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与王安石

近日百家讲坛上康震老师讲唐宋八大家王安石，观众一片赞许之声，我听到消息急忙找电视寻看，只看到最后两集，的确不同寻常，活泼生动又深入浅出，才情并茂且深具史识，是百家讲坛开设以来的上乘之作。其中讲到王安石与蔡京的关系，尤让我耳目一新。

他提到了王安石隐退江宁时蔡卞受朝廷委托去看望他老丈人，还着重地讲到蔡京和王安石被捆绑一起当作北宋亡国的替罪羊，他说：“蔡京其实也不能说得一团漆黑，他肯定是个有能力的人，肯定做过一些好事，也干过不少坏事”，他说宋钦宗和宋高宗把蔡京和王安石捆绑在一起批斗，不是出自“感情上的恨”，而是出自“政治的需要”（大意如此）。这与把蔡京看作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太古老、太传统的看法相比，要大为客观、宽容，显有学者之风。

王安石与宋神宗发动的变法，其实并没有象有的人认为的那样不久就失败了，而是象康老师所说那样被哲宗（亲政后）和徽宗接着做，在北宋历史上前后延续六十年左右。其间多以南方士人为骨干，先期有泉州的吕惠卿、蔡确、浦城章惇等，哲宗时有章惇，江西南丰曾布、仙游蔡卞、蔡京兄弟等。徽宗之世二十六年中，则以蔡京为主。

蔡京、蔡卞与王安石实有不解之缘，两兄弟是在新法开始的第二年考上进士走上仕途的。蔡京因大臣熊本推荐蔡京“学行纯茂，练习（能熟练地贯彻）新法”，得到提拔，蔡卞因“王安石见而奇之，妻于女，使从己学”。新学的核心著作是《三经新义》，其中《书新义》、《诗新义》分别由王雱和蔡卞执笔。王安石隐退江宁时，有次与蔡卞私下谈论宰相人选，老人扳起指头说“你哥算一个！”可见王安石对蔡京期许之深。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年方9岁的哲宗即位，祖母高氏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了司马光、吕公著等“老成之人”，很快全盘废弃了王安石的各项新法，王安石也死了，史称“元祐更化”。蔡京、蔡卞被列入蔡确亲党30人之中，在朝廷榜示，不许再入朝为官。在元祐八年中，京、卞因参与过新法、新学，得不到升迁和重用，只在全国各地调来调去。

等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死了，哲宗亲政，立刻打出继承父亲的旗帜，改元绍圣，重行王安石新法和新学。京、卞兄弟就时来运转，皆被召回朝廷，担任要职。

徽宗时蔡京为相，宣称以继承和完善神宗、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为工作中心，崇宁三年六月，以王安石坐像配享孔子身边，如康老师所言位在孟子之后。政和三年，王安石追封舒王，又诏追封王安石儿子王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子庙两庑之末。蔡卞更是以王氏新学的掌门人自任，谁说王安石一句不是，他就跟谁急。有一出当时在宫廷和宴会上演的参军戏，以孔庙诸神像为角色，孔门弟子子路挪谕孔子的女婿公治长说：“你看人家女婿（指王安石女婿蔡卞）誓死捍卫老丈人的模样，不觉得自已对待孔老先生不够尽力么？”

徽宗本人是把蔡京与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他在《宣和书谱》中说：“当年我老爹起用王安石，一起实现天下大治，其对王安石的眷遇之隆，前无擬伦。我继承皇位以来，也是靠蔡京来继述父兄的遗志的，故对蔡京的眷倚，不敢比我老爹当初对于安石的差！”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兵第一次撤围后，北宋否极并未泰来，而出现了“靖康汲汲，内讧外淛”的危险局面。钦宗在他十四年的老师耿南仲的挑动和操纵下过度猜疑徽宗有复辟企图，从而对先朝大臣加于清洗和杀戮，极大地削弱了宋方抵御外敌的力量，在金人第二次入侵时铸成了亡国之恨。时人讽刺他们的各种顺口溜中，有两句话是“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东京，却管蔡京”肃王是钦宗的弟弟，当时为质在金营，舒王是王安石，时人讽刺朝廷不想想办法救肃王，不想想办法保卫首都东京，而孜孜不倦地去开展对蔡京和王安石的“大批判”。康老师说：结果是斗死了蔡京，取消了王安石的“舒王”封号，将王安石在孔庙中的主殿配享待遇，改为从祀两庑。

靖康北宋亡于金，南宋人谈论亡国原因，有些人如赵鼎等归罪于蔡京误国和王安石变法，建炎三年六月，时任司勋员外郎的赵鼎上奏说：“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其余童贯、王黼辈曾何足道？今贯、黼已诛，而安石未贬，犹得配享庙廷，蔡京未族，儿孙饱食安坐，乃谓时政阙失，无大于此者！”

绍兴八年七月，时任宰相的赵鼎因重修《神宗实录》事，又对高宗说：“崇、观之失，不归之蔡京，使何人任责（不归罪蔡京，要什么人来承担罪责）？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愿陛下深察之。”他说为蔡京说话的人是看重蔡京过去对他们的恩惠，而薄待朝廷祖宗，言下之意是他们不要蔡京来承担罪责，难道要让徽宗、钦宗来承担罪责？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蔡京与王安石捆绑一处做了北宋亡国的替罪羊。

南宋中期淳熙时，有人要求罢去王安石的孔庙从祀，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最后只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被取消了从祀。

南宋后期权相史弥远和宋理宗尊崇程朱理学，实施文化专制来加强其政治上的专制，彻底否定了王氏新学，宋理宗终于下令：“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于庙庭？黜之！”就这样，王安石才被赶出了孔庙。而以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五人从祀。

程朱理学既被定为国学，王安石既被被定作“万世罪人”，则新法各干将皆因“得罪千古名教”而被抹黑，其中以蔡京骂名为最大，到了元朝修宋史，就一一列入奸臣传。

出现于南宋亡国前后的《宣和遗事》把王安石和蔡京以十恶不赦、报应悲惨的“拗相公”和“大奸臣”活灵活现地加以描绘，明初《水浒传》和一些话本继承了这一描写，王安石和蔡京的奸臣形象就逐歩深入人心。

明太祖朱元璋尊程朱理学于一统，士人须靠程朱才能赢得科举。他一度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因为孟子说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杀暴君如诛匹夫”一类“反动”言论，他实际上阉割了孔孟儒家思想，甚至也阉割了程朱理学，只是强调理学中君主具有先天的和至上的权威性的理论。康老师说朱元璋强烈反对王安石重视经济的思想，认为整顿统一道德人心比发展经济更重要，以今天的话讲，就是要“突出政治”，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甚至连第二也不是的。所以大明二百多年间臣子们一味地说王安石和蔡京的不是，张居正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明明有许多是仿效王安石，却做贼心虚似的不敢提他。蔡京的名声就更差了。

康老师又说到大清的乾隆皇帝破口大骂王安石的故事，只因王安石有回与宋神宗闹别扭，宋神宗情急，说了一句肺腑之言：“我与你的关系，非一句君臣关系能了得！”，乾隆因此大发雷霆，骂王安石大逆不道，把天经地义的“君为臣纲”搞得君不君，臣不臣，把这条列为王安石的万恶之首。康老师嘲笑乾隆无法理解宋朝时朝廷较为“民主”的气氛，以乾隆自已的低水平来批评王安石的高水平。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有不解之缘，如一首打油诗所说：“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是历代的统治者和卫道士们把他们两人捻一起了。

到了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中国学人开始以较为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审视宋史，梁启超以如椽之笔，写出了《王安石传》，各界人士纷纷认同，毕竟帝王时代渐行渐远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王安石为正面历史伟人，他是终于基本洗白了，而长期与之捆绑一块的蔡京，我想，纵有千错万错，是否也可重新审视一番，宽容一点，客观一点呢？现在大多数人温饱有了，虽然住房、医疗、教育还有许多问题，但已开始重视娱乐文化生活，象康老师那样谈古论今，让我们有时听一点古人的故事，也可作为生活中的一杯茶，一撮盐呢！致于研究历史能否有助治道，就不是小百姓关心的事了。听说最近习近平说了干部们应该看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