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杂评（拾遗篇）—五循吏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五位名臣综合列入《循吏列传》，有关的史料对这五位的记载也不多，所以我也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评论。

所谓循吏，其实就是能够担当起岗位职责的官员。什么叫做担当？个人以为，举无失当才是担当，用戏曲《七品芝麻官》中的台词说，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能为民做主的官员，就是循吏；引申一下，能够奉公守法的官员，就是循吏。

《循吏列传》中所列的五循吏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和李离。

关于孙叔敖，孟子所说的“举于海”者，就是他，纯纯粹粹的草根，后来经人举荐，被贤王楚庄王任命为国相。为政期间，孙叔敖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尤其注重因势利导，为提高楚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正廉洁官员，为官多年，死后家里居然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不禁想起另外一个人，大清朝有位御史，叫孙家淦，堂堂三品官，每天吃的居然是米饭就咸菜，当时的宰相张廷玉到他家里，发现这种情况，感慨万千。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官员的要求无非清正廉洁四个字，真正能做到的，真是太少了。

孙叔敖非常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列子•说符》中有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什么是“三怨”，这位隐士回答：“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意思是，爵位高的人，会有人嫉妒，官职大的，主上会忌惮，俸禄多的，会有人怨恨。听到狐丘丈人的话，孙叔敖表示：“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大体意思是说，我爵位、官位越高，我就越是低调行事、越是小心翼翼，我的俸禄越多，我越是用它来救济更多的百姓，这样，我就可以避免您所说的“三怨”了。个人以为，孙叔敖这番话，可以作为所有官员提高自身素质的原则。

子产的出身与孙叔敖截然不同，是地地道道的郑国贵族，史书记载，他是中国最早制定成文法典的人，从这一点来说，算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子产任郑国国相，仅仅用了五年，整个国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秩序井然。他死的时候，全国老百姓痛哭流涕：“子产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关于这一段的叙述，我想读者会有所联想。本来，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打心眼里讨厌，但对于子产，却是由衷的敬佩。

关于公仪休，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酷爱吃鱼，但是当了鲁国国相之后，任何人给他送鱼，他都不接受，说他正因为爱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自己是国相，能够买得起，如果因为吃了人家的鱼被免了官，谁还送鱼给自己吃？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对后世为官者的警示极有意义，自古以来，为上官送礼，几乎都是投其所好，如果官员自己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认识，所谓贪赃枉法就可以避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幻想，估计也是千千万万国人的幻想，那么，既然是幻想，要实现可见其难于上青天。

公仪休最大的功绩，不是保持自身的廉洁，而是他坚持“不与民争利”的信条，不但自己率先垂范，而且要求百官也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仪休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提出为官吏者不得经商做生意的先驱。他认为，如果官吏涉足商业，老百姓是绝对竞争不过的，长期以往，必然会动摇国体，产生祸乱。可是，现如今，我们放眼观瞧，越是官职大的，涉足的产业越大，据“可靠谣传”，某地方道路两旁的路灯，都是某“大官”的子弟所设，一根灯杆价格居然高达数万元。

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国相，因为他的父亲杀了人，而他呢，则是放了父亲，自己替父亲抵罪而自杀。李离是晋文公时期的法官，因为冤杀了无辜，自请抵罪自杀。这两个人都是守法的典范，尤其是李离，当晋文公表示可以追究他下属官员责任的时候，他说：“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意思是：我做长官，没有把官位让给下属；我得到的俸禄多，而没有分给下属。现在因为过错制造了冤案，让下属来顶罪，我从来没听说过。

曾经听过有人说过那么一句话，说下级要时时刻刻做好为上级“背黑锅”的准备。想来，这恐怕是官场内的“潜规则”了，真假姑且不论，太史公就因为这个原因，把李离列为五循吏之一入传，个人以为，大概这个现象在古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吧。

古人说：良吏，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安民二字，可以作为官员为政的最高准则，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读《循吏列传》最重要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