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悲哀

这里所提到的文人，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多数文人，孤傲自洁，吟诗作赋，或者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赢得不朽身后名的思想文人，而是指深中“学而优则仕”之毒的文人。想想看，寒窗十数载，数十载，青丝变白发，胸怀治国之经典，满腹治国之策论，若无处高谈阔论，乐为人师，实在可悲可怜至极。

历史上靠读书踏上仕途，且能施展其才的文人少如晨星。读书是一回事儿，官场又是另一回事儿。不甘于与草木同腐，不甘于没名尘世，道路的选择，确实也难煞了文人。于是只有上书自荐，或者寻求靠山。汉代的东方朔，滑稽敏捷，别出心裁，一篇《上武帝书》，一扫阿谀遥尾之态，不卑不亢，亦庄亦谐，其人格高古，非后世媚骨文人所能望见。奇文共赏，全文且引如下：“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有赞：“朔此篇干进而似勿屑乞怜，大言不惭，后世游士自炫自媒，或遥师，或暗合，遂成上书中一体。”结果呢？武帝眼中一玩物俳优耳，于国何益？官场盘根错节，会写几篇策论或自书自才，便能敲开山门，登堂入室，未免想得简单。即使入了室，能不能自由驰骋，以施抱负，也就成了疑问。坎坷碰壁，流放罢黜，时常发生，送命的也是有例子的。

且不管靠什么道儿，踏上了仕途，有权有势，能否残存一点文人的清气？歌颂皇权，山呼万岁，违心屈膝，官椅可否安然？照史书上讲，陶渊明不是为了五斗米而辞职，去作“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农夫了。那是因为他的官太小（就魏晋时期而言），仅是一名县令。要是放在当下，早已牛上天了。唐代诗人中，高适是官运亨通的一个。晚年曾任节度使，散骑常侍，声势相当显赫。早年窘困，近五十岁才得了封丘县的一个小官。有诗为证：“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实在狼狈不堪，“一生自是悠悠者”终于幻灭。好在参与了镇守边关，抵御外敌，平定永王李璘叛乱等，也算些功劳。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忠公韩愈，却遭了不少的曲折。游历长安，为谋一官半职，连连写信作诗，求人引荐，废了不少的心思。自恃文笔纵横新奇，气势非凡，获得了张籍等人的赞赏，在朝上不免美言几句。官是坐了，但有意义的事没做几件，却写了许多阿谀奉迎，墓志碑铭的华架文章。怪不得他的门人刘叉也离开了他，临走时还拿走了一些钱财，正是此类所得。

古人的事早已过去，不易多说，还是举一现代的例子。被誉为现代诗坛“三剑客”之一的袁水拍（另外两位是徐迟，冯亦代），晚景颇为凄凉，起因竟是官位的特权。上世纪四十年代，袁水拍热衷于写政治讽刺诗。嬉笑怒骂，不拘一格，颇有“斗士”的味道。解放后，诗人回归抒情，一首《毛泽东颂歌》，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主席甚至请诗人全家到双清别墅度工作周末，还设家宴招待。机遇难得，诗人由此走上了从政之道，任职于中宣部，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可是风云莫测，“四人帮”倒台后，旧日好友，几无往还，甚至有断席绝交者，徐迟便是其中的一位。一次，徐迟晋京，想观看一场戏曲，向袁水拍要了一张票，只是位置稍差，倒数三排的一个角落。当戏开幕前几分钟，但见剧场进来一拨贵宾，拉家带口，前呼后拥，直奔前排，原来是袁水拍（时任副部长）一行，甚至包括司机保姆。徐迟见状，怒不可遏，士可杀不可辱，遂与袁水拍断交。特殊环境下的平步青云，使袁水拍得意忘形而不能自知。可悲可怜之处是否在此，不敢妄断，自有公论。

文人，就算作一种雅称，那只是外表，内心世界的悲苦冷暖只有自知。还好，现今极少见到这样的称呼。其实，多读几本书，聊以自慰；多著几篇文，聊以自乐，与骨子里的魂能沟通就是佳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