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解答男孩擦鞋救母的制度问号？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一定要救妈妈。”这是一个13岁广东农村男孩说的话。爸爸一年前因脑溢血离世。母亲今年2月查出患有脑肿瘤，医疗费用超过几十万元。今年4月，为了筹钱救助病重的母亲，男孩从老家步行340公里，历时一个多月，来到广州替人擦鞋。

这不是童话，却让我们感动。13岁，本该在琅琅书声的校园，本该在无忧无虑的玩耍，而他，却必须用柔弱的肩膀将妈妈的天空撑起，必须用稚嫩的小手将妈妈的生命托起。那个在都市街头埋头擦鞋的坚强的身影，除了激起我们心底对男孩的感动以及男孩妈妈的命运担忧之外，是不是还会生出一个关于拷问男孩擦鞋救母的制度问号？

我是会的。救助一个人的生命，应该不是13岁男孩的责任，即使是他的亲生母亲，这沉重的责任也不该属于他，他还很小，稚嫩的臂膀还撑不起生命的重量。可是，13岁男孩让现实窘境逼上绝路，不得不默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为了筹集妈妈的救命钱而历时一个月的徒步到大城市擦鞋赚钱。流动的陌生人群是善良而慷慨的，无论擦还是不擦，他们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心意，这让我们欣慰于善意良知并未绝迹，遗憾的是，我们期望的社会慈善救助，在该出场的时候却缺席了，该现身的时候却隐形了。对于一个因无钱救治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社会救助制度宁可任凭一个孩子疲于奔命也不雪中送炭，其视而不见的无动于衷，让人倍感救助制度的冷漠无情。

13岁男孩扛起的是几十万的救命钱，因为只有这样数量的钱款才能挽救妈妈的生命。迫使男孩过早地担当男人责任的，医疗高费用自是首当其冲，我确信，命悬一线却无钱医治，绝非这一例。“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以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白衣天使，与高昂的医疗费用相比，都是浮云。足以让一个人做出放弃生命决定的高额医疗费用，其中到底有多少根本不用的大检查、大处方，到底有多少药品代理商的暴利，到底有多少处方医生的回扣，以及到底有多少红十字的卖血钱，不知情的没人说的清，知情的没人愿意说的清。看病贵，看病难，像医疗体制的癌症，久治不愈，久解不决，即使26次药品大幅度降价，依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公众看病贵看病难的民生艰难。

那些凝聚着社会爱心的善款，一定能满足13岁男孩救助母亲的愿望。如果在制度不曾慈善地施与救助的同时，社会再没有道义和良知，冷漠地泯灭男孩救助母亲的孝心，他将会对社会如何绝望，人们将会从社会悲剧事件中感受到怎样的绝望！而事实证明，社会不乏爱心，也并不冷漠，缺乏的是制度关切，冷漠的是制度良知。

对于天灾人祸的抗拒，我们更多地寄予社会公众自发而无序地救助。在没有媒体关注之前，制度，哪怕是救命的制度，总是死人般沉睡，即使事件主人再大的悲痛也不会将其惊醒。至于媒体关注之后救助制度适时而出的慈善形象，到底有几分真心实意，却不是每个人都懂的。而这种被媒体关注才享有社会救助的概率，决定了只有少数人的幸运，绝大多数人将难免救人乏钱的遗憾悲剧。

拷问社会救助制度的问号，并不仅限于对13岁男孩妈妈救助的被动乏力，更在于，同样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普遍争抢经济适用房，开宝马领取低保，改变了慈善救助等社会保障雪中送炭的形象，演绎出锦上添花的讨好般的媚像。救助资源本已十分稀缺，救助制度却又如此嫌贫爱富，13岁男孩一个月340公里的长征，多少有着社会救助制度极不给力的功劳。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也只有在这样的光辉下，人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如此而言，13岁男孩肩上扛起的过重责任，已经充分证明，正是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席与滥用，剥夺了男孩以及男孩妈妈所代表的穷人生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