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闹腾之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凡是文人，多半在仕途和个人情感上，总是历经坎坷。虽每每劫波渡尽，却总不可一笑相逢。

文人仕途上有坎坷之路，这个好解释。因为自从科举制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站住脚后，学而优则仕便成了所有莘莘学子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生于封建王朝，积聚于封建士大夫一职（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也是情理之中。然而有这一共识的产生并不就代表着每个人都是可以那样做的。首先，为患仕途？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都是要靠关系才能入的。有关系就用关系，没关系的创造关系都要千方百计的往通向仕大夫的路上挤。

首先我们知道，封建时代里的人（这里特指普通百姓）都是势单力薄的，不单百姓力薄，读书人就更薄弱了。有个词语叫做“手无缚鸡之力”便是说得这个意思。说来也确实好玩，大概也只有在中国的历史上才可以找得到，这样形容文人的词语。相同效果的词里还有一个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呵呵，百无一用？书生，且可以叫做文人吧。文人在面对除开诗书之外的这些东西时都被讽刺，更不用说在那么漫长的入仕之路上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圈子本来就小，在那样的环境下，文人的仕途不坎坷才怪呢。在大多数文人关系单薄的背景下，想入仕途也的确非易事。所以在历史上，但凡在入仕的同时也总容易发生贪污舞弊之案，这样的传统，不幸遗留到现在。

相比入仕途的坎坷，文人在个人情感上出现的坎坷就更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了。我想，这问题多半是出在了文人自己身上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偏重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主的感性文化，相对而言的理性文化并不浓厚；而且自五胡乱华的中古以后，中华文化就更注重以总结归类为主的归纳性思维，在这样主流的思维主导之下，文人大多乐于跟风模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语空前流行，所以文人们的思维多半是被这样的古训吸引去了。要知道，就是这样的古训，居然把齐家放在了治国平天下的前面，可见古人在执行齐家之道时，该是有多么的稚嫩，在这种稚嫩的齐家观引导之下，成熟稳重的家室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在介绍古时圣贤（实际上也并非都是圣贤，平常人的例子也有）都是这样的开头，说这个人哪，少时丧父或丧母，反正总是在单亲的家庭里成长的。

要么有安稳的大环境让文人安心的从事治国之任，要么没有安稳的大环境，那文人只能自己去创造了。反正，文人的思维里总是容不了儿女私情的，仿佛他们是没有时间去考虑儿女私情一般。这间接就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怪现象：凡是文将，总是子嗣平平，而武将呢，却是儿孙满堂。

不过细究历史，也确实如此。文人的感性思维太多，杂念太多，专注却很少。有个成语叫做“风流悌傥”是用来形容文人的，我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文人习惯风花雪月的玩，让他们在情感上专注起来？得了吧，他们的专注毅力，甚至都不如坊间内的某位寡妇或者青楼里的某位名妓。但我也不是完全的在批评文人，而是就事论事，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情感上，都千篇一律的呈悲剧模样。唐时的“万里江边女校书”薛涛，后汉的花蕊夫人徐氏，还有代表着两宋文化最高成就的苏东坡，凡此文人，皆是在文艺上出类拔萃，而情感上孤苦伶丁的典型（具体事例我在此就不必深谈了）。

说到这，我倒不是刻意的在贬低文人。而是想说，中国文人在情感的价值取向上，确实是病态的。由仕途上的坎坷到情感上的坎坷，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也的确够受的，这完全是因为那些更久远的历史造成的，历史就是如此爱闹腾，他本身不会造就多完美的时代巨人；我们站在历史的天空下，更像一无事处的文人般，如果我们自己不再闹腾了，那真的就会变成病态的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