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缘何由？

如果说在街头巷尾或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官员自杀事例，有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时下社会仇视腐败官员逆反心理在起作用，任意发泄或赌咒式的散播传闻而已。官员各方面条件优越，职业受人羨慕而嫉妒，非一般人所能攀就谋取，再说现在政局稳定，又不是十年动乱时期政治高压，官员怎么会去想到自杀，此话谁信？

然事实胜于雄辨，有诸多媒体报道了我国官员自杀事实的真相。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跳楼身亡，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不足200字的遗书，撞火车身亡，还有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山西省运城纪检委副书记兼监察局长蔡铁钢，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中国证监委市场监管处处长唐洪武，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等等，都釆用基本类似方式自杀。

翻开我国十年动乱历史，那时黒白颠倒，冤假错案无数，有人粗略估计文革期间官员因不堪忍受政治高压下所制造的凌辱，全国死于自杀的大小官员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资料显示，光髙层著名文化界精英人士就有105名，不妨举几例一说：中国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文革初受到迫害，和他妇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中宣部副部长、著名作家老舍，不堪凌辱，为抗议一场民族灾难的到来，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著名政论家储安平，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对象，任意打骂侮辱，跳河自杀，连尸首都找不着；建国初任劳动部长李立三，因历史路线原因，文革中也服安眠药自杀…。

十年动乱中官员遭受政治磨难，含冤受屈，不堪忍受凌辱折磨，无奈中走上绝路是有着历史缘由的。而现时今的官员处于政局和谐稳定，事业光环璀灿，生活条件优越的情况下而自杀又缘起何由呢？人们是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患抑郁症，因为他们自杀的方式多为跳楼、上吊、投水、撞车、服毒。

人们是怎么也想不明白，按理说官员应是社会精英，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工作受社会敬仰，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收入状况，都令常人所不及，竟会患上抑郁症。种种疑团我们就从一些落马官员身上捕捉蛛絲马迹；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他在遗书中表白：“投诉控吿检举太多，情绪低落，所以不想活了。”四川省彭州市委原书记落马后感叹：“钱并没有带给我幸福。案发前，它让我心虚、失眠、惊吓、精神抑郁。”被捕后他一反常态，饭吃得下，觉睡得香，精神不“抑”也不“郁”了。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被“双规”后，纪检部门在其办公室捜出大量装有现金卡和官员自荐材料的信封。这些行贿名单中，包抬一些现任的区、县领导，多达百余人。主子落马，行贿买官的百多个官员，将是整天过着忧心忡忡、提心吊胆、心虚的日子，失眠、惊吓、精神抑郁也就随之附身。

《凤凰周刊》媒体也沸沸扬扬报道大陆官员已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分柝时下某些官员患抑郁症，究其病根有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纠集而成。其一官场上精英云集，对手林立，激烈的职业竞争导致心力交瘁；其二对体制内和网络上不断扩大的监督不适应；其三因一个“敋”字，二奶难缠，导致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怕引起后院起火；其四潜意识滋生一个“贪”字，疑心生暗鬼，搅得寢食难安，生怕不知哪天厄运就落在自已头上。综合分柝四个方面因素，“贪”和“敋”是这些官员患上抑郁症致命要点，是一道致使患抑郁症官员走上不归路的催命符。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患上抑郁症的官员，都因犯“敋”和“贪”的邪念患抑郁症而自杀的。但是官员自杀非同常人，无论缘起何因，它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带来种种猜忌，给组织形象抹黒。官员自杀组织上是不予认可，﹙除非是似十年动乱期间政治上的冤假错案﹚也不会与死者开追悼会。同时官员自杀也会给家庭蒙上一层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综上所云，医治官员患抑郁症的良药妙方，只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心底无私，胸清气宁，方能扶正固本，袪去病源。另外，因犯“敋”和“贪”而患有抑郁症官员，心病还要心药医，只有投案自首，放下包袱，争取出路，重新找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