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派款，何以天壤之别？

十年前我在乡下任乡长，那时候最感头痛的是向农民派款。

那些年年度向农民派款的数额一般在人平五十元左右，遇建学校和大点的水利建设年份会加大派款的份额，最多的年份也就人平一百来元吧。我不知道别的地方究竟向农民派了多少钱，我工作过的乡镇反正不象当时媒体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

派款一般在年度的八月份集中行动，这时候农民已经收割完早稻，正忙着向粮站送公粮和统购粮，便于直接从粮站将派款抵扣。当然还有许多办法，如干部教师家庭抵扣工资，有学生的家庭让孩子们向父母施压，乡村干部包村包户，按时完成的给予重奖等等，这么一来到月底大约可完成派款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剩下部分一般先由村里向信用社借款垫付。

从表面看，乡里的年度派款算是完成了，但其实不然，那百分之二十还得从农户那里收上来。这些户或确实困难拿不出钱来，或是由于某个原因抗缴，于是便组织乡村干部打突击，按农村工作通用的术语，也叫“拔钉子”，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因此时有发生。这个时候的乡长既要为干部壮胆，鼓励他们放手催缴派款，也整日里提心吊胆，真要发生群体性冲突特别是死人的事，麻烦就大了。

五年前向农民派款的数额逐渐减少，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给倒了个个儿，曾经的派款全没了，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却是越来越大。奇怪的是，这些年来农民却自己筹集资金做了许多事。我们县仅农村公路硬化一项，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０年，农民筹资的总额达到二个亿以上，人平二百多元，具体到村，这二百多元却是一年里的人平筹资额，为曾经乡里派款的四倍。这么些年来，也没有看到甚至没有听到过农民自筹资金改造农村公路的矛盾冲突。

去年年底回家过春节，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隔壁三叔家的堂屋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看我回家了，没等我进得自己的家便被他们拉了过去，他们说：今天的事你也有份的。

前年，他们筹资五万多元把水泥路修到家门口，趁着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了，又准备着将后山山坳里的泉水引到家里。拿他们的话说，路修好了，跟城里人比就缺自来水。虽然许多的家庭已经有了摇井，却嫌它土气，嫌摇水费劲，更想着后山的泉水比家门口的地下水要好。

他们认真而快捷地计算着需要的资金，得出的结果是每户需筹资一千三百多元，还只是把水管送到各家门前。我当时就想，这十几户人家，也就那三五几户因在外地打工碰巧多赚了些钱拿得出钱来，其它人家并不见得有多少余钱多少存款的，才筹资修了路，这钱能凑得齐吗？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们却把凑钱期限给定死了：除夕夜里必须全部到位，少一分也不行，要不就将你除名了。期限就两天的时间！

议到由谁管钱的时候，一位退休了的乡干部自告奋勇，却立即遭到全体反对：

“过去的‘三提、五统’，年年逼着向我们要钱，说是建学校，修水利，其实是被你们吃了。”

“一个乡，每年好几百万啦，养着一帮闲人。”

“才不是闲人呢，是打手，用来向农民逼要钱粮的。”

“好多的乡干部拿了钱能收据也不开，还不是进个人腰包了。”

“老话说‘亲兄弟，明算帐’，别说那时候我们手里真没几个钱，即便有也要出在明处啦，可乡里收钱稀里糊涂，用钱也稀里糊涂，老实说，你们乡干部还真不能让我们放心了。”

满屋子的七嘴八舌中，弥漫着对于乡镇干部特别戒备的气氛，退休干部在尴尬中竟然悄悄的溜了出去。

管钱的、管帐的、采购器材的，都采取举手表决的办法确定，即便如此，也还是定下许多花钱和管钱的规矩，而且承诺凡出了钱的可以随时查询钱物和帐目。我感觉，对于钱，他们既有慷慨大方的姿态，只要真为老百姓办实事，再多再难也出；也表现出格外的小肚鸡肠，不让浪费一分一毫，还得清清白白。

接下来就是哪天开工，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什么时候完工，水来了总要庆祝一番等等的讨论。这种没有官方参与，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的议事方式，其场景不象我们平时开会那样有议程管着，但效率极高。

除夕夜果然把钱给凑齐了。我清明节回家，引水井和储水塔都已完工。他们告诉我说，除了乡里水利站和国土所让他们停过两天工，施工非常的顺利，最迟在“五一”节能把水送到各家门口。

老家筹资引用泉水的经过，使我对曾经派款之难和如今筹资之易的天壤之别有所领悟，只是说不明白。

２０１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