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官员抑郁症自杀的最佳良方
官员自杀事件频发,死因蹊跷不说,还有很多谜底,幕后的黑手,等等。针对诸多疑难杂点,文章提出“让高官换岗”的法子,用对付上访者精神疾病的办法来医治。中央政府也有过此举动,让省际之间的领导相互换位来执政。文章笔法娴熟,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然而许多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尽管官方与部分媒体通过调查,来证明官员的死因是抑郁症,但这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文章呢?这是社会的机制出了严重问题所导致,还是领导们都被抑郁了?如何进行有效治疗呢?
近年来,官员自杀、并被归因为“抑郁症”的案例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今中国共发生十多起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因抑郁症而自杀。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死者亲友称,死者生前情绪正常并没有抑郁迹象。(7月13日《京华时报》)
另外,还有个别知名媒体网站以“大陆官员成抑郁症高发群体”为题,细致报道,文章初看好似当官是一份高危群体,所用字眼都是中性语言,似乎挺有说服力。然而发生在8月27日湖北官员自杀事件,再一次打破了这种无稽之谈的论调。
湖北省公安县委宣传部发布通稿称“经公安机关的缜密调查,8月27日晚6时40分许,死于办公室的公安县纪委官员谢业新系自杀身亡。但家属质疑“自杀说”,称死者身上共有11处严重刀伤。脖颈处共有4处刀伤与其他部位致命伤,对一个自杀者而言,是绝对自己无法完成的动作。毫无疑问,这不可能死于自杀。
从这则“自杀说”事件,我们可以回顾到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比如,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江西省上饶市委原书记余小平,茂名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先进,民航中南局原局长刘亚军,河北省万全县原县长王聪著……,不管是跳水还是跳楼,这些事件最终死因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性,都得了抑郁症,真是应了那句流行语“你信吗,我反正信了”,这种结果是不是官方创造的奇迹?!如果真信了,大脑里的零部件确实要去维修了,不然会发生更加严重的脑残。
就算是抑郁症,对自杀官员本人来说,有些人的确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了百了,以自杀逃避调查,以“抑郁症”掩盖犯罪事实是不错的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殃及“同流合污者”,更重要的是能把“不义之财”留给家人,免得最后“人财两空”。而对于自杀官员所在单位来说,如果官员是畏罪自杀,这势必影响其他领导的仕途和单位的声誉。不如以“抑郁症”就此盖棺定论,单位也就“省心”了
我在想,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死因都是抑郁症,那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高官换岗,去普通基层工作,对于过于严重的,去做普通工人,这样可以挽回脑残的发生,对疾病控制有很大好处,这样做就不必过于费心伤神,而且这种成本运作低,最好是每年都轮流来,什么工作都是做出来的,让二把手或三把手也来磨练一下,有多少精神好的人,却无法出人头地,不如就让他们上吧。岗位轮换制要定时定计划,在百姓看来,让有精神疾病的官员做公仆,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对民众百姓的不负责任。他们严重时可能会胡言乱语,发雷人语言,言行不一,也可能会疯或发颠,从病理上说是不适合做领导岗位的。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治疗,就是采用对付上访者精神疾病的办法来医治,疗程一般视情况而定,可三年五载,也可数十年。就是采取有病治病,无病防治的办法,把所有的领导一把手,全部送到精神病院进行彻底治疗抑郁症,对于严重的,可以住院治疗观察二三十年。对于轻微的就是治疗好后,为了以防复发,最好送到某工厂或某基地,进行最原始的劳作,这样做既可以清心寡欲,又可以恢得神志,而且成本也低,这样做既照顾到病情的需要,同时又为民众着想。
毛泽东曾说,人活着总是要点精神的。虽此精神不为彼精神,但也可以看出现在时下的官商社会,官员的精神确实出了严重的问题,然而有些官员不但没有一点精神,而且还殆失了最基本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