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汉奸与爱国贼的辨析

我得承认，欲对汉奸和爱国贼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但是迟迟未肯动笔，主要觉得很简单的东西，偏要装模作样地去辨析，有自作聪明之嫌。其实我也知道，大家未必不了解其真正的含义，但是愿意稀里糊涂地滥用，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嫌疑。谁都知道，在中国，装傻有时蛮占便宜的，这也算特色国里的特色吧。

我讨厌自作聪明，也不愿意装傻，所以就一直矛盾着拖到现在。据说，真正的写作应该带点黑色的幽默，可我总做不来，这当然有缺乏幽默细胞的原因，可如果说，没有固执己见的成分，连我自己也不信。所谓的“己见”，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不自藏拙、有话直说而已。

汉奸，在近代是一个用滥的名词。但何为汉奸，可谓说法不一。既然是辨析，就得通过概念审视事物的本质。《辞海》对“汉奸”的解释是这样的：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比较《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对“汉奸”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无疑更精确一些。因为《辞海》中引诱外国入侵中的“引诱”就很难界定。如何引诱？金钱或者色情可能引诱高官腐败，而中国人要引诱别国入侵，谈何容易？该不会夸夸祖国富饶美丽，或者声称要像香港那样作百年殖民地，就勾起了侵略者的唾液腺，就让列强对伟大祖国想入非非了？这无疑是把大国事物当作儿戏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白俄罗斯竟然宣称本国盛产的美女是“国宝”，严禁出口，这岂非是赤裸裸的“引诱”？何况，“引诱”这个词，本身也很容易被当作狡辩的借口。譬如，强奸犯有时会说，因为女人穿得过于性感暴露，才勾起了自己犯罪的欲望，那意思是自己被引诱犯罪了，这无疑是荒唐不讲道理的话。如果说，外国侵略者是由汉奸引诱到中国来的，我想，随便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认同这样的荒谬。所以，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未必尽善尽美，但相比《辞海》里的画蛇添足，还是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

通过概念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汉奸主要是侵略战争时期的产物。和平时期有没有呢？如果说绝无，肯定会有人不服，但为数总不会太多。不管怎么说，作为汉奸，应该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他的身份必须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华人，而不是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如果不属于中国国籍，虽然是华侨或者华侨后裔，即使作出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也不可以以汉奸罪论处，这是《现代汉语词典》有待勘正的地方。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为例，虽然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但是却在天经地义地为美国人服务。如果以此论证其为汉奸，无异于把腰带系在脖子上了——错记了。其次，应该具备投靠的行为。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投靠侵略者并不能作为汉奸的唯一依据，因为有很多打入侵略者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其实也具备“投靠”的行为，但以此为依据，就会制造很多冤假错案。当然，和平时期什么叫投靠，也值得商榷。获得绿卡移居海外算不算投靠的行为？那些裸官的家属们算不算投靠呢？还有那些帮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人（买办）算不算投靠？我想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激起很大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决不能把赞美西方文化者当作对西方国家的投靠。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曾把鲁迅、胡适等批判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当作是“为殖民者奔波操劳”，这是对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行者的侮辱和诽谤。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被美国总统接见或者指定为独家接受采访的媒体，作为投靠的依据。在国外，国家领导人愿意接受某媒体独家采访，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能以此断定，某媒体或者某人就有投靠的行为。当然，有人可能会穷追不舍：为什么美国总统来，非要单独接受这家媒体采访，而不是别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恐怕还涉及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独立公正问题。如果把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当作“政治投靠”的证明，那么，在全国国民百分之九十都认可民主和自由的情况下，中国恐怕就要被沦为“汉奸共和国”了。所以说，我们在论定一个人是不是汉奸时，还是应该以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为主要依据。据说，国家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种。在和平时期，如果有汉奸的话，那也只能是割让土地、贱卖国家资产或者出卖国家机密情报的有权有势者，普通人恐怕连国家经济利益的边也未必能沾得上，更不用说出卖国家物质利益了。要出卖精神利益，恐怕得有人买才行。如果有可能，也不过是说漏了嘴，把某个有辱我中华民族脸面的事情给抖出去了，但普通民众掌握的那点“机密”，恐怕是路人皆知的“广而告之”，做汉奸？用句时髦话戏谑：你配吗？

由此可见，和平时期，当汉奸恐怕也只能是当权者的“特权”，普通民众和机构哪里有那个资格？不过，据说，世界上还有一种无形的侵略，那就是文化侵略——有文化侵略，当然有文化汉奸了。刘仰先生在博客中说，“在中国，真正的汉奸大都是有文化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可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灵魂被人偷偷掉包了，这个国家还是国家吗？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并非全无道理。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本是开在人类精神荒原上最美丽的花朵，怎么竟然和侵略战争搅和到一起了呢？难道西方文化真的是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吗？我当然愿意相信，这不是我们某些爱国者的危言耸听。可是，既然是侵略，肯定是说，被侵略方被迫、不情愿地接受别国文化的移植，就像当年日本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教育。也就是说，文化侵略一般发生在失去主权的国家和地区，而我们为什么会在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一边宣称“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文化”，一边却在战战兢兢地担心西方文化的侵略呢？换言之，或者我们的文化还不够先进和强大，或者所谓的“文化侵略”只是捕风捉影，当然也不排除两者俱是虚假的命题。我不愿意说，这是某些知识分子别有用心地把文化融合说成文化侵略，但是有人借文化侵略为名，阻挡学习西方文化也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究其实，“文化侵略”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冷战思维的基础之上，这种思维固然有其警惕性的一面，但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文化胜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优胜劣汰盖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共同命运。历史上，曾经征服过汉族的少数民族，最后都无一例外被汉族文化所征服，不就说明这个道理吗？古人曾说：有容乃大，文化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像保护少女一样保护着本国的文化，生怕一旦发生融合就被“性侵犯”了，就会失去少女的贞洁。这的确令人好笑，其实，文化融合不仅不会消灭本国文化，而且还会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使它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正如当今被称为“人种博物馆”的美国，固然有其主流的价值，但是绝不以各种借口排斥其他文化的渗透和融合。换言之，美国之所以强大，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就在于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可见，真正强大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拥有包纳百川的气概，一定具有虚心吸收外来文化的勇气。固步自封和抱残守缺，固然维护了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却无法使本国文化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实胜于雄辩，君不见印第安人，“坚决抵制”了西方文化的侵蚀，固然保持了印第安人文化的“纯洁性”，却只能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韩日吸收了西方文化，是不是被“有目的有计划”地侵略了？我还真不敢说。但是一个无庸置辩的事实是，韩日还是韩日，韩日没有变成美国！不同的是，韩日变得强大了，既是经济强国，还是文化强国。而我们信誓旦旦捍卫中华文化的“抗西”英雄们，现在又不得不抵御韩日文化对中国的入侵”了。前段时间，中央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其中一条重要精神就是要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这在某些鼓吹“文化侵略”的学者看来，岂不是在开门揖盗吗？

当然，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孰优孰劣，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进行理性的辩诘和探讨。但是，如果把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作为汉奸的依据，就未免有点幼稚和可笑。郭嵩焘当年因为在日记中记载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被颟顸无知的士大夫们冠名为“汉奸”。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而被冠以“汉奸”“卖国贼”，无异于辫子国复活。就好像邻居家日子过得好点，自家的孩子难免产生羡慕，希望也过得更幸福更有尊严一点，这有什么错呢？当然，如果那些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能够踏踏实实地从中国文化里披沙拣金，当然也是利国利民的盛事。但是如果对外面的金山视而不见，一味强调自力更生，那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愚公”了。

如果只有本地的特产，才是最地道和正宗，那么，西红柿等舶来品大家只好望“西”解渴了。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知为什么，那些左派人士却要当成“自家宝贝”。普世价值本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可是左派人士非要划清界限，将自己排除在人类之外，这简直有点“自绝”于人类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那些对普世价值口诛笔伐的左派人士，其实也未必不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平等等普世价值，这在他们的文章中不难找到证据。这有点令人好笑，就像前段时间孔庆东的著名言论：我骂记者了吗？我骂的是汉奸！这种自欺欺人的言论竟然堂而皇之大行其道，让人不由得想起孔子的那句“无耻之耻，无耻矣”。也就是说，左派人士实质上也赞成大部分普世价值，只是反对民主和自由罢了。但是，民主和自由，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些阻挡历史进步的专制者，无一例外成为阶下囚或者身首异处。而某些极左人士竟然打着爱国的旗号，认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民主和自由，既是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欺骗，也是对人民智力和人格的侮辱，其实质不过依然是为了让权力者为所欲为而已。况且，当今社会，民主和自由已经深得人心，如果公开反对民主和自由，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苦心孤诣树立起的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形象便会大打折扣。于是，便以反对普世价值为挡箭牌，岂不知自己在练“左右互搏”之术呢。只是这种自己打自己的招数，还是少用为好，否则，被人说成喜欢“自残”，就有点那个了。

不知有意无意，还有些人总是把爱国与爱党、爱政府混淆在一起。虽然政府很多时间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但是我们不能把爱国，简单地说成爱政府或者爱某个政党。政府在国际上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发出各种声音，但是在国内，“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潘恩）。国家是人民权利的集合体，当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真正的爱国者会理所当然地批判政府的侵权行为，防止政府腐败和滥用权力。当一个政府鱼肉百姓，贪污盛行，民不聊生之际，人民有反抗甚至推翻政府的权力。否则，我们极有可能把反抗颟顸腐败清政府的仁人志士，说成“汉奸”、“卖国贼”。而把那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官僚和犬儒当成是“爱国人士”。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以战和和的态度，作为汉奸和爱国人士的判断标准，其实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思维依然在延续，有人仍然以在国际纠纷中的态度，作为汉奸和爱国人士的判断标准。换句话说，一旦发生国际纠纷，谁的声音最高亢最激烈，谁声势汹汹最愤青，谁最爱国。相反，一些温和理性着眼于大局的声音，却被当作“汉奸”“卖国贼”的证据，这当然是荒唐的逻辑。爱国，其实更应该从国家大局着想，为国家谋取长远的利益，而不应动辄怒发冲冠、热血沸腾，作一副亢奋激昂的“愤青”模样，毕竟，国际纠纷需要冷静理智处理，而不是寻衅滋事激化矛盾。换言之，爱国也需要智慧和策略。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像胡适等知识分子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决反对立即抗战，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缓和局面，“苦撑待变”。历史已经证明，在“和比战难”的中国，那些为国家谋图长远发展大计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是汉奸，而是真正的爱国者。相反，那些逞口舌之快的愤青，那些用激烈言辞鼓动民众以血肉之躯去同现代武器拼命的人，未必是真正热爱国家的人，而是“国难声中的兴奋剂，是爱国的歌舞表演”（鲁迅语）。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些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一些人把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韬光养晦、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大局，视作是缩头乌龟的行为，动不动就要在领土争议地区亮剑，而不是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解决问题，甚至公然宣称：要把越南变成中国的安南省，或者是为了伊朗不惜与美国发动核战争。这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荒唐言论，既为那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提供口实，又让周边小国感到威胁不安，急于投进美国的怀抱寻求保护，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使中国的外交空间日趋孤立和狭窄，你能说这些是爱国的声音吗？

有人说，汉奸未必会有，但是汉奸的议论却多，这更是不讲道理的话。杰弗逊曾经说过：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异议，就是不人云亦云，而是说自己独立思考认可的思想，不作权力的诠释者，这才是独立知识分子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因为价值选择和思维取向的差异，在很多重大国家事物或者国际事务上，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是最正常的事情，相反，万人之声，如出一人之口，反倒说明这个国家的喉咙被强权所控制，就像当年的萨达姆，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率，你能说真的是民心所向吗？所以我们看到，在民主国家，不管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总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没有人会把这种反对的声音当作不爱国的表现，也没有人动不动以内奸来对付异见者。只有那些维护专制的犬儒文人，才会用“汉奸”或者“卖国贼”的帽子打压异见者，这种赤裸裸的涂黑战术，实质上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而已。

再有一个问题，汉奸由谁来认定的问题。战争结束后，汉奸一般有法院进行审判论罪，像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那么，和平时期，汉奸或者卖国贼的“帽子”，是不是由某个文学教授负责批发呢？如果说，文学教授可能在文学某个领域上颇有发言权，但其未必就有认定和裁判汉奸的资格。退一步讲，如果孔庆东先生一定要指责别人是汉奸卖国贼，最起码得拿出人家投靠和出卖国家利益的确切证据，否则就有诬陷诽谤之嫌。譬如，孔庆东口口声声所漫骂的“汉奸媒体”，孔庆东必须证明，哪些国家利益让南方报系给出卖了。如果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独家采访为由，或者认为媒体大量宣传普世价值，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所以，我认为在和平时期，如果有必要，应该成立专门的汉奸裁定委员会，由此机构对汉奸加以认定，当然在判定过程中还必须允许本人进行申辩。否则，如果每个人都以“爱国人士”自居，那么，那些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人就是“卖国贼”“汉奸”，这无疑会造成“汉奸”“卖国贼”帽子乱飞的壮观场景，正如文革期间，很多人都以毛主席最忠诚的战士自居，反对自己的，便是“汉奸”“特务”“卖国贼”……结果造成了文攻武斗、血雨腥风的十年浩劫。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让那样的悲剧重演吗？

除了“汉奸”“卖国贼”，“汉奸精英”也是左派嘴里最常见的篾词之一。精英，本是由一个国家最卓越最优秀的大脑组成，代表一个国家最顶端的智慧，但是却不合时宜成为“汉奸”的代名词，这确实有点荒诞的味道。那么，什么是“汉奸精英”呢？我从《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里还真没有找到权威的解释。一个在左派嘴里随意喷吐的名词，却没有相关精确的解释，岂不成了伸缩自如的“万能词”？这就有点“恐怖”了，试想，一个概念如果没有准确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有人要给你贴上这贴狗皮膏药，任凭你是齐天大圣，恐怕也难逃“如来佛掌”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左派人士的文章里，“汉奸精英”有时被描绘成“拿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去买美国破国债”的，还有的说是“那些贱卖稀土矿等国家资源”的，也有说是“破坏国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的，甚至有人说是“汉奸精英们导致了国家的腐败”，当然，也有说是“宣扬西方文化的文化精英”……原来“汉奸精英”们竟然如此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可是，恕我愚昧，我总觉得左派人士笔下的汉奸精英，有点指桑骂槐的味道，谁都知道，买美国国债，贱卖稀土资源等，其实是政府或者是当权者的“成就”，那些文化精英们即使心有“余”，也未必会“力足”的。奇怪的是，左派们为什么不肯旗帜鲜明批评政府或者当权者的行为，却要拐弯抹角地骂“汉奸精英”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才造成那些损害国家的行为吗？这不正说明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恰恰是民主吗？）但静心细思，我们不能不佩服左派人士们极为巧妙的战斗艺术！骂当权者卖国当然会有风险，不小心会被邀请去派出所喝茶，严重的甚至有被监禁的风险。可是，骂无权无势的文化精英，既可为自己捞取“爱国人士”的名声，又给那些异见者戴上“汉奸”“卖国贼”的紧箍咒，而且不得罪权贵集团，这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左派们甚至将厉以宁等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御用学者”，一概归到“汉奸精英”的笼子里，这当然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试想，把“御用专家”和文化精英关在一个笼子里，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还能是什么好鸟？这当然也是一种巧妙的抹黑艺术。只是百密一疏，那些机关算尽的左派人士恰恰忘记了，那些“御用专家”本质上和左派人士完全一样，都是维护专制制度的犬儒，这就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了。不信？当你看到，当政府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中国的马其顿援助校车的时候，我们张口闭口“汉奸”“卖国贼”的左派人士，却惊人地三缄其口了。因为据说，这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不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人民最困难的时候，也曾经给过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大量无私的援助吗？当然，也许这些国家利益不是出卖的，而是我们勒紧裤带无偿送给别人的，因为这体现“大国的责任和义务”。“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外交部不是这样解释的吗？所以说，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实在够傻，竟不知送比卖好！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满天飞，并不代表中国当前盛产“汉奸”“卖国贼”，而是某些学者利用“汉奸”“卖国贼”——这种在中国极有杀伤力的“武器”，打击“道不同”的异见者而已。知识分子学术观点或者政见不同，或者对历史人物臧否不同，便冠以“汉奸”“卖国贼”的名号，其实质是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腆着厚颜自称“爱国人士”（真正的爱国人士会这样自我标榜吗），把异见者抹黑成“汉奸”“卖国贼”——这是典型的往自己脸上贴金而给别人脸上涂黑的伎俩。无怪乎有人曾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无赖，用在知识分子身上无疑是一种侮辱。但是，老实说，中国现在有许多无赖的声音，恰恰来自知识阶层。用爱国主义来标榜自己，却用汉奸卖国贼丑化别人，这不正是某些所谓文人战无不胜的法宝吗？

归根结底，爱国与否，并不是衡量谁的爱国声音最高亢，而是看爱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兴利避害是爱国者的责任。那种只管爱国，却不管给国家带来什么结果的人，与“只管治罗锅，不管死活”者没有什么两样。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等法西斯分子，爱国的声音不可谓不嘹亮，可是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萨达姆、卡扎菲等独裁者也把爱国放在嘴边，其所谓的爱国，实质是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已。这样的人并非真正爱国，而是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

“爱国贼”是网络兴起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名词。此语造自任不寐先生，本意是对口口声声“汉奸”“卖国贼”的反弹和反击。爱国本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我们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和正义。那么，爱国焉何反倒成贼了呢？其实，爱国也分为理性爱国和非理性爱国两类，非理性的爱国，往往打着爱国的名义，但是却在干着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这样的人如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打着爱国的旗号祸国殃民，这种误国害民的败类通常被称为“爱国贼”。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爱国”，都会给国家带来裨益。前段时间，伊朗发生部分民众捣毁英国大使馆造成极坏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些民众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不爱国，相反，他们觉得自己的爱国行为天经地义，充分表达了他们的血性和激情，但最终结果却给伊朗的国际形象带来极大的损害，使伊朗的国际外交更趋被动。可见，非理性“爱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和汉奸、卖国贼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殊途同归。

在中国历史上，义和团就属于“爱国贼”这种怪胎。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围困攻打外国使馆，结果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制造了借口，害得清政府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每人一两），使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这种高调爱国，实质上却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谴责的。爱国固然无罪，但是，打着爱国的旗号给国家带来灾祸的人，却是千古罪人！

另一个有名的“爱国贼”是清朝两江总督叶名琛。在有些人的眼里，“六不”将军叶名琛无疑是“爱国人士”。面对列强要求释放“亚罗号”水手并道歉的要求，叶名琛虽然迫于压力，释放了水手，但是拒不向列强道歉。面对侵略军大举进攻，以“不和不战不守不跑不死不降”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黄埔界上炮声隆，我自岿然不动”的淡定，临危不惧，慨然作“楚”囚。以海上苏武自许，直至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夷黍而亡。此种“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民族气节，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让山川为之倾倒，草木为之变色。即使像岳飞那样享受万代香火祭崇，作为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楷模，也绝不为过。可是，他却遭到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唾弃和讥讽，连一向对其钟爱有加的咸丰帝都要骂他是误国之贼，由此可见，那些打着爱国的旗号，却用非理性的方式给国家带来灾难和损失的爱国者，难道不是祸国殃民的蟊贼吗？

同样，当今社会，那些被戏谑成“爱国贼”的那些人，并非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打着“爱国”旗号阻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那群人。他们以“爱国人士”自诩，可是他们所谓的爱国，绝不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秩序而已。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当前社会的腐败主要是权钱勾结，权力资本化的结果。只有对权力者进行权力制约，才有可能消除各种腐败，还我朗朗乾坤。那种寄希望于人治、党治而不是法治的想法，其实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那些寄希望于走回头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想法，更是要把中国带向二次文革的深渊。只有民主，才是诊治社会弊端的良方。只有自由和法治，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力不受侵犯，这是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那些试图以爱国的名义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人，不正像满清时期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拒绝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吗？

归根结底，“爱国贼”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凡是爱国的行为，必然不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以，我对于“爱国贼”个名词并不认同，我觉得准确的称呼应该叫误国贼。换言之，概念是对本质的概括，而“糊涂的”任先生把表象归结到概念里，无怪乎某些以“爱国贼”自诩的人士，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当然，我也反对“爱国贼”的滥用。把爱国行为与贼并列，就好像美食里吃出一堆苍蝇，固然能够显示其荒唐透顶的一面，与此同时，也解构了爱国的神圣性和必然性。毕竟，健康的爱国主义，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剥掉其虚假爱国的外衣，让误国贼回归本原，或许会少一些对爱国的亵渎。不过，到了那时，误国贼们又会变幻出别的破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