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复活的法治聊斋

犯下重罪的死囚，在依法判处死刑且经过验明正身的几年之后，又神奇般地复活于世俗人间，确是一件新鲜的奇事。不知道是邂逅了神医的天助，还是遭遇了阎王的拒收，这个被正义判处死刑的囚犯总之是复活了。于是，冥冥之中我有一种奇怪的幻觉，莫非这是法治王朝的新聊斋？

死囚的复活，从媒体报道的事实来看，也并不复杂，即死囚冒用了他人的名字，而被冒用名字的人再度回到熟悉的坊间，便被人误以为是传说中死而复生的奇相。真正该死的人，名字依然是一个鲜活的符号，存活于繁芜人间，像聊斋中神出鬼没的魂灵，游荡于失踪或者逃亡的天涯海角。

我又想到曾经的法治往事，由于杀人而被打入牢狱的囚犯，面对漫长刑期尚未看到期满释放的曙光，却等到了受害人奇迹般的复活，或者，即使没有等到受害人的复活，却又有其他的什么人供认了已被法庭认定是自己犯下的杀人罪事。对于服刑的囚犯而言，人生像一出戏剧一样无常，法庭先以毋庸置疑地坚定判决自己是犯罪的囚犯，之后便又以实事求是地坦诚纠正曾经被歪曲的事实，自由与权利，法治与正义，宛若川剧中的变脸艺术，让不知情的人倍感神奇和玄妙。

认定一个人，准确地说，是法治社会一个享有宪法权利的公民有罪，并且要处以剥夺不可复活的生命的刑罚，应当是极其严肃而慎重的。不放纵罪犯，但也不能冤枉好人。司法，负有守护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使命，其作出的判决将代表社会正义，不应该也不能出现任何出入人命的无法挽回的技术错误。剥夺生命的判决，不仅只是一次死刑的宣告，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剥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只是一个公民，而且还是一个父（母）亲，一个丈夫（妻子），一个儿子（女儿）。错误的死刑判决，造成的生命陨灭无法弥补，破坏的社会秩序无法恢复。

但是，被执行的死囚毕竟活了过来，虽然只是张冠李戴的名字错误，且错误的发生应归结于司法认定事实的失误，但我们无法为这样的司法错误尚未造成错误的实体结果而感到庆幸。冒用了别人的名，便以别人的名处刑，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而广之，那冒用了别人的名，也有可能将被冒用名字的人处刑。如是一来，谁都禁不住冷汗直冒！作为社会公民，谁能准确预见并保证自己的名字不会被他人冒用呢？何况，泄露、出卖公民私人信息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司空见惯。

对于国家法律，缺乏起码的敬畏，对于公民权利，缺乏基本的尊重，司法权力唯我独尊的强势姿态，使得个体的公民面对法律的审判力不从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资源、技术抗衡一场结局已经注定的罪与非罪的博弈，尽管法律明确地规定未经审批不得确定有罪，但又有多少司法官员具有如此虔诚的法治信仰呢？法治社会的公民权利，终究耐不住刑讯逼供的炙热烘烤，从而使得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最后让位于司法权力的意志偏好和价值取向。这样的司法案例，应该不少，之所以未列举的过于详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公民。

说到这里，我忽而想起了美国的辛普森。这是个著名的人物，因为涉嫌杀妻而被审判。由于警方想将证据做的天衣无缝，伪造了作案现场的个别证据，结果弄巧成拙，并因为警察询问不断使用类似黑鬼这样的歧视性语言，而最终使得陪审团尽管确定无疑是辛普森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但由于警方证据存在重大缺陷不足以指控杀人成立，于是法庭判其无罪。司法以证据审判，这样可能会放纵好人，但是却不会（或尽可能少）冤枉好人，从而保证司法权力之源的清洁，能够尽可能地维护社会正义。要是将这样的方式进行移植，中国类似窦娥的冤案大概也就仅限于历史了。

聊斋中的惊艳女子，即使脉脉含情撩人心魄，却终究不过是茫茫黑夜中情感寂寞的慰藉，鸡叫的黎明，便又迫不得已化作乱坟岗上的一堆骷髅。聊斋故事的凄美，毕竟不是现实，不必可信，但死囚犯的复活，却又让人冥冥中依稀看到了聊斋的影子，甚至又隐约地产生乱坟岗的法治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