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纪检官为何老被人欺负

武后朝有个史学家叫张鷟（字文成），写过一本《朝野佥载》，里面提到一则监察御史李畲让太仓署将“禄米送至宅”故事，由李畲母亲过秤签收，俟其要付给运费时，仓吏说：御史按例是不需要运费的。李母不干，坚持要给，并让他们把故意多给的三石米也带走，等儿子回家后，借此痛责。李畲回单位提起，“诸御史皆有惭色”。这是太仓讨好纪检官的特殊事例，也说明唐代前期纪检官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朝野上下都要上杆子巴结他们。史称开元年间，“御史出使……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

那么，江河日下的唐王朝中后期纪检官的地位又如何呢？用一个时髦词儿来形容，就是集体的hold不住了，纪检干部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德宗朝的京兆尹（长安市长）李实跟侍御史王播在路上碰上了，按惯例，京官与地方官不论品级多高，碰到御史，必须回避，让御史先走，但李实不肯回避，“导从如常”。王播不高兴了，就“诘其从者”，李实大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从副部级纪检官一下子变成小小的县长，王播实在倒霉。

还有比王播更倒霉的呢。宪宗元和五年（810）春正月，时任川东监察御史的著名诗人元稹回长安述职，经过敷水驿时，有内侍（宦官）随后跟到，对元稹破口大骂，还用马鞭击伤元稹的脸。事情闹大了，元稹上告朝廷，宪宗非但不责罚宦官，却“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白挨揍又挨贬，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元稹居然能够忍辱负重苟活下来，当真难为了他。

到了文宗一朝，纪检干部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太和四年（830）三月，御史台奏：“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敕旨：“依奏。”

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御史台跟皇帝哭穷，说御史上朝没地方立足，要跟门下省借地方坐，中途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找不到，想请皇帝给个地方，再给点钱，好建个馆舍什么的。皇帝倒也大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要钱要地皇帝都给。但碰到人事纠纷，皇帝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大和九年（835）四月，文宗在曲江这个地方举办盛大宴会，百官都要参加，不料又发生了长安市长跟御史之间的直接对抗。京兆尹贾餗恃其贵势，乘马直入会场，根本没把御史放在眼里，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餗骂曰：“黄面儿敢尔！”文宗知道后立刻“坐罚俸”。挨了骂还被扣工资，纪检干部没法干了。

文宗开成五年（840）四月，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这是河南省的省长跟中央纪委书记之间的最高级别的交锋。高铢可不管你是谁，照样坐着小轿子大摇大摆地走人，把卢罕气得七窍冒烟。于是，朝廷台府之间就此事展开大讨论，最后形成决定：东都洛阳的知台御史因为只有一个，众官应该尊重他；但上都长安的御史由于人多，大家就不用回避了。这个决定最气人的地方在于：洛阳只是一陪都，皇帝一般不去，纪检干部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反而得到尊重，显然是在拿纪检干部们开涮着玩。

唐中后期纪检官“整人”不成反常挨整，跟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御史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往往讨人嫌。比如白居易曾经为元稹辩护说：“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

但唐宪宗就是不听劝，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即唐宪宗自己是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的，不可能改变对元稹的处分决定，最后的赢家只能是宦官，后来的皇帝大多是这样。皇帝不支持，御史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御史是进入清官序列的门户，任期短，迁转快，所以士人都争相跻身御史台，使得御史素质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痕迹，变得暧昧起来，损害了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形象，不被人家欺负也难。（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