庙宇、观音、大佛、阴司鬼城拔地而起；看相、算命、风水、星象大行其道；对古文化现代版的任意解读喧嚣吵闹；封建制度下茂盛的官僚贪腐文化横行蔓延……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的尚未捡起和确立，而沉渣却已泛滥而成灾，让我们的百姓无所适从，让我们的青年和娃娃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尽管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而跳到左，又时而跳到右，让我们走了许多的盘山道，曲折回旋，甚至倒退，但华夏子孙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思索和实践，我们的国门已不可能再向世界关闭，“中学”与“西学”为什么必须要人为地分出个是非、优劣和高下呢？被科学重新审视和验证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必将得到继承和光大，并能让全世界吸收和接受；同时，我们文化中的糟粕，即使一时大肆张扬，借尸还魂，甚至披着现代科学的外套而改头换面，也终究会被科学的照妖镜照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