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不公：利益和价值的博弈

据近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2000亿元。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算了一笔民生账：自己每月领补助1000元，一年只需单位花费1.2万元，而配备一辆25万元的公车开10年，一年折旧2.5万，加上司机工资、车辆维修、保险等费用，每年大概能节省8万－10万元。而渐趋公开的公车使用“三三制”，即领导使用1/3，家属使用1/3，司机使用1/3，严重存在的公车私用现象，让社会公众极度反感与深恶痛绝，因为公车耗费了巨额的公共财政收入，购置费、运营费、维护费数额更是巨大，远远超越社会普通车辆的运营成本，已然成为一个严重损害政府形象滥用公共财政的消费黑洞，而且公车购置使用以及公车私用滋生了腐败现象，助长了特权思想，疏远了群众感情，玷污了官员形象，透支了政府信用。

基于节约财政支出更多倾向民生和城市拥堵引发的公车改革，日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公车滥用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交通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价值理念如何定位的问题，是人民公仆形象塑造和政府作风强化建设的问题，是凝聚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问题。

公车改革无疑是对于官员现实利益的政策剥夺和重新布局，将会令靠公车出行惯了的官员们不再习惯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将会令冬暖夏凉出行惯了的官员们不屑于与普通百姓一道通行，将会使这样象征身份和权力的图腾在官员的掌控中渐趋消逝。公车改革的难度就是难以根除根深蒂固于某些官员头脑中的官本位思想，就是无法彻底割除某些官员观念中的官老爷情结，改革的实质，说到底是政府执政价值理念的回归，真正将政府职能定位于社会公益而不是某些人或者某些阶层的特权待遇，真正将国家财政用于国民福利而不是某些人或者某些阶层的垄断利益。

按照中办发[1994]14号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而现实情况却是，党政领导配备专车的情况相当普遍，不仅数量上超编，而且在标准上超标，公务车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不纯粹是满足公务需要，而且主要是担当官员贪图享受，待遇攀比，满足身份需要和权力象征的道具之一。当公车脱离了公务只需的唯一责任，权力失控的官员难免将其滥用和私用。

这种公务用车极其庞大的数量以及普遍公车私用的状况，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适应，与当前百姓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民生现状不相适应，与主张的节能减排国家政策不相适应，与宣扬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世法则不相适应，与倡导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为官原则不相适应，与树立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人民公仆良好形象不相适应，与老百姓对于官员的角色期待和身份要求不相适应。

生活中鲜见官员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偶尔出现一位定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奇闻趣事。这已成为官员常态，公众对此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一方面国家为政府官员配备了可能是全球绝对数量最多的公务用车，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官员公车私（滥）用采取了可能是处罚最轻的监督约束措施，公车不公难免发生。而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通在其任期时却多年如一日乘坐地铁上下班，新上任的市长鲍里斯仍然发扬传统，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看来，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府官员也并不都是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而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靠前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只有市长一人才享有专车待遇，而在我们国家，科级官员享受专车待遇的恐怕大有人在。即使我们领国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机关公务车也就47辆，并且还包括供高级官员乘坐的4辆专车。美国政府公务车身喷涂“政府用车”字样，大概不是为了炫耀特权，而是便于公众监督，这不像我们国家某些领导，一是可以凭借警车开道招摇过市极尽炫耀，二是可以利用暗藏玄机的车辆号牌展示权力，身份尊严特权荣耀岂止是一般人可比？

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尚能做到轻车简从，甚至与普通公众零距离接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们的人民公仆为什么就不能？公车改革改了十多年，并没有遏制住愈改公车愈多，愈改档次愈高的发展态势，不能不让人怀疑官员放不下的公车背后到底是自己的待遇还是群众的利益。公车改革效果不甚满意，究其原因，不过是官员在自身利益和推崇的价值理念之间进行博弈而已。我们始终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最高标准，面对公车改革的困局，以及出台改革措施仍然在配备标准和数量的细枝末节上徘徊不前，令人更加确信，没有政府服务理念和公共价值的回归，公车改革想改变当前举步维艰的现状，呈现柳暗花明的局面恐怕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