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共和梦想

百年之前，弥漫在武汉三镇的烽火硝烟，让从来都是跪着爬行的千万百姓终于瞄见了站起走路的曙光。辛亥革命，不只是推翻了满清王朝榨血的皇位，也不只是剪掉了亿万民众油光的辫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播种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观念，并使之成为坚定的信仰，激励着志同道合的无数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献出青春和热血。这些人，不只有民国国父孙中山，还有写下绝笔《与妻书》的林觉民，还有吟诵“秋风秋雨秋煞人”的秋瑾，以及死于战火的更多其他不知名的革命者。

孙中山立志做大事而非大官，以天下为公，视革命为其一生不可改变的嗜好，这等高远而博大的胸怀却并非现在的某些所谓共产主义者所能比及的。孙中山的共和梦想，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支撑，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精神信仰和政治蓝图。在孙中山的眼里，政治，并不高深，也并不玄妙，虽然仅仅解释为多数人的治理，却囊括了所有政治的精髓。

何为民国？按照林肯总统的理解，民国即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大抵与孙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异曲同工。在政府腐败无能、列强凌我中华、社稷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民国梦想无疑让中国人看到了未来依稀闪光的希望。辛亥革命的炮声，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击碎了封建专制的壁垒，孙先生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大厦，已经无可避免地替代了清朝皇帝的森严皇宫。

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民族主义的使命，也已阶段性地实现。清帝退位，妇女不再缠脚，男人不再留辫，孱弱的民国政府，在帝国势力与封建余孽面前，力量显得过于虚弱，这革命的现实，距离描绘的民国影像还十分遥远，也难怪孙先生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励志忠告。

共和梦想下的民权主义，即人民之权，含选举官吏之权，罢免官吏之权，创制法案之权，复决法案之权四种。按照孙中山当初的设计，建立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国，需要经历三个步骤，即：军政、训政和宪政时期。军政就是要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实行军管，让政权的威胁彻底消灭，为民国归民之所治准备体制条件。训政就是实行一党执政，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启迪民众科学心智，促进民众权利觉醒，为实行宪政奠定信仰基础。宪政是最终的目的，是民国的灵魂，在这个时期，民众具有普遍选举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以县为单位的自治地方首长），能够参与决定治国之策与民生之事，并且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还政于民，将官吏选举罢免之权归之于民众，将国家社稷民生之事决定于民众，使民国真正为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共和理想，让习惯于命运被皇权主宰的奴隶般的社会民众最终找到了人之为人的革命之路。别说那时，即使现在，我觉得这样一条路依然光芒四射，希望无穷。

简朴的总统府，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宣布：“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孙中山基于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的错误判断，颇为自信地将临时大总统的民国最高职位授予了袁世凯，以开始经营尚未着手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革命信仰，纯洁得近乎完美，不恋权，不恋利，当袁世凯道貌岸然地扮演出革命者的模样，便不再关切政治，甚至誓言为修筑20万公里铁路而十年不预政治，于是便到处考察、演讲并接受媒体采访，但均无关政治，只限于架桥修路办学等民生事宜。修路固然是好事，即使现在也有“要想富，先修路”的宣传，但我终究觉得，没有民权的保障，没有民生的福祉，那可运千军万马的铁路，或许更为便利独裁者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以及调运军队对革命民众的大规模镇压。

乌合之民众，由于缺乏民主之营养，终究是一盘散沙，成不得大事，而单靠仅有的革命党人又显得力量过于有限，继而不断遭遇别有用心的偷窃或者出卖，这辛亥革命的共和梦想，于是在战火的不断冲击和阴谋的不断吞噬下，变成支离破碎。但共和精神，经过了革命的历练，经过了热血的洗礼，已凝结成一种矢志不渝的信念，一种无坚不摧的信仰，激励着更多的青年，勇敢地一往无前地踩踏出一条光明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