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和企业盈利的关系

常见的企业中，工人工资一般作为生产成本和费用出现。那么工人工资是不是越低对企业最有利？显然不是。是不是工资越高对企业越不利？显然也不是。工人工资的高低显然却决于老板的直接收益，从主观上讲老板最想雇佣的是奴隶，因为除了必要的生存资料外，其余的部分会转化成自己的盈利。奴隶对企业的成本基本为零。在目前的雇佣关系下，老板会客观的降低企业的费用。所谓向管理要效益，一方面是通过减少生产能耗，通过节约来达到减少企业费用的途径来增加企业利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革新，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技术效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增加企业的盈利水平。当这两种手段都不能提高企业的盈利时，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大幅度裁员就成为企业老板常用的手段之一。用一个好听的名词说就是减员增效，竞争上岗。在工人看来，竞争上岗，以为通过自己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来达到自己工收入的提高。经过反复的竞争，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掉入了企业老板们设置的陷阱。企业是竞争上岗的最大获利者。减员增效也是如此。在企业看来，这只是是企业增加利润的手段而已。理论上的市场是通过工人的自由选择来实现劳资双方共同利益的互相妥协。但在中国，市场化的自动性调节完全失效，原因有三个方面：

（1）中国有无限量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对于一些领域，这种无限的供给保证了企业一方可以任意压低工人工资。这在实践中也很多这样的事例证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也使企业的用人趋向于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拖欠工资和工资增长停滞便是两种最常用的手段。拖欠工资是工资作为现金形式在企业的手中时间加长，因为工资数额的庞大，企业可以获得工资因为投资或者储蓄所获得利息和收益。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是工人所得的，但因为在企业手中，企业拖欠的工资时间越长，企业的获得利益和收益就越大。再加上企业停止这部分人的工作，会马上有一批人补上，这跟加便利了企业，而对工人更加不利。

（2）国家的招商引资的政策，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吸引资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的GDP，尤其青睐更具规模的企业。这不仅可以给地方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也可以解决当地人的许多就业。这听起来有利于工人。但细想一下，这种就业是建立在低工资收益上的，是建立在工人被迫接受极低工资的水平之上的。这种形式看似增加的民众的收入。但实质上工人的大量时间被企业无偿占有，这种无偿占有通过不给加班费，通过不达标的工作环境，通过严重污染的车间环境来实现的。工人通过大量的工作拿到了微薄的工资收入，但在未来的大日子里却要为自己的健康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不利于工人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地方政府为了留住大企业前来投资，不惜牺牲农民工人的具体利益。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使中国农民工人的购买能力极低，不仅购买能力极低，通过对身体的维护和治疗，将会再花费微薄的工资中一部分。这是造成普通大众中日益贫困的政策所在。

（3）中国工会的官僚化更加加深了中国工人相对于企业家的弱势地位。可以说中国的工会组织仅仅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代表者，这种代表性因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越发的边缘化。在私营企业中，所谓的工会完全成了私营企业老板的帮凶，更常见的现象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中工人享受不到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中国工会的弱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政府脱离广大普通工人明显的现象之一。中国工会在主张工人权利的不作为使工人不能联合起来用整体的力量和企业家进行利益博弈。而企业家却能通过工商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甚至通过自己充当，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主张和实现自己的权益。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工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政府的某些政策直接造成的。既某些政府官员口中的人口红利。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指中国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供应，使得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极低的优势吸引资本方投资。通过投资国家获得大量的税收，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价格获得丰厚的了利润，工人获得低工资的就业机会。这种现象实质就是使工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到资方手中，通过对资方收税转移到政府手中。这种结局是中国购买能力极低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不得不走出口型贸易的主要经济动因。当前，这种模式已经进入到了死胡同。好的方法是增加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但从目前的政府行为来看，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内需，这种拉动不能从根本上增加中国的购买力。到最后只能造成通货膨胀和价格泡沫化。这种端倪已经浮现。这种局面对企业也是不利，目前企业国际的订单日益减少，企业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出口，企业极大的生产力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就会异常的激烈。这种激烈具体表现就是大量假冒产品事件的大规模爆发，这种爆发同时在多个行业出现，同时在不同地域出现。说到底就是企业国内环境竞争异常激烈的极端反应。这种现象出现时必然的。中国工人在国民经济中所得份额畸形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畸形，这两种畸形又会通过畸形的社会事件表现出来。一方面普通大众由于获得较低的工资，必然感到资金的紧张和生活的拮据，这是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经济原因。贫困是一切经济丑恶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贫困的另一端，是企业家和政府的极端富裕。这些阶层获得财富异常的容易和便利，财富的再次分配通过这些人员的畸形消费再一次分配。这种分配是建立在腐败和奢靡之风上面的。这种畸形的富人消费和权贵消费极大的使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加重，这种被剥夺感最后就变成了整个大众社会整体焦虑，这种焦虑是爆发突发事件的直接诱因.

（4）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财富开始向官僚和企业家方向转移，进入21世纪，这种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官员们通过灰色收入，贪污，以权谋私，企业家通过降低工人福利，完成了罪恶的原始积累。这一政策趋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所体现。那就是生产资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企业家的原则，降低生产费用，获得利润是最有效率的。但是这种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来达到增加企业利润是有一定的限度。最终限度需要工会代表工人才能和企业家博弈。然而中国的工会因为过于官僚化，过于企业家，工会并不能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致使中国的工人处于在中极为弱势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通过国家机器有意思的掩饰而更加弱势化。在这一方面，农民工作为工人的重要部分受到的权利侵害最为明显。这种权利侵害在2000年至2011年这十年间更为明显。这种国家政策向企业家倾斜，使得企业家在这十年找那个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的获得实质上是一种财富的转移。这种财富的转移和外资的投资共同构成了中国看似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作为农民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待遇便是农民的待遇。农民的粮食红利通过化肥价格的暴利又重新转移到工业企业家的手中。在这种境况下，农民不得不走上农民工的道路。可以说农民变成农民工在形式上是自愿的，在实质上是被迫的。这种被迫根源于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另外中国的福利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全部覆盖，对私营企业部分覆盖，对农民的完全不覆盖的局面，更加拉大了各种人群中的收入差异。这种收入差异和个人努力无关，只和身份有关。这也是某些官僚体系进亲化的制度根源之一。这种不平等的福利分配制度是两级日益分化的制度原因。政府机关的不作为也是加剧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食品领域，卫生领域，安全领域。它的根源在于行政长官考核的指标过于经济化。这种过于经济化的考核指标使得各种优势向企业家倾斜。政府成了企业的保安。这就是某些官员口中的所谓的为企业保驾护航。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把工人的利益做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通过压低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来获得资方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境遇可想而知。种种因素使得普通大众的收入过于偏低，这种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畸形。畸形表现有三：中国的出口在国民经济中过大，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扩大内需过于依赖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奢侈品市场畸形繁荣。种什么树，得什么果。什么样的制度导致什么样的人群需求。这种需求相应的也就决定论各行业的发展前景。试看未来的十年，这种畸形的制度必然得到调整。但为了稳定不会很快。所以说未来十年各行业的分布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基层民众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依然处在偏少的地位。基层民众的合法权利依然受到官僚和资方的合法的，不合法的侵害。在这种境况下，工人依然不允许组织起来通过代表自己集体利益的工会来增加维护工人的具体利益。未来十年国家政策依然对资方有利。在这种境况下，企业违法违法的代价依然小于合法经营的代价，企业家普遍思想趋向依然不会改变，通过违法或者违规获得企业的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和官僚体系互动是自己违法违规代价降得更低。在这种境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公民权依然被制度的，潜规则的，甚至官僚企业黑社会勾结的势力侵害和剥夺。这种侵害和剥夺很可能导致工人和农民的反省。这种反省刚开始表现为对官员的不信任，接着便是对官员和某些企业家行为的愤怒，最后便是反抗。大禹治水，采用了疏导的方法。现在的某些官员采取了堵的方法，以为这样可以维护稳定。某些企业家也是一样。

总之，工人和企业家的关系受制于国家政策，目前的政策环境对于资方有利，而不利于普通民众，这是贫富两级日益扩大的政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