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断糊塗案是对法律的亵渎

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形成，脉络清晰，从夏朝渐露端倪到历朝历代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实施以法治国。夏代初时法律总称为“禹刑，”“汤刑”是商代法律总称，到了西周更趋成熟、规范，《周礼》中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其《呂刑》中对犯人施行刑罰的法律条文就有三千多条，可见我国到了西周立法制度已趋于完善，由此奠定了以后各朝各代的立法基础。我国的法律体系发展到今天，已有各种法律文本1100多部，已构筑完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以法治国的法律框架体系。

由此可见，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是一部保障国家安全、政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机器，是一把扬善惩恶、伸张正义的利剑，是一尊威严、庄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神。

然而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律法治体系框架基本构成的今天，就是这样一尊威严、庄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神，却被护法、执法的使者由于视法律为儿戏，草菅人命的轻率办案，不断炮制错得惊世骇俗的奇案、冤案而亵渎，让人匪夷所思。

震动全国的河南商丘赵作海冤案，如果说不是“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赵作海的冤案能洗清罪名吗？他还能得到国家65万的赔偿金吗？如同一辙的湖北佘祥林冤案，因妻张在玉患精神病走失失踪，佘祥林却被涉嫌杀人批捕，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行政区域变更，移送京山县人民法院，被改判15年有期徒刑。如果说不是佘妻于2005年3月28日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此案能真相大白吗？同样佘祥林能领取国家70万赔偿金吗？还有一例发生在湖北宜昌更离奇“枪决九年后死囚还活着”的“死囚复活案”，这样荒诞不径的办案丑闻，简直是司法界的莫大耻辱.。2002年在宜昌被执行死刑的“唐建敏，”其实叫张文华，张文华冒充“唐建敏”之名，在湖北宜昌市实施4次抢劫并致人重伤，执行死刑后通知家人前去领尸，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已经死了的唐建敏回家，这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畸形断案，引起哗然、众说纷纭。而张文华牵涉在襄阳杀人、毀尸另案，在出逃前无端“举报”同乡徐浩是凶手，徐浩也因此被襄阳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徐母十年不懈为儿子伸冤，她以“真凶举报在逃，无辜替罪坐牢。真凶落网已毙，无辜仍押牢内”二十四字来形容这起案件。据说此案因舆论等外力已出现转机，知名法律学者徐昕呼吁再审徐案，言其中案情语焉不详，证据链不够完整的“硬伤”却分明刺痛着公众的神经，徐浩是否有罪，还是无辜被害？司法机关对这起九年前疑案必须给国人一个交代。

上述一系列造成冤案的症结所在，其因是办案人员的草率办案和行政命令造成的畸形办案所致，把结案例放在首要位置，纯属巧合的与案件牵强附会、主观臆断，匆忙结案交差也是关健所在。如赵作海和佘祥林“杀人案”，稍仔细点把尸源给弄清楚，也就不会出现冤案。既使张文华冒表弟唐建敏的名，如执行前就通知到唐建敏家或事前作一番调查，也不会闹出《死囚复活案》这天大的笑话。说到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武则天朝的狄仁杰，他一生居官清正，政绩昭著、体察民情、除恶扶善、断案如神，他一年断案愈17000人次，无一怨诉者，被人称为“东方福尔摩斯。”其实狄仁杰办案除了本身的天赋之外，关健的还是他那一絲不苟、视案认真的心态在起作用。还有那宋朝的包拯，夜判阴、日审阳，当然这是后人对他的夸张而已，但他视法律为生命，上不畏权贵，下不愧对黎民，秉公执法、刚阿不正、铁面无私、忠义可嘉，这些应该都是法律工作者的典范。以“执法为荣”“维法为尊”为已任，绝不能办出徇私枉法、视法律为儿戏亵渎法津、让老百姓失望的案例。

胡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指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危险，也可以说对那些无视法律尊严，玩忽疏职办冤案、糊塗案的法律工作者起警示。法律工作者既是法律赋予职责的执行者，又是法律神圣使命的维护者，代表国家、代表人民，来住持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起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公信力作用，尤其是“执法如山”更至为重要，如一旦失偏，社会负效应反响，对整个社会都有轰动作用。例彭宇、许云鹤这些做了善事还受到法律不公正的制裁，也就演绎出见老人跌倒不敢扶，碰危难救急事不敢帮的恶性社会道德观念缺失的不良社会现象。

社会文明在发展，以法治国理念也在健康发展，但愿赋予神圣使命执法、护法者，正视法律、尊重法律、为国为民公正执法，谨慎办案，切勿演绎、制造荒唐案件来亵渎法律的尊严，引国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