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得白卷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张铁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牛人，他牛B就牛B在考大学时不仅交了“白卷”，而且就靠这白卷考上了大学；更牛B的是，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成了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用民间土话来说，这家伙是吃狗屎遇到油渣了。

其实，说张铁生靠白卷上大学，那还是好的，他起码还有一张白卷。而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2年，在中国上大学是连白卷都不要的。哪象现在的学生，学到天昏地暗、考到神经错乱。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要“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你只要听他老人家的话，只要到农村认认真真劳动两年以上，并经过贫下中农推荐就可以上大学了。

就这样，从1968年开始，张铁生就下乡当了知青，老老实实在农村滚了五年泥巴，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到1973年，他终于被推荐上大学了。然而，活该他倒霉，也活该他出名。就在这一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又爬起来了。老邓是个讲实际的人，一切以能抓到“老鼠”为标准，不玩那些政治花架子。他觉得不考试就上大学，象这样培养出来的“猫”是抓不到“耗子”的。于是，就要求，要想上大学，光有推荐还不行，还必须要进行文化考试！

这一家伙可把张铁生害惨了。因为他光顾着滚泥巴连红心，把在学校学的那点知识，都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考语文的时候，因为经常写大字报的缘故，他还考了个60多分，考理化时，就傻眼了，头发都抓落了也只会做3个小题。看来看去交卷时间都没到，想来想去又多少有些不服气。于是，闲着也是闲着，他把卷子翻过来，给当时的领导写起信来。别看他物理化学只考了6分，但写“作文”还是可以的。不用多长时间一封近700字的“作文”就写好了。他看快到交卷时间了，就申了个懒腰，走出了考场。

后来人们都说他交的是白卷，这是纯粹是瞎说，他的这份卷子背面都快写满了，怎么是白卷呢？只不过他把理化当成语文或者政治来考罢了。

真是种豆得西瓜、天上落豆渣。他这封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信，竟然被当时辽宁省最大的官——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大加赞赏并报告了江青等中央领导。而江青他们几个早就对邓小平看不顺眼，正愁找不到攻击邓小平的机会和武器。这下子，瞌睡遇到枕头了。于是，这封本来只是想发发牢骚的信，经过江青他们装进政治“核材料”之后，那就成了一颗威力无比的“原子弹”。张铁生也成了江青他们手里的一块用来打人的“有棱有角的石头”（江青语）。

7月19日，《辽宁日报》就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8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被江青他们引爆的这颗政治“原子弹”，不仅把刚刚拨乱反正的教育体制炸得体无完肤，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再次被打倒。这颗“原子弹”的制造者张铁生，理所当然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这样一来，不仅上大学不用考试，连中小学也不准搞闭卷考试了，还不准教师出难题偏题怪题。搞得老师们愁眉苦脸，而学生们则笑逐颜开的。同年张铁生被破格录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还在读大二的他就被任命为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就在他春风得意，四处作报告做演说的时候，中国当时的政治天空就象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了，朱德去世了，连天天被祝“万寿无疆”的毛主席竟然也去世了！原来就呼风唤雨的江青“四人帮”，一看老大不在了，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频频出招。华国锋这位看起了老实巴交的山西大汉，其实也不是好欺负的。但好拳难敌四手，势单力薄的他急忙找来叶剑英等几个重量级帮手，只一回合，一绊脚就把江青几个给放翻了。江青一扑爬摔下去，她手中的那快用来打人的“有楞有角的石头”张铁生就被丢到了一边。当年10月张铁生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逮捕入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也许想不通：是江青把他当成打人“石头”，充其量他也只是“凶器”而不是凶手，而凶器最多只能作为证据，怎么还把凶器也拿去判刑啊？

一封牢骚信，换来三年的辉煌，十五年的牢狱。这确实是只有在中国的那个年代才会出现的奇迹！那么，这份让张铁生一夜上天堂，一朝下地狱的“政治原子弹”，究竟是怎样一份答卷呢？请看下面：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试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谴责。

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没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大愉快的。我所感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1973年6月30日

用现在的眼光看，就这封“牢骚信”，不说是核武器，就连常规武器都算不上。张铁生要表达的只是：你们原来说只要认真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就可以上大学，等我认认真真得在农村劳动了五年，终于得到推荐的时候，你们却又要考试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或者对那段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毛主席、党中央是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可以说，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有99％的人是不敢怀疑它的正确性的，那1％的敢于怀疑的人中，也有99％是不敢说出来的；那1％敢说出来的，是100％没有好下场的。彭德怀敢说，被整死了；张志新敢说，被割喉了；遇罗克敢说，被枪毙了，李准敢说，被牢死了，王佩英敢说，也被枪毙了……

客观的讲，张铁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插队知青，他没有那个水平和能力去怀疑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我们更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是有思想、不怕死的张志新、遇罗克。作为普通人的张铁生，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是个被动的接受者和老实的践行者。他作为一个城市学生（他自己在信中说的，至于他家的那个县城算不算城市，另当别论），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成了干农活的行家里手，还被选为生产队长，这是老老实实干出来的，不是玩虚做秀秀出来的。他在信中说的每天劳动18个小时，并不是夸张，而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牢骚确实是发自他内心的实话。同时，他老老实实的在农村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不是想真正做一辈子农民，而是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他上大学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与现在的学生废寝忘食的看书学习是殊途同归（现在看考试分数，那时看政治表现）。

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文革搞乱的教育进行整顿，要求上大学不仅靠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对于象张铁生这一类老实听话、完全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人是不公平的。对张铁生们来说，不管是原来的“靠表现上大学”，还是现在的“靠分数上大学”都是党中央的政策。这种“朝令夕改”，确实让执行者无所适从。从本质上来说，张铁生的牢骚不是反对考试，而是对这种朝令夕改的不满。用他的话来说，如果他放弃工作不管，花一些时间复习，他也不见得就会交白卷。但一项政策的推行难免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作为利益的损失者，张铁生利用这种形式，发泄一下不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这种牢骚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那时不象现在，我们可以对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品头论足，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也不见得就把你怎么样。但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普通人是把中央文件等同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的。对中央政策提出批评，是有可能被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的。否则，这封写在试卷背面的信就不会落到省委书记的手里，中央高层也就不可能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也许当时把它交上去的人，就是把它当成反革命言论上报的。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来看，张铁生交这份“白卷”，虽然没有当英雄的初衷，但这确实需要有一股英雄般的勇气。因为一旦当权者不高兴，他的行为无异于搞自杀式爆炸。因此，无论是他当初成为“英雄”，还是后来成为“罪犯”，这不仅不是他的主观主动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张铁生只不过是我们思想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这一事件已过去了将近40年，1991年出狱后的张铁生与在狱外等了他15年的恋人结了婚。他经过打拼，现已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身家千万。“白卷英雄”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仍然有无尽的思索：

党内能不能搞政治路线斗争？搞政治路线斗争就非得你死我活吗？被斗倒的一方就一定是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我认为，在保证充分民主的前提下，正确开展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是保证党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有效方式，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而且权力的大小和掌握真理的多少并不一定成正比。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应该都是内部矛盾。一家人吵吵嘴，辩辩理，谁对就听谁的，“谁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这可是毛主席说的。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该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无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家人动不动就实行“家庭暴力”，这肯定是不好的。另外，从历史来看，我们总爱在政治路线斗争中，说对方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这些所谓的政治路线斗争，只是彼此在“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分歧。严格说来，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彼此选择的到达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有所不同罢了。可以说，谁也不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党内同志之间的斗争当成敌我矛盾，搞得你死我活，甚至不仅要在精神上清除还要在肉体上予以消灭的地步，这绝不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党应有的政治风范，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们应该从张铁生“上天入地”的经历中，充分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张铁生留下的这张白卷上，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正确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