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蔡京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尊重

读了桂园先生的博客《保护蔡京墓是对历史的尊重》，感触良深，的确有个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明的问题。我等网民，常为中国指南针、印刷术、造纸之类的技术发明和儒家学说等感到自豪，我也说点别的，看能否“自豪”一下半下的？

中国古时候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假如你外出在远处，所有的盘緾全花光，又身得重病，躺在路上，你将面临的不是死神的光临。只要你被人发现，当地的官员就有责任紧急行动起来，把你送进“安济坊”，看管安济坊的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僧人，他必须去请来当地医生给你治疗，等你痊愈了才送你出境，所有住食医疗费用都由当地政府开支。他们这样做不只是慈善，而且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你的姓名、籍贯、从何地来要到何地去，得什么病，开什么药方，看护人，医疗者按照制度规定，都要写入档案，留待当地官员考核时候作为参考，做不到的别想提拔了。那个看管安济坊的僧人所收留的病人达到一定的数目，朝廷就会奖励他一张度牒，也就是收度僧人的资格证书，这在当时是很值钱又很有荣誉的。你说一千年前，全球还有何处存在这种社会文明呢？

如果你是孤独鳏寡之人，你不用害怕，当地会收你进居养院养老，你将得到看护。如果穷人家死了家人埋葬不起，你将被政府收葬在一块官方购买的“漏泽园”里，不必暴骨荒野，入土为安在当时可是个头等大事呢！

这些社会救济是在先前政府和民间的很不普遍的善行的基础上，由蔡京详细制定为制度。宋徽宗诏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大规模地实施起来的，历史学家不忌讳蔡京是个“大奸臣”，他们的论文详述了一千年前中国社会的这一当时全世界都还根本没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文明，你们说，我们是如实地告诉欧洲人、日本人和世界各地人，说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这等好事？还是因为蔡京是“奸臣”，就不“自豪”了，就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说，中国没有这事，或是说：“我们不屑提这事！”

蔡京推行的学校和科举的改革，历史学家们也常谈起，以各级学校来作为培养人材的主要方式，这件事许多史家们说是史无前例的进步，那时在首都太学中搞了外舍、内舍的三舍法，各地也都相应设立三舍，读书人进了学校，生活和学习费用大部分都由政府负担，士子进京考试或进太学，一路上费用沿途政府有责任解决。假如你是读书人，你不认为这样做是一个进步吗？

也许你说你不相信这些，还是让我说一下朱大圣人朱熹对此的评价吧，朱子大家都认识，大家到孔庙拜孔子，顺便就得拜朱熹，朱子所过之地都成为圣迹，叫做“朱子过化”，朱子对他的弟子们讲课时，有些重要的话被他弟子们记录下来，成了一本书，叫《朱子语类》，书中有朱子给他学生们讲过的一个关于蔡京的故事，说蔡京还没当宰相的八年前，章惇被朝廷任命为宰相，正在从地方去首都到任，蔡京路上去见他，拿出一份建议书给章惇，建议实行社会救助和教育科举改革，章惇说：“留给你自己以后去做吧！”

朱大圣人接着说：“后来蔡京当宰相，就把这些都实行了，社会与论当时对他很有好评呢！他还曾经到太学里去查看学生的伙食，亲口尝尝学生吃的馒头。学生们高兴得以手加额，说太师如此关心我们。”朱大圣人的语录，大概可以当证据了吧！

朱子是南宋人，死时离蔡京死的时候已经近百年了，在他死前三年，也就是南宋理宗庆元二年，朱熹为兴化府的公益设施仁寿庐作《书廖德明仁寿庐条约后》一文，文中还说：“至于崇宁、大观之间，功成治定，惠泽洋谥，隆盛极矣！而上圣之心，犹轸一夫之不获，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滋润）矣！”赞扬了蔡京为相时的崇、观之政为“功成治定”，安济坊，居养院等社会福利措施为“德至渥矣”，朱熹本人居官时创“平粜仓”，时人公认类似于王安石的常平青苗之法。这篇文章，不但在《兴化府志》中查得到，《朱子全集》中也有，只字不差。

你说蔡京都死了快一百年，朱大圣人还记得这些好事，我们就不好去提起这些历史吗？许多人为与外国人争论古代科技发明国，争得脸红耳赤，难道就不能为北宋后期真实存在的当时在全球无以倫比的社会文明“自豪”它一把吗？其实追溯中国古代曾有过的这一文明，本身就是现代中国人的文明的一个体现，何必死死拘泥于并非科学与真实的“忠奸之辨”呢！

也许你还会说，蔡京既然是奸相，他就会作政治秀，什么社会救助，崇宁兴学啊，都是政治作秀，收买民意而已吧！也许！也许！可是上面讲过的朱子说的蔡京向章惇提建议的事，就在蔡京做宰相的前八年，该不是作秀吧！研究历史的人都比较看重历史事实，思想动机是有时讲不清哪！

还是让我讲一个离蔡京当宰相更早一些的故事吧，也就是蔡京倡修莆田木兰陂的故事。话说古代莆田东面靠海，南洋好几万亩地，海潮逆流而上，把木兰溪的淡水弄成咸淡不分，不能用于灌溉，只长蒲草，不长禾苗，唐末五代时，莆田出了一个出语成谶，很神很神的老和尚，叫妙应禅师，又称伏虎仙师，省内好多地方至今还供其庙宇呢。

他说话是很神很神的，王审知来福建，他说：“骑马来，骑马去！”结果王审知是“马”年在福建建立的政权，又在下个甲子马年灭了，刚好六十年。闽王朝灭了以后留从效占了泉州，人家问他留从效如何？他说：“卯下田，力交连，井底坐，二十年。”卯字下面加个田字，就成了姓留，左边“交”做偏旁。右边“力”做偏旁，合起来就是左交右力的（交力）字，也就是如今的“效”字。井底有什么？就是泉水，泉州的“泉”字，留从效要在泉州坐二十年天下，果然如他所言，你看妙应禅师神也不神？

他到莆田壶山看到莆田南洋那几十万亩盐碱地实在是很需要木兰溪的淡水来把它改造成良田，就发出了一个至今莆田人老幼皆知的一段谶语：“水绕壶公山，莆田朱紫半，白湖腰欲断，此时大好看！”他说只要到了木兰溪水被引着绕着壶公山去灌溉几十万亩南洋地时，莆田经济和文化就将大发展，穿紫红色官服的人会大量涌现出来，等到白湖一带架起了跨海桥梁，莆田那时的光景就大大好看了。

妙应禅师此言，代表了莆田百姓渴望兴修木兰水利的世代愿望，莆人代代念叨着大师的这段谶语过了近二百年，到了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终于开始付诸行动了。先有邻县长乐的一个退休官员的女儿钱四娘，带了全部家产十万两来莆田，在木兰陂现址上游的将军滩修陂，陂成，正在水上饮酒庆功，上游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千辛万苦建起来的陂一下子冲垮了，钱四娘悲哭绝望，跳水自杀，后来莆人为她修庙，记念这位豆蔻年华、胸有大志的未婚女青年。

紧步钱小姐的后尘，又有一个长乐县的退休老进士林从世，也带了全部家产十万银来莆田，在木兰陂现在址的下游温泉口筑陂，陂又成了，可是碰上海啸，海潮猛攻主陂，又一下子垮塌了，从此林从世家产败尽，流落莆田至死。

然后谁出场了？就是那个“大奸臣”蔡京哩，可是那时离他当宰相还有二三十年，他还是个未出仕的青年学士，十九二十岁吧，他弟弟蔡卞小他2岁，兄弟俩找到堂兄蔡襄，说：“哥！你修泉州洛阳桥为泉州人做了大好事，那你也来莆田修木兰溪水利为莆田人做个大好事吧！”蔡襄一生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死了谥号忠惠，在仁宗末年处境很好，人品才学世所公认，快要当宰相了，然而仁宗死了，英宗继位，怀疑蔡襄在他继位前后提过不同意见，于是蔡襄只好怏怏地外放杭州，做知府，治平三年底，母亲死后扶枢回莆田，蔡京俩兄弟大约在这时被钱林两人前仆后继接连失败所感动，向曾在朝廷做大官的堂哥提出要求吧，蔡襄说留你们兄弟俩去做吧，蔡襄是自己病了，不能再为莆人去修木兰陂了，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又过三年，蔡京兄弟双双中了进士，再过五年，兄弟俩人还是基层官员，离当宰相做政治秀还远着呢！却向朝廷提出建议，要求朝廷向福建募人修建木兰溪水利，那时正是王安石农田水利法实施之时，朝廷批准了，蔡京又写信给闽候的富户李宏，李宏慨然应朝廷招募和蔡京邀请，携全部家产七万两和七个帮手来莆田，在僧人冯智日的指导下，选择水流比较缓阔的木兰山下筑陂，陂未完成，钱就花光了，蔡京又向朝廷再次申请，朝廷再次下招，这回莆田是真正动起来了，有十四家退休干部捐出资金七十万两，木兰陂工程包括主陂，上下堤，灌溉与干渠三十多公里，陡门水池，前后八年，才最终完成，兴化军的财政收入大半从木兰陂所灌溉的土地上收取，莆田如妙应所言成为一方乐土。元丰二年，宋神宗亲自批示，以四百多亩永不科税的田地赐给筑陂者，皇帝感动地说：“你们奋不顾身为国家考虑，我来为你们子孙后代考虑吧！”元丰五年工程全部完工时，方天若写了《木兰水利记》一文，流传至今。当时方天若只是一个未入仕的士人，他要约十五年后才中了榜眼，再到后来蔡京官居高位，才有可能给蔡京当门客呢！

蔡京当时倡修木兰陂，与他远在外地的基层职务毫无关系，事不关他个人仕途，他为什么站出来为家乡做事呢！我想说我们莆田人历史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是木兰陂，实物还在，惠泽千年，至今不移！我还想说：蔡京在还不是“奸臣”的时候，也与他那个“大忠臣”的堂兄蔡襄有点相似吧！喜欢为社会做好事，做实事，奇怪吗？不奇怪！宋朝优待读书人，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空前地增加了，青年士子满怀热情地走上政治舞台。忠君报国为民成为主流思想，实在是比现在的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好很多了！枫亭蔡氏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从农民家庭走上仕途，还有姓许的，姓郑的，姓陈的，姓洪的，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

就算蔡京后来是“大奸臣”了，那许多事关中国古代文明，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呢！何况这些古代文明其实是中国古代人民，当官的人和工农商学兵们一起创造的，又不是专归功给蔡京和宋徽宗呢！这些事儿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是应该说？如果可以，允许不同看法交流讨论，也是互相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