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追尾事故给企业的启示

第一章当事三方的处理有效

动车追尾事故障显了各种安全体系中的漏洞，这种漏洞常常因为莫个细节的变动而导致全局的坍塌。这种坍塌是致命的。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在私营企业中，一次事故可以使企业主破产。可以说，安全方面的投资和安全制度的建设，最终收益的还是企业主。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愿意投资的方向，依然是保证企业职工的生命和企业资产的不受损失。对于工人的劳保用品投资采用底线原则。这种企业主的投机策略避免了企业出现重大事故，另一方也是企业减少了过大的投资用于安全。铁道部门在处理此等问题时，体现的公司的经济性质。企业在处理此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和教训。当企业出现安全事故时，当事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受害方，收益方和中立方。受害方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受害方和企业企业外部受害方。对于这两类人群的方法和手段又也有所区别。对于企业内部受害人员来说，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给与其压力，从而保证企业主的利益。对于企业外部人员给以结合政府的优惠政策给其造成压力，宠从而使企业外部受害方处于劣势，以博得企业主的最大利益。铁道不能就是采用了这样规范体系。保证本公司的利益最大，如果不是高层从政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种方式是可以达到目的的。通过这一事件，对企业主的启示有两点：１，和中立方搞好关系，尤其是政府部门和媒体，通过对媒体和政府的影响使自己处于在对自己有利的舆论当中，通过满足政府的政绩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手。赖昌星在这方面就是优秀的代表。通过金钱和性贿赂使厦门行政系统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２，对于受害的一方，用尽手段使其处于弱势地位，通过营造舆论和恐吓的手段达到和受害方私了的目的，或者通过司法调节避免出现不利自己的局面。

动车追尾事故中，职工的英雄表现有利于团结更多职工，为企业主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这样的职工应该大力表彰，在全体职工中看展“学习＝＝＝同志的一系列活动”变坏事为好事，推动整个职工队伍的稳定和团结，这种团结应有利于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说，动车部门在处理动车事故是及时的，有关领导把自己部门的各种损失降到了最低。这样的经理保证了董事会的利润最大化，是难得的人才。对于这样的人才应该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只有把这样的人才放到关键位置才能保证本单位的利益最大化。民营企业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不是什么福利院，企业本身就是盈利为目的的组织。附加太多的功能不符合实际，也不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现在，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税收加重，人工费用大幅度提高，极大压制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在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国家出现的滞涨形式更是雪上加霜。企业生存形式严峻。没有生存，企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保持企业的安全基本投入，对企业最有利。虽然不能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但工人能够忍受，这种不满但不爆发的愤怒情绪有利于企业降低费用，提高利润。

动车追尾事故中，铁道部和媒体的互动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使企业增加了经济支出，本来十几万就能解决的问题，增加到九十多万。这种结果使企业和媒体互动失败的代价。４０个９０万，３６００万，公司完全可以用这部分钱给本单位工人发福利，提高职工的水平。也可以改造有关安全设施，是企业获得更大利益。就是因为宣传部门没有做好这份工作，是企业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虽然这些话不能拿到桌面上说，但这种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如果是私营企业，这种损失是不可承受的。可见，在私营企业和媒体的互动中，一定要学点演技，通过民众需要的表情来实现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动车追尾事故看来是个坏事，其实是个好事，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和媒体的互动，如何安抚民众更有效。

第二章动车追尾事故中领导的决策艺术

企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突破中完成，企业领导人对具体事物的判断直接影响这企业的发展。以动车追尾事故为例，有关领导在决策中各自为政，缺乏沟通，这种沟通的缺乏造成了在媒体面前的被动，造成了受害家属面前的道德失分。但也有贡献的一方面，及时的恢复通车，最大限度了避免了损失的扩大化，虽然在民众中造成了误解，但也证明了铁路有管部门工作的高效。这个领导的决策艺术有很大的关联。在民营企业中，突发事件的领导决策艺术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受损还是受益。事件发生后，领导必然决策，无论是好，还是坏。一般来说，领导都会把解决目前的困局当作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但这些决策一旦不慎，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例如在动车追尾事故中，现场救援的不透明和现场救援的信息发布多样化都加重了外界对救援工作的误判和误解，极大的恶化了企业和个人的良性互动。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的不慎发言使这种情况变的更糟。一方面表现了发言人没有准备好，也一方面也说明发言人能力不足，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本来有关领导想通过这次发布会缓和和媒体民众的不良关系，但这次发布会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反而使民众更加不信任，不理解，更加愤怒。

动车追尾事故的商业化谈判更加激化了企业和死者家属的矛盾，对于这种极大伤亡，甚至一个家庭整体毁灭。这样的方式显然得不到有关领导想要的效果。这种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经过各种演绎会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恶果。这种恶果通过媒体的放大，使民众对本部门的利益维护更加反感。这种局面必须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或许这就是平民总理出面的原因之一。通过总理的鞠躬缓解了死者家属的愤怒，通过加大对死者的经济补偿缓解了媒体和民众的误解，最后达到事件平息的目的。但也正因为没有一开始采取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使铁道部的脸面尽失。人们显然已经不信任铁道部。在民营企业中，会不会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突发事件后，企业在周边环境下极度恶化，企业必须用政治的手段驾驭经济来达到消除突发事件造成的恶果。在这一过程中这种模式是否值得一变。

模式一（铁道部采用的模式）：突发事件发生－－－－马上解决（保证本企业的利益）————封锁消息－－－－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商业谈判解决———达到预计效果。这种模式显然在动车追尾事故中失败。

模式二：突发事件发生－－－－在解决的过程中对媒体，死者家属完全开放－－－现场发布消息，负责人的解决各种疑惑－－通过政治抚慰方式解决－－－达到预计结果

其实领导艺术有时候就体现在对事件解决方式的选择中，这就是管理学上所谓的艺术性

第三章动车追尾事故中的数学模型

动车追尾事故实质上就是由一点而引起的多方博弈，这种博弈中的各方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然而对自己各方的估计消涨直接导致了各种因子的变动，这些因子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演绎，直到结束。这种事物运动的轨迹用各种事件组成。在时间的前进中，一些事件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

轨迹一

动车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的情绪轨迹，悲哀－悲伤－－悲愤－愤怒－抗争－谅解－－悲伤－平息。这一情绪轨迹无论政府部门如何作为，这种情感上的变化有一定的方向性，这宗情绪上的方向性决定了家属提出问题的类型和需求类型。政府，媒体，大众的情绪变动必然以家属的情绪变动而变动。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形成这种不同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各自的利益。当事人，旁观着，在当事人中应该有利益方，中立方。但因为铁道部门政企不分，就出现了政治问题采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尴尬局面，其结果必然导致利益方的情绪对立。直到政治手段的回归才平息了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如果假设动车追尾事故发生规定为０，有关方分别为集合Ａ，Ｂ，Ｃ，Ｄ，其中Ａ代表死者家属利益，Ｂ代表铁道部门利益，Ｃ代表旁观者利益，Ｄ代表与高铁相关的企业。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演绎可以通过集合关系演绎出来。

Ａ＝｛０，死者家属的情绪需求（用ａ表示），死者家属的政治需求（用ａ１表示），死者家属的经济要求（用ａ２表示）｝，Ｂ＝｛０，铁道部门在社会的形象（用ｂ表示），铁道部门作为政府的政治利益（用ｂ１表示），铁道部门的经济利益（用ｂ２示）｝，Ｃ＝｛０，旁观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指数（用ｃ表示），旁观者灾难类比受伤指数（用ｃ１表示），旁观者的正义指数（用ｃ３表示）｝，Ｄ＝｛０，高铁相关企业的经济损失（用ｄ表示），高铁相关企业在股民心中美誉指数（用ｄ１表示），高铁相关企业和政府良性互动指数（用ｄ２表示）

关方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这几个集合求交集的过程。

那么让我们看看铁道部门如何寻找和其他方的交集

Ｂ∩Ａ＝｛０，死者家属的情绪得到平息前提下保证铁道部门在社会的形象为正（即ｂ满足ａ），死者家属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铁道部门得到死者家属的谅解（即ｂ１满足ａ１），死者家属的经济利益和铁道部门的经济利益对抗（即ｂ２和ａ２互为矛盾的一方）｝

事件的发生发生后，死者家属在道义上占有优势，铁道部门在道义上占劣势，按正常的逻辑想，铁道部门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挽回影响，以消除人们对政府部门的愤怒。按正常的逻辑这是第一位的。死者家属的情绪愤怒，说明铁道部门通过努力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铁道部门目的并不是找交集，而是相互否定。

Ｂ否定Ａ＝｛不承认在事件中的责任（即非０）。不顾死者家属的情绪需求（即非ａ），不顾死者家属的政治需求（即非ａ１），不满足死者家属的经济利益（即非ａ２）

铁道部门一开始认为雷电是动车追尾事故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对事件０的否定，后来７２小时清理现场，埋车头从事实上否定了死亡家属对真相，公开，公平的政治需求，再后来通过商业谈判的形式和死者家属进行经济方面的利益博弈也从事实上否定了死者家属的经利益。这说明铁道部门采取的非Ａ战略。这种战略的采用极为愚蠢，为什么会采取这么愚蠢的战略，可能觉得自己享有天然的强势。这种政企合一和垄断的国家特征是其腐朽的根源。那么实行非Ａ战略的结果就是Ａ对Ｂ的否定。这种否定对铁道部门是极为不利的，这种不利将直接导致民众对其的厌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直到温总理干涉得以缓解。但作为政府首脑的总理也会在民众中失分，毕竟铁道部是国务院管辖的一个部门。

Ｃ∩Ｂ＝｛０（即大众媒体对此事件的评价），铁道部门满足大众媒体对此事件的同情指数（即ｂ满ｃ），铁道部门的政治利益是否能保证大众媒体的切身利益关切（即ｂ１满足ｃ１），铁道部门的经济利益追求过程中能否保证大众的经济利益公平（即ｂ２满足ｃ２）

事件发生后，铁道部门如何和大众媒体的互动，就成为铁道部门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其实对铁道部门是有利的。因为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咽喉，可以对不良信息过滤。按照正常的逻辑，铁道部门应该通过满足大众媒体的利益关切，是自身处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此事件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但可惜的是，从事实来看，铁道部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众媒体的批评，随着事件的进展，这种批评的声音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激烈。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铁道部门一开始遭到大众舆论的批评，接着经过铁路部门的自身努力和大众媒体的良性互动，应该取得大众媒体的谅解。这是最低的目标。如果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和大众媒体的互动，应该得到大众媒体对自己行为的肯定和赞誉。这是铁路部门想要得到效果。但从事实来看。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就连最低目标的结果也没有出现。事实是铁道部门在大众媒体的评价中更为负面。铁道部门的一系列行为跟加倍大众媒体厌恶。这种局面为什么会出现？值得思考！

铁道部门也采取了非Ｃ的战略，也许这不是铁道部门的本意，但客观效果的确如此。事件证明：当铁道部门在清理现场的时候，铁道部门在宣布人员搜寻完毕，又发现了小依依。媒体质问，有关方面说这是奇迹。这一说法增加了大众媒体对其的不信任。这是非Ｃ的第一步。当面对这记者的提问，一句，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反正我相信，刚刚发生追尾事故，却依旧大言不惭的保证，高铁列车行驶是有保证的，这种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敢于说谎的勇气更加深了大众媒体的疑虑。温家宝在现场召开记者会，央视缺席，更加说明了政府部门的不自信和顾忌，这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厌恶，同时也影响了官方媒体在民众的可信度。这一系列事件都是非Ｃ战略的直接结果。这种极为愚蠢的战略设计直接导致了大众对政府能力的怀疑。

Ｂ∩Ｄ＝｛０，既维持铁路部门的社会形象又维护相关企业的社会形象（即满足ｂ又满足ｄ），既保证铁路部门的政治利益又保证相关企业的经济利益（既满足ｂ１又满足ｄ１），既满足铁路部门的经济利益又满足高铁相关企业和铁路部门的良性互动（即满足ｂ２又满足ｄ２）｝。

从以上集合内容可以看出，铁路部门是高铁相关企业极为重要的客户，铁路部门和这些企业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存在着极大的重叠处，这一经济一致性决定了Ｂ和Ｄ的政策一致性。当Ｂ对Ａ采取非战略的时候，Ｄ存在着以各种方式支持Ｂ的可能性。这种思考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铁相关企业通过缄默的方式配合着铁路部门的各种行动。当民众对铁路部门愤怒的时候，高铁相关企业采取了表面中立实质支持铁路部门动作的战略。这种战略保证了企业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同时也不至于恶化和重要客户的业务关系，以保证自己最大限度的获得各种利益。铁路部门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当铁路部门宣告动车事故的发生原因时，开始说因为雷击造成了通信设备失灵。丝毫不好自己的管理责任，这中表态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只不过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比较隐蔽。如果铁路部门真的对人民负责。就会采取下面的战略

非Ｂ，对自己的否定，之所以动车追尾事故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只不过通过雷击设备失灵表现出来。事故发生的本质实质上是各种安全体系失灵的结果。这种安全体系中子体系的连接和隔断，以及部门子体系的失灵是动车追尾事故的发生成为必然。试想一下，相关企业的产品从出厂到安装到铁路相关位置，需要经过多个公司，多个部门，质量检测是由很多规章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这种体系通过各个工作岗位实现。不合格的产品能够安装到铁路的相关位置，一定是多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铁路部门是否对这些出现问题的安全体系进行了反思，是否设计出新的安全保障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否定自己，真诚的找出问题的原因并解决之，才是真正的对死者家属负责，也才是对广大旅客负责。如果真是这样，那四十名无辜逝去才显得有意义。

进一步想，Ｂ否定Ｄ是什么结果？

Ｂ否定Ｄ，铁道部门将会对Ｄ展开调研，深究问题产品进入铁路领域的路径，并追究使安全制度失灵的腐败和贿赂；铁道部门将会重新选择设备供应商，引进竞争机制，在全球进行招标，而不是近亲繁殖和利益均沾。铁路部门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政治利益多余经济利益。

这一轨迹的数学模型证明了有关铁路部门负有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前，事故发生中，事故发生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铁道部门的种种做法令人不敢恭维。铁路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否定自己，对自己安全体系的否定，以弥补安全制度的漏洞；对自己利益的否定，以取的死亡家属的宽恕，对有关领导的否定，以唤回民众对自己的信任。铁路部门应该像耶稣，通过杀死自己来获得自己的重生。这种对自己非的工作做的是否到位，直接体现着铁道部门是不是真的对民众负责。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门的一些做法，有关领导应该觉得羞愧。政客和政治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区别由一系列事件链来证明，这种证明不依赖的某些官员的意志而转移。这所谓的事物的物质性。

这种原因，作为企业领导，是否能洞察，是否能建立起一种不失灵的制度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铁路部门的安全体制漏洞和失灵，是动车追尾事故的主要原因。在发展高铁的过程中，有关领导头脑过于发热，没有把速度，安全的关系处理好，没有处理好的原因根源在于腐败和懒政。这两种思潮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和有关安全制度体系的失灵。这一特征在民营企业中也大量出现。决策科学，但执行力能力特差；书面制度完备，但运行效果不佳；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实质上的勾心斗角。勾心斗角，这个词很有意思，这种于整体内部，对只能改变自身的位置，而对团体影响不大。

那么轨迹一的数学模型对企业有什么启示呢？

政府，企业，或是二者合一的混合团体，从本质上都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不能过于相信危机处理机制的作用，危机处理机制从本质上说事后补救措施。突发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表面上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质是依然是行业红潜规则在运行。

可以说，当代的中国，真正起实质作用的是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大部分是有利团体个人的，对团体却是极为有害。企业，政府，或者是二合一，其之间的互动是理性的，如果这中理性是建立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前提下，那么是不利于实现团体利益的。铁道部的某些官员的行为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中也有，企业董事长为了表明自己是最聪明的，利用手中的权利排挤能力较高的下级，使下级变成他的奴才。对于董事长自己是有利的，但对企业是不利的，这种不利体现在企业发展的速度上，体现在企业处理问题的效果上。铁道部门的一些列极为愚蠢的作为严重损坏了铁道部门整体的利益。但有关领导却是避而不谈，这表明在铁道部门腐败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在企业中，当企业董事长被谗言包裹的时候，董事长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董事长的长远利益也必将因为企业的发展缓慢或是消亡而受到伤筋动骨的触动。其实，企业中的架构规定了企业架构中个人利益实现了最大化，但这种最大化的实现是建立在损害其企业的每个岗位的职责，这种职责保证了团体的目的实现。中国的一把手和企业一把手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使自己处在规则之外。这种太极思维的局限性导致了领导决策的混乱，也导致团体作为一个系统和其他系统的利益交换的良性。这就很易容形成交换中的畸形。

铁道部门和死亡家属，民众媒体的互动，对铁道部门来说，是起负作用的，这种负作用看起对一些官员的自身利益有利，但因为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其个体利益必然也会受到损害。这种腐败下的制度运行相当恐怖的，不仅仅对于外部，对于内部也是如此。企业其他成员和企业内一系列的一把手处在一种互为神秘的状态，这种神秘一方面表现为其他员工对一把手表面上的顺从，和一把手的基督喜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成员对一把手的本能排斥和其他成员的苦闷。这种局面的形成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表面上一团和气，实质上勾心斗角，这种勾心斗角争取的不是团体利益，而是以团体作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这种状态和苹果里的若虫差不多，损害了苹果而养肥了自身，而自身因为苹果的消失而灭亡。在此过程中，个人的欲望成了毁灭自己依附团体的直接动力。可以说，企业的私有性是产生这种结局的经济动因，企业主所做的工作就是延缓这种结局的产生，使企业不死。企业，从“企”字面上解就是人停止的意思，这种停止是对自己欲望追求的停止，以抑止自己的欲望而成全企业，也许这才是一把手考虑的问题。这个过程对于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是痛苦的，因为他与人的本性相背。许多企业主奋斗的动力就是出人头地，光祖门庭。当取得一把手的位置后，正是自己修行圆满的时候，这时候抑制自己炫耀和支配的欲望，不亚于重生。但真正的企业家（不是企业主）为了企业的发展，会主动的重生。虽然对自己来说是痛苦的，但对企业是有利的，这也是企业主能不能转变为企业家的关键所在。当代的中国，企业主大量存在，而企业家却少的可怜。企业主把企业作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企业主的人生充满传奇，企业主可以在不同的行业实现职业跳跃，而对企业来说，产生到消亡的时间距离极短；企业家的人生没有那么多传奇，他的企业却创造出一个个奇迹。他因为企业的成功而实现个体的成功。而不是相反。

轨迹一的数学模型深刻的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反面的事件链条说明了一把手在企业中的负作用。这种负作用之所以出现，在于起一把手为了自己的私利纵容了腐败，宽恕了懒政。可以说这样的一把手把企业作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不要也罢。当代中国需要的是企业家，而不是企业主。对于民营企业也是如此，也需要对企业负责的一把手，而不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秦桧对于皇帝是有利的，因为他极大的满足了皇帝的愿望，但他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没有了南宋王朝，皇帝还是皇帝吗？民营企业中，企业主特别希望自己就是企业王国的皇帝，而企业家却希望自己成为企业里的君主。企业王国的皇帝需要的是谔谔诺诺的奴才，而企业里的君主需要的是建功立业的君子。企业家必然汇集一批实干精神，乐于为企业牺牲的君子，这些人才是民营企业里最宝贵的财富。市场经济建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就是企业家，企业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表面体现在各种资源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组织能力的竞争。这种竞争最根本的核心就是对君子的争夺，这个三国刘备，曹操，孙权的竞争颇有相似之处。

十字会的劣政以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劣政很说明问题。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聚集这样的人能干成事吗？我想不能，事实也证明不能。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利益迷住了眼睛。这对于团体的利益来说，不亚于自己的大脑里出现了一条蛔虫。不做手术不知道有多可怕。但现在非常诡伪的是依然一团的和气，依然是一片的歌舞生平，一幅太平盛世，颇有南宋灭亡前的镜像。这反映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主要负责人对这一现象的麻木，或者是习以为常，这就很有意思！

轨迹二

在轨迹一中，我们这种研究了Ｂ和Ａ，Ｃ，Ｄ之间的联系。那么如果以Ａ为中心进行研究，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Ｂ是死者家属利益的集合，在此事件链中，死者家属是最大的受害者，这种侵害对于个体来说是毁灭行的，对于一些家庭也是如此。但对于占有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铁道部门显然弱势。这种弱势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铁道部门的强势。死者家属面对着这么强大的商业谈判一方，有着先天的劣势。这也是铁道部门敢于把经济补偿定位在１７万的缘故。这也是铁道部门的发言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敢于说假话的底气。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从一系列善后作为可以看出：１迟迟不能公布三节车厢的旅客名单，２过早的结束搜索车厢伤员行为，发现小依依时，有说明这是人间奇迹，３，在没有解决事故隐患的前提下，七十二小时通车。这三件事用事实表明了铁道部门的真实态度４，利用商业谈判的的模式解决死者家属的经济补偿。铁道部门连那种悲怜的表情也懒得装。即使装，也是那么的勉强。如果不是平民总理的干预，如果不是大众媒体媒体的一次次追问，相信死者家属的利益不会得到相应的保障。在此事件体系中，铁道部门成了民众鞭子下的撅屁股羊，打都不走，先进性没有体现，极端的落后却体现的淋漓尽致。

死者家属的利益集合和大众媒体的利益集合基本上是重合的。这有点类似于铁道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关系。可以说死者家属是铁道部门管理漏洞的直接承受者，在铁道部门，用深刻教训表示出来，或者用极其深刻的教训，但对死者家属来说，是极端的杀人犯罪。这种因为政府的懒政和头脑发热，造成的结果最终依然要广大的民众承担。这种承担表现为民众在一系列时间的死亡和伤害。表现为英明的领导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用老百姓的税金来弥补政府的错误。歌功颂德的媒体掩盖不了三氯氰胺，掩盖不了染色馒头，掩盖不了黑窑厂，政府神圣庄严的文字中也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时尚，普通民众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维护，何其艰难。真的令人思考！

在这种镜况下，民营企业很容易形成和民众对立的局面，因为彼此的利益不同。经济团体和经济团体的互相勾结极容易形成对普通民众的无情剥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某些部门有意识的懒政（即不作为）造成环保，食品安全，涉黄，非法经营模式的泛滥，受害的永远是民众，得利的永远是奸商。当政府也变成企业的话，那么民众就可能充当起政府的角色，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愿这种局面不要出现。政府依然是政府，公民依然是公民。

编后公民，政府，企业在这个社会中有着自己独有的功能。各自的功能必须是刚性的，尤其是政府，让懒政和贪腐都消弱了政府的功能刚性，这是极其危险的，对企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当政府无能时，也是企业和民众矛盾的爆发期。如果政府无能，民众将会用非常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那样企业也会受到连累。公平和社会正义不仅仅对民众有利，对企业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