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彼一时
文章说到了中国的现状问题，但是究竟怎样走更好，今天的路就错吗？不管你平也好，愤也好，我们没法给出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指责我们今天的现状。打江山也好，建设也好，都是新路子，如果不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路，盲目去照搬人家的东西，一定是好路子吗？文章给我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近日读书，读到如下一段话：“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
这段话是1940年一个叫艾思奇的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的特殊性》的文章，其中提到的。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思想，进步言论。而这个叫艾思奇人也不是个一般单位，他是当代人们公认的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哲学大家。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头再读先哲这段话，总觉得有些刺耳不是味。
因为我们从改革开放伊始便一再强调中国“国情”，也就是说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认定了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时代，“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到了江时代，便是“三个代表”。当今虽提科学发展观，但今年两会期间，我们的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向世人表明：“五个不搞”，并很快被国人视作命根子。
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将30年间的改革开放简而言之：用数字“四三五”来高度概括。
我们说“四三五”模式的改革，在短短的30年间让国人创造了奇迹，赢得了辉煌。至于是怎样的奇迹，又是如何的辉煌，恕笔者不再累述，因为一则有目共睹，二来已大书特书了。
中国有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时代的变迁，物是人非，人们的思想观念务要更新，所谓真理也不是永恒的。先前是对的，而今是错的，先前是错的，而今是对的。简单说来；婚前谈恋爱和婚后过日子不说一回事，打江山和坐江山岂能同日而语。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国人喜欢，从古至今这类俊杰辈出，他们审时夺势，见风驶舵，是官，官运亨通，是民，便是宠民。然而，中国林大鸟也多，也并非都是俊杰，也有那不上路的拗相公。
我们说“四三五”模式的改革已创奇迹，已铸辉煌，尽情夸赞，放声讴歌也就是了，拗相公们偏要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扬言道：“经济改革超前，而政治改革滞后”，“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算不得真正的改革”等。
这些言论就诧异了，没有开始言何滞后，政经，政经岂可分割。从中国实情出发，党政断难分开，司法便不能独立，如今又多了政企一家。前两日还是局长，部长摇身一变便是老总，董事长。
发展岂能没有问题，这要看是什么问题。你比如，官贪腐败就不打紧，我们有中纪委，暴露一个，收拾一个也就是了。如果你想民选官，或是要分权，要限权那可不中。
中国历来都是打江山，怎可任尔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