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构改革“难”在哪里？

我国党政机构人员庞大，年年说精简但年年却在增加,其经费支出亦同步增长，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３０％，有的县市高达８０％以上。这说明一些地方，每年征收来的财政收入只够用来养活党政官员，别谈搞什么公共设施建设了！

无论是横向地与英、法、美、日等国比，还是纵向地与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朝代相比，我国的党政机构都显得很庞大。中国历代著名大君主和不少革新派都十分注意精简机构的问题。东汉武帝并合县邑，裁减４００余县，唐太宗并省合并州县，将朝廷官员从２０００多人精简到６００多人，宋代机构膨胀极为严重，到范仲淹改革，提出裁并县邑、精简机构，才取消了“在京百司，金嗀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有”的特权。在中国历史上，“多官害民”的现象，总是盛世而治，衰世而盛的。这也是历代社会在吏治上的周期现象吧！

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尖锐地指出过：“现在几十支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片，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省对县市也是这种情况，机构重叠、职能重复。

就拿一个县市的情况来解剖看：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称为“县级”领导班子，与省相对口。其职能划分是从上面套下来的，实际上，按群众的说法就是：“县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再形象不过了！县委是国家政党在地方的权威组织，它控制着行政，体现着政党的权力机关；那末县政府呢？有时侯它的职能就显得多余了；说到县人大，监督是苍白无力的，在理论上，人大监督主要是指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对其所产生的“一府二院”的监督，事实上，“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监督失去了作用；县政协这个领导班子，群众称之为是干部“养老院”，完全是个摆设，在一个县级地方有什么政治协商和统一战线的？

谁都知道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机构林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但改起来就是难上加难！为什么难？难在哪里？

难点一、党政分开造成了党与政之间机构重复，权力交叉，不知哪位高参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必然要分开设立机构，党委与政府必然要“另起炉灶”，这样一来就会多出许多机构来。在中国一党执政的社会里，省以下完全可以党政合一，目前乡镇实行的“书记镇长一肩挑”不是很好吗？县级书记县长也可以一肩挑。这里并不是搞权力集中，而是权力精简！

难点二、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依然沿袭着过去那套“权力行政”、“父母行政”，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没有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还没有从“人治”走向“法制”，没有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仍然沉溺在大量的社会事务管理中不能自拔.现如今,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管理难度越来越大,要管理这些大量的社会事务，就必然需要相应的机构去处理。因此，政府一日不转变职能，这些大量的机构就不可能撤消。

难点三、党政机构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涉及到机构精简就会涉及到权力和利益，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权力”拥有对干部的“批发权”，没有了这些机构，“权力”也就没有了“消费市场”，将干部“批发”到哪里呢？由于执政者往往把官职作为“战利品”和“囊中之物”，这就是官吏腐败的资本！如中央提出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是必须坚守的一道底线,但事实上,从乡镇精简的人员还是变着法安排到了县直部门,骗老百姓呢!

难点四、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养尊处优的衙门作风，层层设置机构改革的障碍，使机构改革难上加难。这股庞大的势力当然是不愿意改革的。一些管理机构，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吃、拿、卡、要”现象十分严重，群众最希望改革的就是这些衙门，恰恰就是这些衙门成为中国机构改革的最后堡垒。

为推动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包袱,中央出台的措施是:中央财政对各地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但愿这一举措取得实效！