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寂寞 社会的悲哀

1942年，《大公报》前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而墓的前方是猪厂，左侧是一个砖厂。（据《中国青年报》7月14日报道）

方圆数米的一块土地杂草丛生，然而中间一个不规整的土堆孤零零毅然挺立，周围是一座嘈杂的砖厂和一个臭味熏天猪场，究竟是冷清还是喧闹。那些偶尔路过这里的人，都觉得这片墓地“已经荒掉了”：四周长满荒草，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隐没了小半截。谁能知道正是这片平平无奇甚至连平民大众的墓地都不如的土地却埋葬了一代风云人物。

张季鸾先生的墓碑就这样静悄悄地立着，仿佛他在那个动荡时代所坚持的风格，始终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姿态遗世独立……

也许很多人不知，也许很多人不解，也许很多人不屑，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你不能不知，也不能不解，更不能不屑。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先生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穿梭于高级行政官员和下层平民之间。在国家动荡，内忧外患时，叱咤风云，将不为人知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信息传播于世；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他让《大公报》名噪一时，为新闻界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一度成为新闻界的标尺；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并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作为新闻人他无疑做到了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敢为天下之典范，世人之楷模。对于国家他功在千秋，对于报业他是当之无愧的报界宗师。

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亲自前往丧礼，表示吊唁。毛泽东的唁电是“功在国家”，周恩来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先生的豪言犹在耳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和青年为国为民，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我堂堂中华前进中的周遭环境分析的透彻。如今，先生不再他生前用自己的文字关注下等人和底层生活，到他死后，他的墓地仍然没有与这些内容脱掉干系，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对社会的讽刺？

“破四旧”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无知的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先生本来也是属于下层人民，如果把这当成一种归属也无不可，可是，终于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

之后的几十年里，先生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人们似乎已经冷漠，或者说文革已使他们变得麻木了，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只有村里的老人们偶尔会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猜测，到底是谁挖开了那片墓地。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张季鸾”已经成了一个十分陌生的过客。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

“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作为一个报人，先生似乎已经过时了。以至于许多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位“善尽新闻记者天职”的前辈也不甚熟悉。当然，还是有人会有一些人记得他。正像记者付雁南所描写：在紧邻着猪场的杜曲镇竹林村，邢炳年仍然会时不时地翻起他那本《张季鸾文集》，平常闲下来，他也会开着那辆没有顶棚的拖拉机，去张季鸾的坟上看一看。“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个做了一辈子石匠的农村老人坐在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本正经地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曾经蒋介石、宋庆龄都来参加它的公葬，在那场“极尽哀荣”的公葬过去40年后，这个曾经的“报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被世人所遗忘，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寂寞！

于右任曾评论他说：“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但恐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名生前恬淡的穷光记者，在死后仍然天天与猪嚎鸡叫，砖厂的轰隆叮当，周遭的凌乱杂草相伴。和三国里那些诸葛故里、赵云故里相比、关云故里相比，先生墓地的冷清究竟是名利的追逐还是价值观的丢失？

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中说：“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如过吴鼎昌看到先生如今的情况那将会是怎样的痛苦流涕，然而，他的确带着他那个年代特有的风范，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