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说话：读《 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它是一本工程浩大的纪实文学却彰显出独特历史意义

它是一本底层人物的心灵档案却折射出大时代的悲哀

它就是冯骥才先生呕心沥血之作《一百个人的十年》。他要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告诉人们：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

文革这十年（1966—1976）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更多的只是抽象感念。“也许是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这十年一方面影响中国之深，一方面百姓遗忘之快，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啊！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文革过后，一个名叫巴金的老人站了出来开始用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来反思文革。

可是我们要说巴金先生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人物，他的反思并不足以代表底层人物的心路历程。因为历史总是偏爱名人，忽视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

那么，有谁要为底层百姓记录这艰辛的十年呢？历史在呼唤！

于是，一个名叫冯骥才的作家站了出来，他决定要为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建立心灵档案。他要告诉我们：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有人曾说，有情人不能读历史，因为历史太无情。当你看到这本书里面一个个故事不知又作何感想。《拾纸救夫》、《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苦难意识流》还有好多好多……

众所周知，文革一向是我国研究禁区，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说“这种文字是有杀头之罪的”，作者的写作过程是充满困难与艰辛的。

那是1967年残冬的一个夜晚，冯骥才的一个朋友，在牛棚里关了半年后被放出来，告诉冯骥才他在牛棚的经历：在关押期间，他的几个挚友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于是，每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记录，转天逼问梦话的反动含意。于是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直至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功能，从此精神与身体全垮了。其实，那时身心被如此煎熬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那一夜，他们想到同一个问题：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这一代死了，就没有人知道我们所遭的罪，没有人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深深的触动了冯骥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开始偷偷地秘密写作。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血腥恐怖的日子，写这些东西那是要被杀头的。然而，冯骥才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将身边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来。写好的材料放在哪里呢？又犯了难，他绞尽脑汁：藏匿于砖底墙缝间，藏匿于自行车的车管里……即使这样，还是心惊肉跳，日夜不得安宁。最后冯骥才决定：凡要写的东西，先写在纸上，写完就赶紧背诵，强记在头脑中，然后将稿纸立即毁掉。

为了尽可能反映这场全社会的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对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冯骥才从1986年开始，通过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采访对象，收到信件4000封，采访了数百人。直至1996年完稿，耗时长达十年。

庆幸的是《一百个人的十年》最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告诉我们：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

这十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巴金先生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但直至他逝世，也未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冯骥才已经用文字为我们建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馆。我是多么希望更多的青年去读一读《一个百个人的十年》啊！这也是我写下这篇感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